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继愈

内容摘要：把儒教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如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方面)来考察，儒教的宗教信仰核心为“敬天法祖”。宗教的西者的地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儒教享有君主制下独占的特权，神权皇权高度统一。
　　儒教不是宗教，中国有没有宗教，在我国古代本来不成为问题。这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重新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学术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论，总是由于发现了新材料(文献的、考古的)引起大家的兴趣。惟独儒教引发的这场争论，并没有发现新材料，双方的根据都引用“四书”，同样的根据引出不同的结论。这一特异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韩非子》中说，两人互争年龄谁大的寓言，一个自称与尧同年，另一个说他与尧之兄同年。双方相持不下，又举不出新的证据，只有“后息者胜”。这不是学术争论所应当采用的办法。
　　关于儒教的争论，既然不能从儒教本身的解释去争是非，那就不妨暂时离开“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试从更广泛的范围，如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多方考察，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来观察，可能对问题解决有所裨益。
　　儒教，这个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国教，源远流长。儒教的宗教信仰核心为“敬天法祖”，当它处在原始宗教形态时，已蕴涵着它后来的基本雏形，祭天、祭祖，同等重要。随着国家形态的逐渐完善、成熟，它的“敬天法祖”这个核心未变，不断增添政治内容。古老文化五千年后半的二千五百年间，国家的形式与崇教形式结合得更紧。把“敬天法祖”的中心信仰凝炼为忠孝两大精神支柱。春秋战国开始酝酿如何建立一个包括黄河、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统一国家。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都提出了如何“治天下”的问题。各家各派方案不同，但共同关心的是建立一个多民族的长治久安的体制。秦汉统一，奠定了中国二千多年从古到今的基本模式，建成了“多民族的统一大国”。秦汉以来，历代的国土管辖范围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为基地，有时向外扩张一些，有时向内收缩一些。向外扩张时，南到广东以南的交趾，北到辽河流域的部分；缩小时，又回到长江、黄河流域中原本部。大致说来，这块土地，大约略小于欧洲大陆。在这样一块广土众民的国土上，栖息繁衍着不同民族的群体。环顾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它们都给人类创造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做出了贡献，但这些文明古国有古而无今，没有持续发展下来，有的衰落了，有的沦为殖民地。只有中华文化，古而不老，历久弥新，儒教曾有力地帮助生养繁衍的人民走过曲折道路，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在封建专制且多民族的国家，忠孝既是思想保证，又是组织保证。政治信奉原则为忠，家庭信奉原则为孝。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是在宗法制下的统一信仰，即忠孝。忠是对一国最高统治者的服从原则，孝是对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社会的最高原则，家庭成员对家长要绝对服从。忠孝又是儒教在古代中国团结教育全国各族人民的实践教材。
　　几千年来，忠孝原则对社会成员起着稳定平衡作用。古代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效率低下，借助政府的集中统一调配才能使少量剩余产品发——————————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李申著《中国儒教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挥出最大效益。精神文明建设，如修纂大型从书、工具书等；物质文明建设，如修长城、开运河、兴修跨省区水利、抗拒外来侵略、赈济农业自然灾害，都是充分利用民族统一集权制度，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的。这是忠孝信仰起着极大的鼓舞作用。
　　在忠孝教化下，儒教利用政教合一的便利优势，形成团结人民、融合民族团结的纽带。儒教以外，道教、佛教，以及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各以自己的宗教教义与儒教密切配合，共同起着辅助王化的作用。明代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有几次传入，都由于没有与儒教“敬天法祖”的忠孝信仰配合，虽然多次传入，都未能立足。到1840年以后，靠大炮保护，才在中国生存下来。当年外来佛教传入，也曾与中国的“敬天法祖”、忠孝观念抵牾而遭到抵制。它及时对儒教做出妥协，修正了原来的教义，佛教徒可以敬君王、拜父母，遂与道教有同样的传播机会，在中土得以立足。
　　忠孝两者的地位曾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封建社会前期，孝的地位重于忠；封建社会后期，儒教发展更加成熟，中央政府地位逐渐提高，忠的地位又重于孝。遇到忠孝二者必选其一的情况，移孝作忠被认为是合理的选择，受到鼓励。君主代表国家又代表上帝，故称天子。忠君、爱国融为一体。
