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是伙随着佛教经典的译介而展开的。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佛经主要以写本流传，自北魏以后又有石刻佛经的雕造。石刻佛经在我国的发现很多，现将它们的情况分别介绍如下①:
　　石窟刻经　石刻佛经始于北魏末。洛阳龙门北魏莲花洞中已刻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北齐天保元年至六年（550-556年）凿成的河南省安阳小南海石窟，中窟窟门右侧有乾明元年（560年）刻经两部，即《华严经偈赞》和《大般涅槃经·圣行品》。并于中窟门额上方镌刻有《方法师镂石板经记》，《记》云:“大齐天保元年，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率诸邑人，刊此岩窟，仿像真容。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莹修成，相好斯备。方欲刊记金言，光流末季，但运感将移，暨乾明元年岁次庚辰，于云门帝寺庵从迁化。众等仰惟先师，依准观法，遂镂石班经，传之不朽。”
　　最著名的石窟当属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年）河北省武安县北响堂山（即石鼓山）唐邕刻经。北响堂第3窟外有石碑，其上镌刻着《鼓山唐邕刻经铭》。文曰:“……以为嫌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全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岁次壬辰五月廿八日。……”此铭文将唐邕发愿刻石经之原由、刻经部数及起止年月均交待得一清二楚，对后世僧俗镌刻石经以备法灭，无疑影响深远。此外南响堂和小响堂石窟还刻有《华严经》、《法华经》、《多心经》。
　　北齐石窟刻经还有河北省涉县娲皇宫、木井寺的《深密解脱经》、《十地经》、《佛说思益梵天问经》、《法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等佛经多部。
　　隋开皇九年（589年）河南安阳灵泉寺西宝山南麓，有高僧灵裕创凿的大住圣窟。窟门外东侧石壁上方镌有题铭，记载此窟的开凿年代、用功数目、窟内造像内容及《叹三宝偈言》。窟门外两侧石壁还刻有《大集经·月藏分·法灭尽品》、《法华经·分别功德品》、《胜鬘经》、《二十五佛名经》、《三十五佛名经》、《五十三佛名经》、《妙法华经偈言》等多部佛经。窟内越壁西侧刻有《大集经·月藏分》中言和《摩诃摩耶经》中言。安阳灵泉寺东魏大留圣窟、隋代大住圣窟、北齐小越海石窟的存在，以及道凭、僧稠、灵裕等高僧事迹的发现，为北朝义学之发达，又添新证。
　　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四川省安岳县卧佛院开凿经窟几十座，其中刻有佛经的15个，尚未刻经的经洞40多个。总计刻经面积150多平方米，约40余万字。其规模之大，所刻佛经卷、品之多，当为历代石窟刻经之首。卧佛院刻经题记有7处。其中有刻经年代的4处:开元十五年二年、开元廿一年五月廿九日、开元廿三年二月十五日、□□年六月廿六日。有刻经人署名的5处，长江县李沙、清信女满月、安岳县沙门僧义、长江县杨思慎、玄应。从以上7处题记均在卧佛院的主要经窟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卧佛院刻经的年代是在唐开元年间，并由各方僧俗共同完成的。
　　卧佛院的刻经以《大般涅槃经》为主，从其卷第、品目看属昙无讦译北本《涅槃经》。此外还有《妙法莲华经》、《佛名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修多罗般若波罗密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金光明经》、《维摩诘经》、《大方便佛报恩经》、《报父母恩重经》、《阿弥陀经》、《禅秘要经》、《佛说禅法略出》和密宗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药师琉璃光佛功德本愿经》、《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等。初步统计刻经约70 部（包括重出经）。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于46号窟刊出的唐静泰撰《众经目录》，目录前有释静泰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此经录见于石刻仅此一处，其刻经年代在8世纪初，远早于10世纪中叶以后兴起的木刻本藏经系统之高丽藏和金藏。值得指出的是，高丽藏于静泰撰序文之后及五卷经录总目之前，夹有“众经目录隋沙门法经等撰”一行文字，令人迷惑不解，而金藏本及卧佛院石刻均未见。此外于“众经目录卷第一”下，高丽藏又出现“隋开皇十四年敕翻经沙门法经等撰”字样，金藏本与之相同，而仅为卧佛院石刻所无。笔者认为这里存在着四个问题:第一，高丽藏既然在五卷经录总目前出现法经撰字样，表明法经撰有五卷经录，而在其后各卷卷首，只卷第一下刻有同样之撰者，卷第二至第五则变为“释静泰撰”，高丽藏前后自相矛盾。第二，金藏本只在卷第一下出现法经撰字样，而其余四卷为静泰撰，此种情况为历代经录所无，亦不合情理。第三，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法经其人确实撰有《众经目录》，然为七卷本，且经目分类编排与静泰撰五卷本大异。再者法经是隋开皇年间奉敕编篡经录的，怎么可能将唐人译撰的众多部经典收录在册呢?第四，如果说静泰撰经录与其前某种经录有直接联系的话，那就是隋仁寿二年彦琮奉敕撰的五卷本《众经目录》。两本的分卷及经目分类完全相同，只是静泰经录增加了唐人新译经论75部，合1335卷。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卧佛院石刻《众经目录》纠正了后世两种木刻本藏经在撰者问题上出现的传刻错误，其石刻本价值显而易见。
