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第1期《现代哲学》上，我发表了《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因素》一文。2002年3月，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以同样的题目作了一次讲演，引起写过《哈佛心影录》、《哈佛哈佛》、《哈佛采微》著名作家张风女士的赞同，对发言进行褒奖。实际上这篇文章和我的发言还没有把问题说透，事实上也不可能说透。我认为该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中国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显学之一

普世伦理的成立，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是因为具备了三个必要的条件：地球村的形成、价值观的趋同、“和而不同”这一普世伦理可能存在的形式。因此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一份《世界伦理宣言》。特别强调了两点，其一是坚信，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无条件的准则，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一切家庭和团体、一切种族、国家和宗教。其二是在各种宗教的教义中存在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而这正是世界伦理的基础。这是对普世伦理建立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确认。普世伦理是全球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全球伦理，它必须照顾到全球各方面的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如东方与西方、宗教界与非宗教界、男与女、老与幼等等，它必须涵盖普遍能够接受的伦理。就东西方来说，因为儒家不排斥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敞开胸怀、海纳百川的气概，因此不会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就宗教界和世俗界来说，普世伦理必须既要超越宗教，又要超越世俗，而在这方面，正如拙文《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因素》所指出的，只能是既有宗教性又有世俗性的儒学才具有这样的性质。

世界文化当今出现的一种有趣的现象是世俗文化有宗教化的趋势，宗教文化有世俗化的趋势。中国的儒学由于本身有宗教性和世俗性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历史上虽然没有演变成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大宗教，但是从近代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把儒学演化为一种宗教，从香港孔教学院的努力来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然还不至于在短期内把儒学演化为宗教，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能绝对排斥。这说明世俗文化的宗教化趋势。而从宗教世界的世俗化方面来说，印度教中有两位改革家克里希那和辨喜，他们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印度教世俗化。他们提倡一种“梵”的世界观，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种无形式、无属性的绝对存在，即“梵”。梵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万物的归宿。梵显现为万物，万物最终回归于梵。他们既强调信仰的对象是梵，又主张心即一切，万物于心。而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在宗教世俗化方面走得更远，该教甚至被作为一种普世宗教，被当作俗人的宗教。该教废除了教主世袭，废除了圣战和异教徒的概念，提倡“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把祈祷也世俗化，认为工作就是祈祷。该教还建立了一套世俗的教务行政制度，把磋商引进了该制度中。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提倡自由地追求真理；人类一家：宗教乃爱与和谐之因；宗教与科学携手；世界和平；使用一种世界通用性语言；普及教育；男女机会均等；为大众服务；消除极端之富裕与贫困；使神圣的精神成为生活中的动力。（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2002年，第24-25页）儒学能够适应宗教和世俗社会两个方面的需求，具备了普世伦理的条件。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显学。汉语即将成为类似于英语的国际通用语言，其使用范围在急速扩大。在这方面，经常去国外的人感觉是最明显的。记得在1998年去美国时，在洛杉矶、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很少见到汉语写的标志。而2002年我两次去美国，一次是在2月23-3月18日，一次是在6月23日—7月1日。这两次在美国经过的城市有夏威夷、波士顿、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圣地亚哥、圣安东尼奥、达拉斯等地，在这些城市的机场或其他地方，不难看到在醒目处都有中文标志。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中文的地位在美国的提高。

一个国家的文化往往与该国家的地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在唐代由于是当时的强国，所以中国文化在当时也成为世界文化的佼佼者，盛唐气象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落后了，国际地位下降，文化的影响也减弱了。在西方世界，很少有人知道鲁迅、茅盾等中国的知名作家。这与中国国际地位低下有关。改革开发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开始扩大起来，在好莱坞，中国电影也开始受到关注。在哈佛大学，儒家的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儒学得到学者们的重视，每年都要举办多次有关儒学和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教文明对话的学术活动。可以肯定，中国的国际地位继续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会继续扩大，儒学的地位也会扩大。

