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一样，也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不可能孤立地得到解决。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阶级社会，只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广度、深度、烈度、程度总体上以非对抗性为主而已。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一定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存在又会产生反作用。

抱持不同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会对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有神无神博弈问题形成不同的看法、话语乃至话语形态。这些基于不同政治经济学立场或考量的话语形态，又会对宗教的存在状态、宗教问题的解决及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产生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效应或后果。

一、统战话语

1、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90年奋斗历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强调宗教是人类试图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马克思语）、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及中国语境中的“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无疑有助于建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愿景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2、统战工作的成功有助于降低执政党的社会治理成本。在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刚性底线的前提下，能否以灵活务实的统战话语感召、吸引宗教精英，使之成为国家民族奋进征途上的同路人甚或亲密友人，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兴旺发达与否产生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效应。

3、历史和现实表明，统战政策和策略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善于对宗教组织及相关人群进行适当的必要的阶级阶层分析。统战对象应当仅限于宗教界上层人士，如果扩大至因社会变迁而日益增多的一般信教群众，则统战成本将会越来越高，以致最终无法承受。

4、中国共产党作为无神论政党，应当最大限度避免“统战者被统战”的现象，始终保持世界观的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和足够敏锐的政治鉴别力。

二、法治话语

1、宗教信仰自由，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以及西强我弱的严峻现实，使得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的宗教法治话语兼具意识形态属性、爱国主义特征和政治经济学成本收益考量。

2、宗教信仰自由在实质上是一种消极自由——类似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自由选择”不同资本家时的那种必然要受剥削的自由——表达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对于各种并未危及其根本利益的宗教信仰的容忍和怀柔。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无神论表达的是一种积极自由。无产阶级政党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应当致力于弱化以至消除宗教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从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把人们从形形色色的迷信和妖术中解放出来。严峻的现实情况在于，苏联东欧的失败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当代中国的感召力日趋弱化，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支柱崩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消极负面现象使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美好远景显得越来越遥远。尽管如此，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和广大青少年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历史、对人民群众、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真正负责任的表现。由于千百年来芸芸众生习惯势力、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原因，由于国际交往和外部渗透日益加深的原因，更由于社会变迁中层出不穷的负面效应及无法预知的天灾人祸，宗教有神论仍然保有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通过制度安排承认并保障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合法性是有限度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区别在于，执政者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持续不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努力，帮助相关民众逐步超越宗教信仰自由这种“必然王国”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在中国乃至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走向与无神论和科学理性精神相联系的“自由王国”意义上的积极自由。

3、在民族国家作为竞争单元或实体远未过时的当今世界，在宗教事务管理问题上，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掊击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凯撒”之类将“政教分离”绝对化的宗教无政府主义僭妄，解构西方敌对势力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话语霸权，击毁洋奴们的所谓“世界公民”的虚幻优越感，防止“特殊公民”甚或“第五纵队”的出现，最大限度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无神论是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沙文主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天敌。

4、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求将宗教信仰变为公民个人私事；中国古代处理宗教问题的“大一统”政治传统，久已形成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邓小平倡导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原则远未过时；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在宗教法治问题上可能会有持续不断的“帕累托改进”[2]式举措，但其总体趋势应该不会偏离法治成本最小化、国家民族利益最大化的方向。

三、意识形态话语

1、意识形态一般指某个阶级、利益集团甚至国家所持有的世界观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可以影响和左右人们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可以影响和左右一个社会的社会变迁，节约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各种行为费用；可以服务于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定义和改变人们的行为取向和偏好。

2、宗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即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基本看法（“颠倒的世界观”、类似鸦片的麻醉作用）主要是持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态度，且主要目的是批判宗教赖以产生和存续的社会制度根源。

3、世界范围的宗教现状与社会经济基础尤其是私有制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中国晚近若干年的社会变迁，在取得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消极负面现象。其中，宗教热或宗教乱象得以产生和存续的深厚社会根源，就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私有化进程及剥削压迫、阶级分化现象的有增无减。阶级分析法对于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远未过时。

