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奎

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从那时起，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及人类进步事业，迄今已不懈奋斗了近170年。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从那时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续形态（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的指引下，为反抗剥削压迫、争取自由解放、建设美好社会，迄今已不懈奋斗了逾160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90年来，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中国社会变迁、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理解及相应的政策实践对于中国宗教变迁的影响和作用，自然很值得探讨。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如果按照社会转型、政党转型来划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计划经济年代和市场经济年代，革命建设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革命党时代和执政党时代，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宗教研究，根据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轻重来衡量，首屈一指的标志性人物或代表性人物，无疑是任继愈先生（1916.4.15－2009.7.11）。
  需要说明的是，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倾向、思维惯性，相对于日新月异的时代而言，常常具有稳定性、滞后性，因此并不一定与大的历史分期完全合拍或吻合。

二

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被迫融入血腥残酷的世界历史进程。历经一百多年的救亡图存、流血奋斗，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终于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了旨在强国富民的现代化进程。毛泽东时代是在旧中国留下的战争废墟和烂摊子的基础上、在冷战年代战略选择空间相对较小的国际环境中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在近30年的时间里逐步建立健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计划经济为主体、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方式、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特征、旨在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人为失误、历史局限性甚或不可抗力，毛泽东时代也留下许多明显的缺憾，如短缺经济、物资匮乏、政治运动偏多、过于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甚至一度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可能并非毫无理由）等。但在毛泽东时代，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空前强大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水平有限却相对均衡的经济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使那时的人们少有后顾之忧，意识形态色彩强烈且远非繁荣的文化艺术似乎足以满足那时人们的精神需求，而极少甚或根本没有必要诉诸可疑的宗教信仰；对于革命领袖毛泽东个人的热爱乃至崇拜，当然也是考察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信仰状况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总之，主流意识形态浸渗于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使无神论日趋成为大众的底线常识而宗教则日趋衰微，是毛泽东时代的重要特征。
  任继愈先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理解在革命建设年代或毛泽东时代、冷战年代的代表性或标志性人物，1950－6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佛教，曾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凤毛麟角”。
  任继愈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办者、第一任所长，中国宗教学会的创始人、第一任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
  任继愈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生命终点，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立场、学术倾向、思维惯性、主要观点，可极其简略地概要如下：
——科学地认识宗教，研究宗教，唯一正确的方法是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
——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剂。统治者利用宗教麻醉人民需要批判，但更应该为铲除宗教存在的根源而斗争。遭受苦难的信教群众受宗教麻醉值得同情。把剥削阶级利用宗教维持统治和被剥削阶级利用宗教反抗等量齐观是不对的。
——佛教故意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苦”平列起来，饥饿的人饿得难受有痛苦，吃得过饱、胃里油腻过多的人也有痛苦；抬轿子的人肩肿背驼有痛苦，坐轿子的人坐久了腰背酸痛也有痛苦。不论什么阶级，贫民和贵族都有痛苦。他们故意把现实社会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说成是一样的痛苦，故意把幸福和痛苦说得无足轻重。
——宗教的存在除了思想认识的原因外，还有它的阶级土壤和社会土壤。只要有阶级、有贫富、有压迫，人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就为宗教提供了存在的条件。即使社会制度改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不会很快消失。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宗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即使我国只有一个教徒，也要尊重他的信仰自由，不得强迫其改变信仰。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这个事实，可以得到科学的说明，但不能证明宗教具有科学性；承认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不等于承认它有永恒性。那种认为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发挥道德教育职能的看法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同神学作斗争，能够采取的唯一手段只能是思想手段，即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在无神论宣传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夸大它的的作用，把它放在不适当的突出位置上；二是否定它的作用，主张让宗教思想自生自灭。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做得好，可以使赞成无神论的人增多，信神的人减少。退一步说，即使在有神论的外围有一个免疫地带也好。无神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鬼神迷信的沉渣正在假借科学和民族文化的旗帜重新泛起，新的鬼神信仰主要表现为：违背科学常识，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宣扬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贩卖伪科学，宣扬真巫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上述鬼神信仰活动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伪科学和新鬼神说的结合，其理论伪装在于利用错觉、幻觉及魔术师表演等所谓“眼见为实”欺世盗名。因此，我们在努力脱贫的同时，必须努力脱愚。只有整个民族摆脱愚昧，才能真正脱贫。摆脱愚昧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
——在政治上维护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权利，与思想上坚持和宣传科学无神论，是对立的统一，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矛盾。如果只有信仰宗教有神论的自由，而没有宣传科学无神论的自由，那是自由的缺失，公民就失掉了最重要的选项。