二、儒学的共同价值观——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内容

对儒家普世伦理的问题，哈佛大学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进行讨论，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有的学者把中庸作为普世伦理提出来，认为中庸足成普世伦理，是因为它满足了普世伦理的三个起码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普世伦理既是跨文化、跨民族（国家）、跨宗教的，因而它就必须是各文化、各民族、各宗教所共同具有的。否则，它就不足以是普世的。而中庸正是轴心时代各大文化传统的“不谋而合”地具有的伦理道德财富。第二个要求是，普世伦理既然是一种普遍地制约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规范，它就必须是具有根源性的伦理，这样才足以制约和规范生活于传统中当代人的思想与行动。而中庸恰恰又是这种道德遗产。第三个要求是，普世伦理既然寻求的是适应现代伦理生活需要的规范，因而它必须是一种能够处理当代重大伦理问题的规范体系。它必然是普适的。而中庸观处理的天地人、政治与伦理、权利与义务、个人与公共诸问题，正可以成为普世伦理处置当今伦理问题的丰富资源。（任剑涛：《中庸：作为普世伦理的考量》，1999—2000学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主持的“儒学讨论会”上的演讲稿，载网络版）但是我感觉到中庸是一种非常难以做到的道德，标准太高，难以实现。中国的圣人、贤人都认为不是容易做到的，一般人恐怕就更难做到了。所以在我看来，中庸作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不大。

《文史哲》2002年第1期发表了季羡林先生的《漫谈伦理道德》，读过以后感到季羡林先生所谈到的伦理道德的三个方面，也正是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三个重要方面。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提倡的是天人合一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儒家提倡的是三纲六纪论；在处理人自身的身、口、意方面，儒家提倡的是修齐论、知行合一论。

应该承认，儒学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伦理原则，也是一种文化结构模式。儒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儒家的天人哲学、伦理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层面。

东方儒学的天人哲学是大致一致的，就是提倡一种天人和谐的观点，认为天与人是同一世界的两个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部分。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体，对自然界这个客体不应该是疯狂地掠夺、无限制地利用和开采、不顾后果地侵吞，而是应该处处想到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人如果得罪了自然界，自然界是会报复人类的。《大戴礼记·易本命》对帝王提出警告说：“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天，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天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因此，古人十分重视斧斤适时入山林。《礼记·祭义》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也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礼记·月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麖，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季夏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荀子·王制》篇谈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些论述正说明儒家的宇宙学即天人之学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它与当代生态学相一致，同时又表现出热爱生命、泛爱万物的纯朴情感，在中国生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却在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依照儒家天人一体的思想，吸取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起生态哲学，从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是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在心的。

西方世界以征服自然为出发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西方人对自然界的欲望越来越大，对物质世界形成了一种疯狂掠夺的竞争，从而破坏了自然界的和谐秩序。最近一些年来，全球环境越来越恶化，天空的臭氧空洞越来越大，气候越来越不正常，这些现象都是对大自然不尊重的结果。东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在当代中国，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生态平衡的做法司空见惯。我们还在重复着西方世界在工业化初期所犯过的错误。西方的有识之士，比如欧文·拉兹洛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

中国的社会与生态非可持续性，较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为危险。尽管一般人都认为中国刚刚迈进产业时代，中国已有长足进步，但这成就是否能维持，关键在于她必须正视的问题：社会生态根本上的非可持续性。（欧文·拉兹洛著：《巨变》，杜默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5l页）

他指出的严重事实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耕地却只有美国的l/10。中国是以全球7％的耕地和全球淡水贮存量的7％，养活全球22％的人口。淮河的191条支流里就有4/5是河水变成墨绿色；80％的河川与45％的地下水遭污染；76％的饮用水不符最低健康标准。而造成这种非可持续性乃是目前城乡的环境、每年流失70万公顷土地、每年增加1400万人口等现状造成的结果。（第52—53页）

古代中国人的生态意识非常值得我们深思。面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大自然已经给人类发出了警告：如果继续不顾后果地破坏自然，其结果最终会导致整个人类的灭亡。在这样严峻的形式面前，东方宏儒季羡林先生提出，人类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没有这个指导思想，人类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破坏自然的现象加以抑制。在开发大自然的时候，应该把“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人类的紧箍咒，使人类在开发之时，不忘应该把和大自然的和谐放在首位。天人哲学是儒学综合思维的典型表现。综合思维要照顾到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中医讲究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用东方儒学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可以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参见蔡德贵：《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儒家的伦理哲学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做人的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三种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人自身与思想的关系。天人关系前边已经述及，此不备论。人际关系的核心，如陈寅恪先生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实际上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9个关系，这9个关系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和朋友。

这9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国家和社会自然会安定团结。当前，我们国家的稳定，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得以建立的前提，而纲纪学说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保证社会的稳定。儒家纲纪学说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强调了前者为后者的纲，这是其糟粕的方面。

