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崖崩坍了，这个消息使我大吃一惊!郑岩君告诉我，就在1996年初，黄石崖摩崖窟造像的西部山崖崩坍。部分龛像和造像铭记已随着崩坏的山岩坠下了山谷。历史的陈迹将不再存留!就在崖岩崩坏前不久，一位老人不辞辛苦地修好了通往黄石崖的山路。以山石垒就的层层台阶，不知洒下了老人的多少汗水。可惜路刚修好，崖面即遭损残。不知是不是老天有意跟他作对?
　  黄石崖是山东济南附近的一处佛教摩崖石窟造像。其位置就在济南城南的千佛山后面，即千佛山以南的螺丝顶山之阴近高峰的崖面。这里原属历城县，现在则属济南的历城区。从千佛山上遥遥望去，可见对面有一块黄色的崖面，这就是其名称的来缘吧。虽然千佛山和黄石崖都有佛教的摩崖造像，但黄石崖的时代却比千佛山早得多。黄石崖是北魏至东魏的造像，而千佛山则是隋代的造像。而且黄石崖造像在全山东的石窟摩崖中也是最早的作品。因而在山东的石窟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就是在全国的石窟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黄石崖的龛像中有北魏正光四年（523）的造像记。还有孝昌二年间题记、建义元年题记以及东魏元象、兴和题记。造像有一个天然大窟和28个小龛。我在十余年前已去考察过。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同去实习考察的还有留学生冈田健先生和另一位同学陈聿东。1995年我又去过，以后根据考察记录等撰写了简报发表在《文物》上。1996年夏因《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的工作来山东，见到山东博物馆的郑岩先生，准备再赴黄石崖时，才知道上述消息。其实郑岩与广州美院李清泉先生，已多次在黄石崖工作，作出了实测的立面、平面图等，可惜我却孤陋寡闻，一点不知，如今知道这一点，我不由地肃然起敬。
　  登上黄石崖，感慨良多。顺着刚铺好不久的山路，接近摩崖龛像时就可见巨大的岩石崩落在山谷中。黄石崖造像东西延展原有36米，现在西端约十米的山崖由上面高处崩坏，原第20龛以后的龛像及题记几乎全部崩坍。仅有第26龛因位于山脚，位置最低而“幸免于难”。中国的石窟摩崖造像的遗产是十分丰富的。最著名的云冈、龙门、敦煌有三大石窟支称。新疆库车的克孜尔、中原北方的巩义大力山、南北响堂山、天龙山、安阳小南海与灵泉寺、山东济南的千佛崖、青州驼山、云门山、四川的大足等都很重要。但是千百年来，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原因，这些宝贵的遗产遭到了极多极多的损坏。我们愧对祖先。
　  黄石崖的造像早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其造像铭文题记，具有北朝时民间书风的强烈特点。孙兰凤与赵超先生在《北朝石刻造像题记十件》一文中选取和论述了黄石崖的孝昌二年（526）造像记。并认为其笔法方硬、棱角分明。体现出民间书风粗放的特色，但结体结构中仍有南朝楷书的影响。
　  清末民初时黄石崖造像题记就为许多人所印拓。《中国金石集粹》石刻造像部分以原大精印了黄石崖北魏正光四年（523）法义兄弟姊妹造像记、孝昌二年（526）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造像记。现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竟藏八件有黄石崖造像拓本。《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就收录了北魏正光四年造像记（附乔伏香造像记）、孝昌三年（527）法义兄弟一百余人造像记。建义元年王僧欢造像记、大涅槃经偈、东魏元象二年（534）乞伏锐造像记、元象二年姚敬遵造像记与兴和二年（540）赵胜习仵造像记。所出的这些拓本原为缪荃孙（继珊）之《艺风堂》以及顾千里等人所收藏。这些像记中极为珍贵的是东魏乞伏锐造像记、以及大涅槃经偈。清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元象二年乞伏锐题记还在崖上，陶良锦先生在《东魏齐州长史乞伏锐造像记跋》中说他于光绪初访得黄石崖，因其酷嗜古人书迹，因而想将此记凿下移至库中，避免履险摹拓工难精良之憾。光绪庚寅（1890）年时，他已架木依岩，拟取题记。但此事久已为帖贩李剩仔等垂涎。李假托绅士名借张巡抚之力阻止此事。至光绪甲午（1892）年。此记终为李等人凿去，且将记石断为四截。黄石崖山石崩坍，亦与以前人为破坏有一定关系。在济南的另一处重要的隋代摩崖造像——玉函山，也有一处罗宝奴造像记遭到了同样命运。
