□黄　奎

新近问世的《汉译佛教经典哲学》（杜继文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18万字），对于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在中国古代的传译情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堪称佛教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众所周知，汉译佛教经典卷帙浩繁。据佛学大师吕澂先生《新编中华大藏经目录》，从东汉末年到北宋约九百年时间，陆续翻译并流传下来的包括经、律、论、密在内的域外佛典大概有一千五百种、五千六百卷以上。杜继文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跟随吕澂先生研读佛典数年，80年代初在北大哲学系讲授“佛教哲学概论”时对于读经心得曾有所总结，本世纪初因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而有机会对以往的读经心得进行提纲挈领、系统深入的总结。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一书，对于浩瀚的佛典译籍主要选择“对中国思想和佛教哲学影响重大的经论”和“经论中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部分”。所谓“具有哲学普遍意义”特指“不但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和认识论、方法论，也涉及价值观、伦理观和心理学以及宗教所特有的某些观念”。该书特别注重考察“汉文译籍承载的意识与中国固有意识间的一些交涉”，考察中国佛教对于译籍的吸取和扬弃情况，希图以此有助于理解中国佛教与域外佛教在观念上的区别，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与域外某些思维方式的差异。将佛教译籍视为一面镜子，以此更具体更生动地展现出中华民族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一些历史特点，可谓独辟蹊径之举。

该书认为，进入中国内地的域外佛教，基本上有三个来源：一是古印度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二是希腊哲学的熏陶，三是中亚诸民族土著信仰的影响；而译籍中的哲学部分与以古希腊为源泉的西方哲学更加接近。该书将汉译佛典所反映的佛教哲学体系概括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有部哲学。以“法体恒有”为基本命题，以多元化本体论为基础，以分析还原为方法。二、空宗哲学。以“四谛归于一谛”为基本命题，以“空”为真谛，并系统表达“灰身灭智”观念。三、般若哲学。以“幻有性空”为基本命题，以怀疑论、不可知论为基础，。第四、唯识哲学。以“唯识无境”为基本命题，以“一心”为世界和众生的本体。该书认为，上述四种哲学体系“既可以与西方哲学的某些派别进行比较，从而改写自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以来西方对佛教哲学的认识，也可以作为古代的西方哲学史料，用来对照中国的传统哲学，充实中国哲学史的内容”。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无疑是独具匠心的。

该书精辟地指出，上述四个不同体系的共同点在于反对神创论，反对天帝造人和决定一切之说，大力倡导业力创世说和业力决定论——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面貌和命运，也创造自己的生存环境；个人与环境在业力作用下是绝对同一的，因此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它把痛苦的原因归诸“自我”的虚无和“真实”的不可得；痛苦的表现则集中反映在众生被紧紧缚结在业报法则的锁链中，不得自由；在业报法则面前，世间众生一律平等，不容消灭，不容转移，没有任何例外。这些基本观念，与中国的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和宗法关系是相适应的，因此因果报应说传入中国后首先被接受，并成为贯穿中国佛教全部信仰的一条红线。

该书在相关章节中还对因果报应说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个别的孤存者，人的意志并非绝对自由，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随意地塑造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必然会受制于其所处社会和时代，包括其中的许多偶然事件。个人能够做的，就是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作出有个性的反应，反作用于这个社会和时代。

针对《维摩诘经》中的名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及后人所做的“清净人心以净化社会”的解读，该书指出：“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的本意是要用改变人的观念的方法，改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世界现状从来都是完美的，无需也不能改变，要改变的唯有你的思想；你认为这个世界不好，只能证明你的思想不好。这种自欺欺人地为现实做辩护的言说逻辑可谓精致而狡猾，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关于“不求改变外部世界、只求改变内心世界”的著名说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乘佛教经典在古代中国广为传布，其特定思想的传播与特定时空背景下社会受众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该书对其中一些离经叛道内容的介绍和剖析中展露无遗。一般认为，佛教、尤其是小乘佛教有戒杀、戒淫、戒聚敛等戒律，而一部分大乘典籍却与此相反，如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极高的《大般涅槃经》甚至公开为某些大开杀戒的行为作辩护：“法有二种：一者出家，二者王法。王法者，谓害其父则王国土，虽云是逆，实无有罪，如迦罗罗虫，要坏母腹然后乃生；生法如是，虽破母身，实亦无罪……治国之法，法应如是，虽杀父母，实无有罪。”犯有杀父害母等“五逆罪”的阿阇世王得到长篇累牍的无罪辩护，这样的内容风行于中国古代，对于今人理解中国古代宫廷政治的血腥似不无助益，因为古代的译经事业常常是一种国家行为而远非个人志趣。再如：“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之甚重，犯官宪制，是时父母以怖畏故，若摈若杀；虽复摈杀，无有恶心。菩萨摩诃萨为护正法，亦复如是：若有众生谤大乘者，即以鞭打苦加治之，或夺其命，欲令改往尊修善法。”为了护持大乘佛教，可以杀政敌、杀异教、甚至杀父母子女，无所不用其极。古代西域穆斯林民众被强制改宗佛教，西藏藏传佛教政教合一残酷的神权统治延续上千年，堪称上述经文两则生动的历史注脚，无疑有助于丰富今人对佛教的认知。

该书对于布施和“回向”问题的解剖亦一针见血。佛教中的所谓“回向”一般是指个人所积累的功德善根，无条件地转给他人享有，或作为祝愿他人的依据。而布施，据说就能够培植出施者的善根，而施者可同时将此善根回向于众生和诸佛。该书独具只眼地发现，在一切布施中，《华严经》总是翻来覆去地要求“菩萨”去布施女人，如“施金车，载以己国最胜宝女”、“施乐车，载以童女，容美如天”、“布施宝女眷属善根回向”、布施“妻妾男女”等。该书辛辣地评论道：“做菩萨也实在不容易，首先得有宝女、童女可供布施；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妻妾贡献出来也行……记得华严宗的法藏说过，穷人是做不了菩萨的，因为只布施一条，他就过不了关。”

总之，《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一书既有关于佛教经典传译古代中国的宏大叙事和综合运用中国、西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思想资源处理研究对象的纵横捭阖，又有对于佛教史上若干舛误成见或敏感问题的无情揭露和细微解析，甚至与基督教的比较评判也时有所见。该书对于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汉译佛教经典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于时下那些奉宗教为圭臬的精神乞丐式的学术乡愿可能也是不可多得的当头棒喝。

拓宽视野或者深究起来，该书对于佛教经典传译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封建皇权统治策略或柔性牧民术的关联等问题，显然还可做更多的探讨。但面对一个年近八旬的长者奉献给世人的如此厚重之作，我们除了表达敬意、暂息惭愧之意、求疵之心之外，更多的恐怕应该是自勉自励，沿着学术前辈开辟的正确方向走下去。

（《宗教与世界》2009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