　　此外四川安岳县玄妙观还有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刻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资中南岩有唐咸通年（860-873年）刻的《妙法莲花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摩崖刻经　佛经摩崖刻兴盛于北齐。最富盛名的是山东省泰山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此摩崖刻经在泰山斗母宫东北1公里的山谷中，在一块约60平方米的石坪上现存经文1043字，字径50厘米，被历代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只可惜未留下书刻人姓名及镌刻年代。据经文中“何”作“”、“耨”作“”、“藐”作“”，皆六朝变体，古代书法家多考定为北齐人之作。
　　北齐时有明确的刻经年代之摩崖刻见于山东泰安县祖徕山的两处刻经。一处是在徂徕山光化寺东南巨石上，刻于武平元年（570年）正月的《大般若经》。经文共8行，每行7字。经文后有属名“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造像，息道升、道昂、道昱、道恂、僧真共造”字样。另一处是在徂徕山大悲庵东南映佛岩上，于宽阔平展的石面上大字深刻着《般若波罗密经》。共14行，每行7字。经文后有“般若波罗密经主，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武平元年，僧齐大众造”等字样。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所刻《金刚经》在山东邹县城东北小铁山西侧，石坪面积1037平方米。经文17行，共900余字。经文后还有题为“石颂”的颂文，记述了镌刻年代，经主匡喆（西汉丞相匡衡的裔孙）、著经人僧安道壹及刻经之意愿“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高山，永留不绝”。实为摩崖刻之佳作。
　　到了宋代，镌有题记的摩崖刻经仅存有浙江省一处之佛名摩崖了。宋绍熙五年（1194 年），临海县东乡广福寺枫岭（分水岭）下石壁上，有僧人惠智立、张念五监开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势至菩萨”三佛名石刻。
　　石幢刻经　石幢为石刻佛经的又一种形式。佛教石幢始于唐初，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传有直接关系。此经最早译本见于唐仪凤四年（679年）正月，杜行等译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云:“书此陀罗尼安置幢上，……见此陀罗尼幢，若近幢，若幢影霑身，若幢风吹身，或为幢风飘尘著身，罪业便消”②。唐、宋两代，建幢之举，风靡一时。不仅佛教徒建幢，王公贵族也争相建幢。如:浙江省杭州市梵天寺内唐乾德三年（965年）建两座经幢，上有“吴越国王钱俶建”字样。平民百姓多为亡父母子女及法界众生同沾此福，建尊胜幢。
　　现存年代最早的经幢是唐永昌元年（689 年）陕西富平县建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唐宋以后，经幢数目锐减，至明代已廖廖无几了。北京北海公园内西天梵境保存有明代建的两座石幢。
　　经幢一般由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组成。其形制多八面柱体，亦有六面、十面或圆柱形体。经幢逐级雕刻，累建而成，多者达二十几级。目前国内有三座高幢，均超过15米。它们是唐代浙江杭州梵天寺内的一对经幢和北宋河北省赵县城内的一座经幢。