（1）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及阶级分析法

江泽民2001年底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问题的经典看法：“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对人类的压迫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劳动群众受到这种压迫又无法解脱，就往往到宗教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剥削阶级也利用宗教作为控制群众的精神手段，削弱劳动群众的反抗意志，分散劳动群众的反抗力量。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讲的。因此，必须进行社会变革，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除宗教存在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3]

晚近若干年来，国际国内因素杂糅纠结，阶级话语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之一日渐淡出，原本并不重要的民族话语、宗教话语日益凸显。

宗教有神论在社会变迁的局部时空中或许能起到某种疑似有助于“维稳”的镇静剂、清凉剂效果（虚幻的心理学效应不可能长久），但在总体上和根本意义上是有利于剥削阶级、非劳动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

（2）晚近中国宗教热的主因

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民文化教育水平总体提高的大背景下，晚近若干年来中国的宗教问题非但没有淡化，反而出现信教人数持续增长、甚或“宗教热”的现象。其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看法，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得以滋生和存续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根源、尤其是阶级根源。列宁说：“‘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为穷光蛋，甚至活活饿死。”[4]

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从根本上说是对于社会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的超现实映射或叙事。那么，晚近中国的社会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究竟如何？来自学界的某些相关调研及其结论当然值得重视，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恐怕还是晚近来自执政者的声音。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2011年3月10日在“两会”上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5]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2011年3月16日指出：“当前一个涉及全局的矛盾是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在各种要素中的回报率过低，穷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公平的理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较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将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同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当前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在改革发展中获益较少，被称之为弱势群体，在思想上有失落感，再加上时而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中易于滋生不满情绪。在国内外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决不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须关注的议论。”[6]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2011年6月12日指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7]

来自执政者的声音告诉我们，社会变迁中的私有化倾向非常危险，两极分化现象正在引发关于党和国家是否变质的质疑，而阶级阶层分化的严峻现实甚至会影响到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仅就宗教问题而言，快速增长的信教人数大多来自所谓“弱势群体”或“失败人群”，与“强势群体”或“成功人士”形成强烈反差，这一不争的事实使得风行已久的所谓“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基本消失”说面临窘境。

4、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晚近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迁，导致中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嬗变。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混乱（不问是非对错、只问利弊得失），包括对于宗教问题的混乱认识，所导致的实际后果和现实危害（如西藏、新疆问题中的宗教因素、“家庭教会”问题及“法轮功”邪教问题等），已经和正在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及普罗大众科学世界观的生成产生不利影响。世界观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精神污染”的治理成本上升和危害预期加剧，正使得冷寂多年的无神论宣传教育问题呼之欲出。

晚近中国政治语境中的主流话语是：对外“韬光养晦不出头”，不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对内“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不折腾、不走回头路”。这一切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现实不得不一再妥协，很难再保持原有的意识形态纯洁性。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世界观底线——无神论立场不能放弃。

四、无神论话语

毋庸讳言，如何正确认识和审慎处理宗教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关系，始终是晚近若干年来一个令人头痛的老大难问题。

1、如果以鸦片战争或新中国成立为参照性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由于晚近若干年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已经和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散和城市国营企业的转制，近乎无限责任政府暨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退隐，破私立公的革命传统日渐衰微，国家权威和社会保障无法覆盖之处为宗教有神论的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以1990年代为例，当时的文化热大潮中传统文化糟粕的沉渣泛起、邪教的蠢蠢欲动、异域宗教的乘虚而入，与下岗失业、病无所医的工人，困苦无告的农民，革命意志衰退的老干部[8]，似乎就形成了某种复杂的疑似供需关系。而热衷附庸风雅的某些“肉食者”、“不义而富且贵”的买办权贵、见利忘义的文化乡愿所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或明或暗地鼓噪“告别革命”、“不走回头路”、拥抱“普世价值”、“与国际接轨”、做“世界公民”，在极力反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同时，极力鼓吹“宗教是个好东西”[9]，企图充分发挥宗教的麻醉作用，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格局。