　  至于大涅槃经偈，其记载来历有些模糊。据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引清代夏曾德纂《历城金石续考》言，诸城尹彭寿所撰《山左六朝碑存目》中载有大般涅槃经偈。记中说此经偈无年月，在黄石崖最高处，昔曾见拓本。但查现存尹彭寿此书中却没有这条记载。所幸北京图书馆存有保留下来的拓本。拓本上有陆和九（琉璃厂庆云堂主）戊子年（1948）题记。记中说此拓为未断之前的完好拓本，现石已裂为三。而北图的记叙说此石曾归潘祖阴，已佚。数记皆言此拓为黄石崖，而且当时不瞭是一拓再拓而损断石面。但北图题此拓为“大般若涅槃经偈并造像四龛”。经名不确。其实此经仅题为大涅槃经偈。经笔者查对。其前面“诸行无常……”至“……常得无量乐”为经偈，随后“尔时无尽意/菩萨”至“观世音菩萨”实为《妙法莲花经·普门品》起首的内容。此经倡字体的确为北魏书风，于魏碑体中蕴楷书意味。书写相当端秀，有较浓的书卷气息。与黄石崖前其他题刻强烈的民间意味有不同。
　  黄石崖造像也受到外国学者的注意。1921年（大正十年）日本常盘大定曾去考察，以后在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著、龙吟社1938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刊登了一些黄石崖的图片。从这些图版与今天的情况对照，也可以比定出一些造像的损毁。例如在黄石崖唯一的天然大窟之西壁，最右侧的一龛小佛像。只有从这帧早年照片，才能看出这里原有佛像。另在孝昌三年与建义元年题记的东侧之第17号龛中，现存只有一佛二菩萨像中的两个胁侍菩萨像，中间的主佛立像已不存。但在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刊发的图版中，这一龛中的主佛立像依然存在。黄石崖造像还留下了日人佐佐木与河野的题名，但他们去黄石崖的年代和所做所为就难以得知了。
　  1928年前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工作的一些外国专家也曾去黄石崖踏察。开始仿佛仅是访古兼游览的性质。齐鲁大学医学院的莫顿·史密斯小姐参加了这次探访。至1935年春她又故地重游，在千佛山以南的陡壁上又见到了这些雕刻。同去的还有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詹姆斯·门杰斯教授。他们将这件事告诉林仰山（F．S．Drake锥克）先生时，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林仰山先生是英国学者，他在山东早期的考古活动中是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受以收藏研究甲骨文而著名的加拿大人明义士（J．M．Menzies）影响很深，两人同于30年代任教于齐鲁大学。并去青州（益都）苏埠屯遗址进行调查。
　  就在这一年的11月16日，史密斯小姐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再去黄石崖作了探访。虽然林仰山为他未能成行感到遗憾，但此次访查时门杰斯教授和他的助手陈安昆（译音）先生肯定了这就是县志上所记载的山东最早的佛教雕刻——黄石崖。
　  一周以后，林仰山先生与齐鲁大学的克劳德·萨金特先生去了黄石崖。他们作了摄影、绘图和记录。随后，林仰山将他的考察结果写成了论文，发表在1936年的《中国杂志》上、（《The China Jonrnal》Vol．XXV．No．4，October，1936，PP．194-203）虽然今天看来，文章有些粗略，但主要的内容他都介绍到了。他还注意了在黄石崖崖面前滚落的大石块下的两处造像。可见当时已有带造像的石块崩下，但不知是否与凿乞伏锐造像记的行为有关。

　  此后一直到50年代，山东艺术师范的荆三林与张鹤云。对山东济南周围的佛教石窟与摩崖造像作了一些调查。其中也包括了黄石崖。他们的撰写的一些文章中也都提到和介绍了黄石崖的有关情况，也发表了一些照片和拓片。他们的文章还引起了与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作者的讨论。因为山东较黄石崖更早的佛教中心是在柳埠的神通寺。从十六国时高僧竺僧朗就在此建寺说法，影响很大。当时就有朗公谷之称。现存佛窟像的最早遗迹是在黄石崖，黄石崖距济南较近。当时造像施主仍有地利之便。大家对佛像发展的路线和影响途径发表各自的观点。近来李清泉先生在自己的论文对此也提出了一定的看法。笔者以为，僧朗与神通寺作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对周围产生影响是肯定的。黄石崖主要是由当时的造像组织——“法义”所施造。（从造像题铭来看，北朝流行的邑义造像，在此均以法义的名称出现。）邑社造像以窟像和单体造像为多。窟龛造像自然要选择崖面，距城区远近也有关系。与佛教及艺术传播路线似乎关系不是很大。对此方面应多注意黄石崖邑社造像成分的情形。与造像组织如邑义、法义组织结构的等问题来多方联系考虑。
　  山东的佛教确有传统，朗公的记载与灵岩的胜迹。使神通寺、灵岩寺两大寺庙有两大中心及放射源之说。但是从现在的实物遗存、窟像摩崖来作深入的研究也确有必要。黄石崖摩崖龛窟造像的规模虽不算很大。但有一定的重要性。一方面在山东是最早的窟像；另一方面与龙门等主流石窟也有密切的关联。因为离城较近，考察不算困难，也是探查访问人较多的原因之一。这处重要而有特色的早期石窟，更重要的是应注意进一步的保护。其崩坍毁坏、即使是部分的损毁也令人扼腕叹息!
（作者：张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