而在当代，我们应该加以改革，强调两者之间的平等的关系、相互尊重的关系。儒家的管理哲学涉及的方面很广，其核心是强调道德经济合一论、义利合一论，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儒家强调管理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自身的管理，或者说是自我管理。人自身的管理，要通过修身来解决。修身，自古以来被称作“务本”的功夫，是对孔子“君子务本”（《论语·学而》）的发挥。《大学》强调“富润屋，德润身”，非常重视人自身的道德建设。按照儒家的观点，不管是企业领导者，还是一般员工，人人如果都能做到“克己复礼”，也就可以做到自我管理。在完成自我管理的前提下，进行企业管理，就要容易一些了。在儒家看来，企业管理要突出道德与经济的合一，义与利的合一，崇德与广业的合一。《易经》强调“利者，义之和也”，《大学》强调“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都是道德经济合一论的典型表述。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指出：“据《论语》把算盘，四方商社陆续竞兴。……是《论语》中有算盘也。《易》起数，六十四卦莫不曰利，是算盘之书，而其利皆出于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说合，是算盘中有《论语》也。算盘与《论语》一而不二。……世人分《论语》、算盘为二，是经济之所以不振。”（参见廖庆洲：《儒家的企管哲学》，台湾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在用儒家思想进行管理方面，日本企业界做得好于中国企业界，所以有一种说法，孔子讲道理，日本实践道理。现在中国企业界应该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儒家的政治哲学强调王道政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提倡“己不正，焉能正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强调做清官，为民做主。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礼结构和德治主张，由仁爱之心到礼制，到德治，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进展。“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仁要具体落实到爱人上，而爱人不是抽象的，要通过恭、宽、信、敏、惠、敬、忠等条目的实施，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这种仁爱之心推发到仁政，就可以得天下。儒家向来主张“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把儒家的这些思想应用到当代的社会实际，当政者时刻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把仁爱之心推及到普通百姓，杜绝向百姓索、拿、卡、要，时刻想到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不仅能得以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能有愉快的心情，那么，这样的国家还会治理不好吗？

儒家的教育哲学把教化作为儒家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孔子提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孟子提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这些思想都把教育放在很高的地位。孔子在教育方面，注意既教人做学问，更教人做人，而且把如何做人放在如何做学问之上，这就把培养人成为有德有用之才综合起来考虑，这一思想，在当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人，有了好的道德，再有了好的技术和知识，会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而即使没有很多知识和技术，也不至于对社会形成危害。相反，一个人如果仅有丰富的知识，很高的技术，但是道德败坏，这样的人，知识越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希特勒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网络犯罪的出现也是典型的例子，其他高智商犯罪也是典型的例子。现代教育应该把儒家的这种思想认识清楚，把教书和育人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注意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用先进的科学武装人，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诸方面均得到全面发展。

总括以上天人哲学、伦理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可以把东方儒学的共同价值观概括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忍耐；仁爱；和平；忠孝；信义；包容；谦和；尊重权力；个人服从社会；家国一体观念；步调一致；勤劳节俭；重视教育；……在克服东方文化中的不良因素如封闭、保守、自大、缺乏时间观念、缺乏法治、不重效率的前提下，继续完善东方儒学共同的价值观，是东方儒学文化圈国家共同的责任。

作为世界10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既是时间人又是空间人。从他生活的时代到现在，2500多年来，一直对人们的思想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近代以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对孔子有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孔子彻底打倒。但时隔不久，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孔子的思想又密切地和现实结合起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孔子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国内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跨越了国界，在儒教文化圈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韩国、日本、新加坡都有力行孔子思想的人，在努力推行孔子的道德，使孔子的道德思想不仅是中国人的行动指南，而且也是儒教文化圈国家和人民的行动指南。

三、儒家伦理在东方世界取得的成绩

儒学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经过在这些国家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与中国儒家文化略有不同东方儒学。对这些国家的儒学，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家李瑞智和黎华伦合著的《儒学的复兴》把它和中国的儒学进行了对比以后，对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儒家思想的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主要有10条：

1、强调人对社会的义务甚于权利，以及相互制约的压力以保证所有成员都在这一义务网络内受到约束并且分担责任和分享报偿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