任继愈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现在看来至少有如下三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这一点现已成为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宗教学界的底线常识。
（二）对于信教群众或宗教徒的同情。真理在握且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才有资格同情别人。晚近若干年来，事情却在逐渐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表明，宗教信徒虚妄的道德优越感和宗教狂热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野蛮愚昧的、光天化日敢于打砸抢烧的暴徒（许多居然是合法的“寄生虫”）产生了道德优越感？
（三）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要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最根本的应该依靠什么？依靠所谓“正教”，真的能有效地抵御所谓“邪教”吗？1980年代初，宪法中关于“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规定被删除，但任继愈对无神论研究一如既往，孤冷独往。1990年代“法轮功”邪教发难及取缔后昂贵的治理成本，不仅证明了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非凡洞见。2009年7月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令人发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其间隐含的宗教因素，尤其值得所有倡导宗教认同、轻视甚或反对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但理性犹存的人沉痛反省、深刻反思。
  质而言之，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冷战年代、革命建设年代或毛泽东时代的特定产物，宏观上是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作为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学者，任继愈先生以中国国内为主要学术视野，这一点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不难理解的；其穿越时空、至今仍然闪光的真知灼见，在毛泽东时代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的反衬下无疑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三

19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或后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是在毛泽东时代创设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继续前行的，是在大胆引进外部资源、积极整合内部资源的过程中完成结构性变动和社会转型的。以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工业革命为肇端、早期充满血与火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迄今已演进为以跨国垄断资本为主导、“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全球化动态图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内受制于人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对外受制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或“生态食物链”中的不利地位，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发展失衡、两极分化、腐败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等。于是，对内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不同而和”，避免社会分裂乃至崩溃；对外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强调“和而不同”，避免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便成为当下中国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愿景。
  就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层面而言，由于晚近三十年“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随着中国“文革”乌托邦幻灭、苏联东欧崩解、国际共运式微，随着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结束、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趋势走强，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大背景相呼应，后冷战年代中国社会内部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已发生深刻变迁，信仰多元化生态景观在当今中国已渐趋成为不争的事实——制度化传统宗教、弥散型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历久弥新，意欲有为；新兴宗教及可疑的膜拜团体甚或邪教潜滋暗长，蠢蠢欲动；与“淡化意识形态”、“不争论”的主流语境相龃龉的无神论话语，正日益陷入鸡肋般的边缘化困局——任继愈先生最后的学术遗愿是重振中国无神论事业，这究竟是刻舟求剑、还是高瞻远瞩，中国无神论事业未来前景如何，无疑值得一切有志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有识之士拭目以待。

四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中华民族170年内忧外患，170年苦乐参半。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赤县神州60年覆地翻天，60年沧海桑田。
  与风云变幻、岸谷陵替的国际形势相关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兴衰起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也经历臧否毁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晚近30年来，中国宗教学界对于宗教的认知，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如经典命题“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的理解，不仅受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主流意识形态嬗变的制约，而且受到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升降沉浮、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同时还与研究者歧异参差的身份背景、认知学养、利益诉求等密切相关，其思维形态或“正本清源”或“另辟蹊径”，或“托古改制”或“指鹿为马”，或“爱屋及乌”或“刻舟求剑”，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理解，远非纯粹的学术话语，而是有着特定的“路径依赖”、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在国际上的冷战年代、国内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时代走向成熟的，其贡献和价值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理解的开创与奠基，对于宗教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历史作用、尤其是中国佛教思想实质的洞烛入微，对于无神论数十载矢志不渝、历久弥笃的坚守，使任继愈先生无可争议地成为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暨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宗教学领域划时代的宗师、里程碑式的巨擘。

谨以此文，纪念刚刚与世长辞的任继愈先生！
  以学术方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一生的任继愈先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也是后续时代必须正视和敬仰的意识形态标杆。
　  哲人其萎，精神长存！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最后，也希望借此机会，向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70年来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坚忍奋斗甚至献出生命的民族英雄、志士仁人们，特致崇高敬意！
　  2009-7-12草

（原载《我们心中的任继愈》，中华书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