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也是我在社科院工作的第11个年头。回想自己入院11年的学术研究经历，不禁心潮起伏，感怀良多。

回首十年学术历程

2006年7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毕业，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根据所里的安排，我最初在科研处锻炼半年。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我较快熟悉了宗教所的基本情况，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佛教研究室工作后，我继续补充、完善自己的博士论文。2008年7月，拙著《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出版。该书于2013年获世界宗教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14年1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随后，我参加了由我院学部委员魏道儒主持的院重大课题、创新工程项目《世界佛教通史》，承担的第十三卷《亚洲之外佛教》于2015年12月出版。2014年年底至今，我参加由魏道儒老师负责的《中华封建社会宗教思想通史》（王伟光院长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华思想通史》的子项目）工程。参与《清史·宗教志·佛教篇》以及《辞源》第3版的修订等工作。此外，我多次参加宗教调研活动，撰写调研报告，为国家妥善处理宗教问题献言献策。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回想11年的学术经历，我能够取得一点成绩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学术研究的立场、方法而言，首要的一点就是一直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列宁在《论民族自觉权》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中，我不孤立地看待清代佛教的现象和问题，而是将它们置于整个清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考察，坚持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来说明历史。

今年5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的日子。双喜临门，不胜欢喜。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广阔，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其中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领会、贯彻落实。在此，自己仅就习总书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来谈一点心得。在我看来，我们国家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和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它们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受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迄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上，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应该努力研究当前我国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回应时代的召唤。

心怀感恩  继续前行

在这11年中，伴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我的学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资待遇有了较大的提高，职务得到相应的提升。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进行研究，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和繁荣感到由衷的高兴，心怀感恩。

世界宗教研究所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我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宗教所领导的培养和帮助，离不开全体同事的支持和鼓励。例如，在刚入所时，我家里有点困难，所领导给予我困难补助。当我就在研究中涉及的其他宗教的内容而向同事求教时，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使我在研究中少出差错。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对宗教所，我心存感恩。

《现代汉语词典》将“学者”解释为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这没有错，但我更喜欢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它：学者——学习的人。在学术这所无边无际的“高等学府”里，不敏如我，永远只是一名喜欢问“为什么”的小学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2017年3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