2、我们认为，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宗教有神论得以产生的自然根源和认识根源不断弱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晚近若干年的社会变迁使得宗教有神论得以产生和泛滥的社会根源日趋复杂化，其中的阶级根源如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所带来的阶级分化日趋严重，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和天灾人祸等无所不在的偶然性以及对外开放条件下国外可疑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使得形形色色的宗教有神论、封建迷信[10]甚或邪教在特定时空情境中以巧言令色、蛊惑人心的方式对某些易感人群产生相当的吸引力，而无神论本身并不能直接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更无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而在“经济挂帅”的年代被边缘化似乎也是并不奇怪的事。

3、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无神论与宗教有神论之间的话语博弈，是晚近若干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一个缩影。以1980年代初“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等文字从宪法条文中消失为肇始和标志，宗教有神论话语日渐红火或猖獗[11]，而无神论话语日益陷入疑似鸡肋化困局，从一个侧面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感召力已日弱一日。受党教育多年、一直以“永远跟党走”为人生座右铭的很多人，现在最大的困惑却是不知道党到底要往哪儿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成了一种陌生而遥远的记忆，主流意识形态似乎早已丧失将普通民众日常的生活劳作与未来某个远大目标联系起来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人日渐丧失归属感、意义感、方向感，日渐陷入无可名状的生存焦虑。不愿沦为经济动物的普罗大众需要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精神支柱，如果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不了，宗教有神论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就会乘虚而入，取而代之。有神论和无神论在哲学上、在世界观层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同水火，不可能有调和的余地——在社会政治层面当然另当别论，宗教信仰自由由执政者提供宪法保障和政策支持——无神论在话语逻辑上的战斗性事实上是被有神论逼出来的，这种战斗性常常因为不合时宜而被和谐愿景的紧箍咒打入冷宫，但是压制能让真理长久沉默吗？

4、中国在有神无神博弈问题上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无论时空如何变幻，中国文化中“敬鬼神而远之”的“弱无神论”传统对于民众的影响始终不曾衰歇，中国人儒道互补的人格结构和文化传统、心理惯性，使得任何宗教狂热都很难在中国社会真正形成气候。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点。但是另一方面，纯粹理论形态的“强无神论”话语，尤其是与唯物史观相关联的科学无神论，其前途命运则与执政者的经济社会政策及其制度安排（如全民社保制度）密切相关。晚近的研究表明，1990年代，集本土文化糟粕之大成的“法轮功”邪教的蔓延和猖獗与当时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的“下岗”现象正相关，与医疗产业化政策导致的“看不起病”现象正相关，而异域宗教在华得以非常态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多数信徒因患病或因家人患病而“看不起病”或“看不好病”，在绝望中向乘虚而入的洋教寻找希望。如果“窥一斑而见全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窥此“一斑”而见的或许是如下的“全豹”：解决不好社会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或民众的现实苦难问题，削弱不了宗教有神论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土壤，那么无神论宣传教育必然会被边缘化、鸡肋化。

5、可以断言的是，不致力于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不致力于削弱以至逐步消除宗教有神论赖以滋生和蔓延的社会土壤，仅仅指望以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来遏制宗教有神论的扩张，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2011年3月中旬全国范围突发的抢盐风潮表明，如果执政者缺乏强大的物质力量，“无盐（言）以对”，不能向民众提供充足的盐等生活必需品，那么形形色色的“谣盐（言）”满天飞所催生的恐惧感，“无盐（言）的结局”所催生的民众对于“盐王爷”[12]的敬畏或迷信，如同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恐惧产生神”的现象一样，将会使执政者陷入“哑口无盐（言）”、“有苦难盐（言）”的失语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列宁所说的“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作为现代宗教“最深刻的根源”不能被框限和削弱，那么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将会丧失最起码的社会基础，而“盐王爷”之类神祇的闪现和流行将会成为再正常不过的宗教发生学范例。无需多言的是，与冷战年代、“自力更生”时代、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后冷战年代、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时期的无神论教育面临着更为艰难复杂的局面和前景。