2、强调人治或德治，而非法治，这可以保证在社会所能达到的和谐和内聚力；并且强调礼仪的重要，肯定竞争是在一种礼貌的规范内进行。

3、强调严格的竞争教育，这给受教育的人灌输和立下一种优越标准，把国家的官职及其他权力授给经过考核成绩优越者。严格的考核是确保能始终保持高水准的唯一有效办法。

4、强调过去和现在必须联系起来，养成一种敏锐意识，促进对历史时代和获得主要体制及有关成就作出长期的承担，与西方强调短期的“底线”和“成本效用”形成鲜明的对照。

5、认为人类群体的价值观和秩序是有重大意义，并非单只为追求物质的享有和累积罢了，其愿望是最终把经济权力授给非商业性质，但对商业有实际贡献的人员。

6、高度重视逻辑与合理性，由一种需要直观和感情牵制的强烈意识加以平衡，并以某些方式由儒家和道家的互补精神传统加以反映。

7、敏锐意识到现实的变化性质以及两极对立的互补而非对抗的需要，分别由《易经》和阴阳五行说加以反映。

8、对商业、工艺和科学持有一种独特的观念，认为在“市场推动”革新和“环境”考虑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健康的紧张关系。对科学上的“突破”较不重视，但对各种工艺的“熔合”却极为注意，例如机器人，以便更好地为群体利益服务。

9、对体制的功利主义和革新精神具有一种本能，以便在面对各种问题时作出强烈反应，同时，表现出统治社会的官员以一种在非儒家环境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方式行使权力和完成任务。

10、避免同西化和个人主义攀上关系，以免带来“精神污染”问题，这种“精神污染”几乎被看作一种罪行，因为它会削弱大于个人的群体和国家的力量。（第40—4l页）

东方伦理已经发挥了作用：日本的《论语》加算盘、韩国的忠孝、新加坡的伦理教育运动、马来西亚的“思想兴革运动”，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有超越时空的特性。其影响是没有国界限制的。

日本作为“四小龙”之一，其经济腾飞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有学者把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归之于儒家伦理。也有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既没有促进，也没有延缓经济的发展。但是，儒学在日本经过企业家和学者们的努力，从儒家伦理中提炼出一种道德经济合一论，确确实实对日本的企业管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二战后，日本企业特别重视诚信的原则，而且把诚信原则作为企业的生命，致使日本企业在国际商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信誉，扩大了市场，获得了利润。

韩国政府从1982年开始，将传统价值观中的优秀部分挖掘出来，注意克服国民的懒散习惯、封闭自守、精神空虚、缺乏创造力等不良素质，净化民族精神，通过教育改革，力求培养出新的韩国人：健康的韩国人——强健的体魄、刚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独立的韩国人——自信、自主决策力、进取开拓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创造的韩国人——基本的学习技能、科学研究能力、理智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思维；道德的韩国人——正确的价值观、人类的认同感、优秀的公民意识、关心他人的精神。韩国人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说明这种做法已经唤起了国民的高度自觉，他们把自己家的首饰等物贡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这正是家国一体的价值观的现代体现。韩国政府的做法，是否值得儒学文化圈其他国家效法呢？如果东方儒学文化圈国家都能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进行现代转换，那么，东方文化确实会再现辉煌。

新加坡的伦理教育运动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上否定儒家的价值观在信息时代会继续发挥作用，改变了他推动儒家伦理教育运动的初衷，原因何在？儒家伦理真的在信息时代不能发挥作用吗？事实证明，就是在信息时代，同样也需要推广儒家的诚信原则，“民无信不立”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得到提倡的。必须看到，儒家文化有适应小农经济的一面，但也有普世文化的一面。

马来西亚儒学的特点是突出孝道。华人深信“百行孝为先”，并努力实践孝道。清明节为逝去的亲人扫墓，表示哀悼，是马来西亚华人尽孝道的普遍形式，借此强调家族的重要性，把家族主义作为团结华人社会的纽带。华人社会结构的核心正是这种家族主义。由此推展开来，由己及人，敬祖先、睦亲族，扩大到爱人类、爱物类，实践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子学说。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来西亚工商联合会、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三大组织，联合发起和推动“马来西亚华人思想兴革”运动。华人社会纷纷响应，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讨论哪些要“兴”，哪些要“革”。在讨论中，马来西亚华人贯彻和实践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工商界实践儒家的勤俭、敬业、诚信、和谐等信条，形成了美德。在政治方面，华人领袖遵守“中庸”之道，凡事采取协商的方法，尽量取得“双赢”的效果。在普通华人中，虽然不一定深谙儒家思想，但一般人也都奉行三纲五常，纲常名教成为他们自觉维护而不是被看作负担，一般家庭都是非常和睦的。可以说儒学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会继续得到提倡和实践。

（引自云深书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