　　幢身镌刻经咒或经文，额部刻经题为八面横列，每面刻一字、两字或三字不等。佛教经幢以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或此经咒语的为数最多。单独刻尊胜陀罗尼经咒语的有唐天宝七年（748年）陕西西安崇仁寺幢。一幢兼刻两种咒语，即《佛顶尊胜陀罗尼咒》、《佛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神咒》的有唐天宝三年（744年）陕西西安经幢。先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再刻经文的有唐咸通四年（863年）福建漳州市公园仰文楼旧址经幢，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浙江省肖山化度禅院（宋景德三年改为明化寺）幢。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汉译本很多。有佛陀波利译本（志静作序）、地婆诃罗译本（彦悰作序）、杜行译本、佛陀扇多译本、义净译本。此外还有单独译佛顶尊胜陀罗尼咒语的金刚智译本、善无畏译本（以上两种译本，唐武彻著述称“加句灵验本”及“加字具足本”）、不空译本、法天译本、法护译本。现存梵文本佛顶尊胜陀罗尼咒语的除《大正藏》第十九册收录的日本藏三种本子外，国内还有宋政和四年（1114年）经幢，为汉梵两种文字镌刻。幢文首题“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法护译。
　　此外刻有其他佛经的石幢有:广东省广州市光孝寺唐宝历二年（826年）幢，上刻《大悲咒》；浙江省杭州市梵天寺唐乾德三年（965年）一对经幢，一座上刻《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经》，另一座上刻《大佛顶陀罗尼经》；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寺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幢，上刻《大白伞盖神咒》；云南省昆明市古幢公园大理国时期（938至1254年）幢，上刻梵文《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宏愿》；北京北海公园一对明代幢，一座刻《金刚经》，另一座刻《药师经》；还有咸宁县卧龙寺唐乾宁元年（894年）幢，上刻《大悲心陀罗尼经》，八面刻，每面12行，行近90字，为石幢刻佛经中之长编者，通编以小楷字书经文，世不多见。
　　佛教经幢一般在经文后还刻有书经人姓名、镌刻人姓名和建幢人题名。除经文外，还刻有佛教人物、经变故事、狮象动物、飞禽、建筑花卉等。
　　塔刻佛经　造塔之举始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众僧侣尊照佛祖之教诲“若欲免离无常苦恼，超入如来法身寿量，应先发心，持佛净戒，修最上福。……发心者发四无量心，言持戒者持不杀戒，修上福者无过造塔”①。世世代代建造了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塔。
　　最早的塔是为了保存释迦牟尼佛舍利而建造的。现存时代最早的塔始建于印度阿育王时期。东汉时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建造佛塔也开始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塔是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河南省登封县嵩岳寺的砖塔。
　　于塔身镌刻“十二部大藏经”的经目塔，为宋代名僧赵智凤（1159-1249年）创建，石塔在四川省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的宝顶山小佛湾毗卢庵前。塔方形三层，塔身除雕像外，遍刻经目约600部，不同于其他种藏经目录。文中有赵智凤新造字多个。赵智凤是宋代四川密宗的一代祖师，故此经目塔对研究南宋佛教史（尤其是密宗史）有很重要的价值。
　　此外明代四川峨眉县城西南的峨眉山麓报国寺内，有一紫铜塔，塔高7米，塔身除铸有4000余尊佛像外，还刻有《华严经》全部经文，故名“华严塔”。
　　于塔内石壁上镌刻佛经的有北宋太平兴国时期（977-983年）河南省开封市郊东南1．5公里的繁塔。在塔的第一层南门的门洞内，东西两壁有石刻六方，东壁刻《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西壁刻《十善业道经要略》，并附《佛说天请问经第二》。在塔的第二层南门门洞内，也有石刻六方，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均为监察御史赵安仁手书。
　　此外还有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安徽省宣城县城北5公里的敬亭山南麓之双塔，塔内有石刻《观自在菩萨如意陀罗尼经》，为文学家苏轼书。
　　于过街塔下洞内（此洞可通车马）壁上镌刻佛经的有北京市昌平县居庸关关城中心之云台上的三座喇嘛塔。塔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以前，元末明初毁。洞内刻有梵、藏、蒙、维吾尔、汉、西夏6种文字的如来心经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和咒语。
　　①在石刻佛经中最著名的是始刻于隋而完成于明崇祯年间的石刻大藏经-房山云居寺石经，关于房山石经我们将另文介绍。
　　①见《大正藏》第19册355页。
　　②见《大正藏》第19册354页。
　　①唐般若译《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大正藏》第19册724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