6、总而言之，无神论在晚近中国陷入疑似边缘化困局的主要原因在于：无神论的前途命运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密切相关。无神论的边缘化困局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关，而宗教有神论在世界范围的现状则与剥削制度、私有制的广泛存在密切相关。因此，无神论的真正胜利，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有待于“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五、结语

1、在阶级话语（被）隐遁、“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13]成为时代特征的政治语境中，从话语构建的角度而言，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宗教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其统战话语、法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无神论话语的有机统一，使得宗教问题的“成本收益比”优化解决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某些表述，实际上常常是其统战话语、法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无神论话语不同比例的混合物。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同理解，可能基于或常常源于对其统战话语、法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无神论话语的不同侧重。而偏重于某一种话语形态，最终难免出现解释力下降、“边际效用递减”[14]现象，此时必然会催生出穷则思变、矫枉纠偏意义上的思维创新和话语更新。

2、应当从我党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辩证统一体的角度看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同话语形态，以足够的政治智慧优化整合、学以致用；否则，固着于革命党和执政党的简单切割，不仅会失去高屋建瓴、居高临下的话语优势，还会在国内外日益复杂的宗教情境中进退失据、动辄得咎。

3、宗教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时代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后毛泽东时代则逐渐演变为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能否暨如何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角度观察宗教问题，下述判断或许值得特别关注：在全国国民教育系列的各级各类学校，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甚或因地制宜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帮助青少年学生增强思想免疫力、树立科学世界观，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兴旺发达具有重要意义；在边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无神论作为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对于抑制宗教狂热、破除宗教迷妄（如破除对达赖的迷信）具有“破心中贼”的治本作用。

4、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15]

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考虑，在风行多年的不少核心话语或时代关键词因时过境迁或“审美疲劳”而淡出或即将淡出的时代语境中，要真正超越利益诉求分野、推进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6]，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7]的大前提下，从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对待作为社会总问题一部分的宗教问题，以创新思维实现宗教工作和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工作的话语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可能是当务之急、明智之举、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2]“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指在某种经济境况下如果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交换，至少能提高一部分人的福利或满足程度而不会降低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或满足程度。

[3]参见江泽民《论宗教问题》（2001年12月10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页。

[4]参见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379页。

[5]参见新华社2011年3月10日电。

[6]参见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1年3月16日）》，载2011年4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7]参见《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载2011年6月24日《南方周末》。

[8]2011年底，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撰文指出：近年来，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及党员信教的诸多“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员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要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当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责任。详见朱维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求是》杂志2011年第24期。2013年6月10日，朱维群接受采访时，又再次重申“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

[9]2013年9月，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撰文指出，当前国内外一些人极力制造种种谬论，诸如：“惟有神论才有信念、有文化、有道德，而无神论则导致社会物欲横流；今天中国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是中国人不信宗教特别是不信基督教；中国当务之急是对中国人进行宗教信仰补课”，等等。这些谬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指出：恰恰相反，无神论传统不仅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包括道德提升的一大优势。我们当然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我们决不学习西方的迷信思想，决不放弃自己无神论的特点和优势。详见朱维群《为什么不问苍生问鬼神？——谈保持共产党人世界观的纯洁性》，《求是》2013年第18期。

[10]在新中国政治语境中一直是贬义词的“封建迷信”近些年来被学界逐步正名为“民间信仰”，但最新的官方文献仍然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新华社2011年10月26日电。

[11]2013年8月1日，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反思历史教训时明确指出：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详见2013年年8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西藏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新疆的情况类似。

[12]“盐王爷”与“阎王爷”同音，更有可能让弱势群体、心理脆弱者或宗教易感人群不寒而栗。

[13]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14]“边际效用递减”指一个人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的数量增加，其总效用虽然相应增加，但物品的边际效用（即每消费一个单位的该物品，其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量）有递减的趋势。在社会管理中，一个政策出台以后，刚开始往往管理或者规范效应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的功能就越来越弱了，越来越不适宜社会管理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政策的管理规范制约或引导效应在不断减弱。

[15]参见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新华社2008年12月18日电。

[16]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参见新华社2012年11月29日电。

[17]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参见人民网2013年8月20日电。

（注：原载曾传辉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现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