　　《礼记》“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为宗教理论构建神学依据，形成宗教心理，培养宗教感情。一家的孝道与国家治道有机地联系起来。宋儒张载著《西铭》，首先提出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是人类的父母，人人都是天地的子女，所有百姓万民都应看做同胞兄弟。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大臣是长子的管家人。《西铭》继承了《孝经》，发挥了“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为孝的最高原则，孝既是宇宙的原则，又是行为原则，事君不忠，战阵不勇，都不合于孝道。君主的集权与家长的专制(中央集权政体与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统一起来，君权与神权合一，宗教与政治合一，从而完成了封建社会的宗教神学体系。北宋的二程把张载的《西铭》与《孟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给以高度赞扬，是不难理解的。
　　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区分民族的标志创造了独特的标准。《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从孔子开始，把文化标志看做民族标志。凡承认君臣从属关系的族群就是华夏，不遵守君臣从属关系的就是夷狄。韩愈进一步阐明说，“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国如违背华夏华统文化，就宁可离开中国，到海外(夷狄那边)去。“三纲”(君臣、父子、夫妇)是中国的标志。违背“三纲”就是夷狄。区别民族，不在血统而在文统。中国隋唐皇室都杂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但中国人民都没有把隋唐皇帝看做非汉族。也有几代王朝确实不属于汉族，如与北宋对峙的辽，与南宋对峙的金，处在西北地区与宋、辽、金对峙的西夏王朝，及后来的元朝、清朝都是少数民族。但这些非汉族的统治者由于完全接受了儒教文化传统，这些少数民族的皇帝及贵族都接受儒教，尊孔子为圣人。政权尽管更迭，并没有影响儒教的法统。儒教充分利用它的政教合一的特权优势，以行政手段贯彻其忠孝原则。协助推行儒教的教义，下层得到广大个体农民的支持，上层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为靠山，把一个多民族的大国，统治得有条不紊，建立了长期稳固的社会秩序，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文官考试制度(科举)，有效地培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儒教教职人员和官吏。以儒教的“四书”、“五经”为全民教材，在全国推行。规定考试科目必须出于经书，答案必须遵循儒家朱子注解。儒教扩大其影响，得力于政教合一；儒教逐渐僵化，失去生命力，儒教后期教忠教孝流于形式。历代改朝换代，如宋、明亡国时，朝廷有殉国的忠臣，在野有殉国的遗民，也有浪迹江湖、甘心与草木同腐、“不食周粟”、不与新五朝合作的遗民。辛亥革命以后，清朝亡国，既没有殉国的忠臣，也没有殉国的遗民。可见儒教核心精神支柱“忠、孝”轴心已徒具空壳。只有王国维投水自杀，“自称—辱不可再辱”，那已是清朝亡国多年以后的举动，说不上殉国。
　　儒教享有君主制下独占的特权，神权皇权高度统一。一旦皇权被取消，君主制不复存在，儒教也随着皇权的消亡而消亡。儒教信奉的“天地君亲师”，失去原有的地位。君亲师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儒教遵奉的经典，祭天、祭孔、祭祖是封建社会君主制下的从上到下，按等级制度的一套祭祀仪式。儿童入学，对孔子牌位行跪拜礼，中央到地方按行政区划建立的文庙，是儒教徒定期聚会的场所。儒教用科举培养接班人，把俗人变成僧侣。神不超越人间，神就活动在人间。
　　今天50岁以上的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记忆犹新，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如醉如狂的造神运动。这种神，不来源于佛教也不来源于道教，而是儒教回光返照。
　　时代变了，社会组织变了，下层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随着土地公有而解体。政府为起自下层的劳动人民代表，君主、天子再也没有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儒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儒教已失去政治支持。宗教虽不能用行政命令消灭，但政权却是可以用武力推翻的。二千年来儒教与政权结合得太紧密，紧密到彼此不分的程度，君主制垮台，儒教随之消亡乃势所必然。佛、道、伊斯兰等宗教当年没有享有儒教那样特权的风光，君主制倒台后，佛、道诸教所受到的影响也没有儒教那样严重。
　　我们指出儒教的消亡，只是指当前的中国本土来说的，在世界各地的儒教照常活动。这是由于世界各地的社会条件与中国不同，儒教在海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存和活动情况各异，另当别论。
　　儒教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思想深处，仍有这样那样的影响，值得今天认真总结。它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要批判地吸收，那些不适应现代，甚至妨碍现代化的过时的历史沉渣，也要认真清理。
　　《中国儒教论》这部书，和作者的《中国儒教史》正是成为甲乙篇。《中国儒教史》从历史发展过程叙述、说明儒教兴衰的过程；《中国儒教论》则以问题为中心，对儒教性质、理论价值、社会作用、思维方式各方面进行了横剖面的展示。
　　由于儒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其他诸教，如有机会，希望作者再写一部《中国儒教现象学》。从文化、社会切近生活及今天仍在活动的儒教诸因素，展开剖析，当可发现更多深层次的东西。
　　CONFUCIANISM VIEWED IN BROADER PERSPECTIVES:
　　Preface to Chinese Confucianism by Li Shen
　　Abstract: Confucianism should be viewed in broader perspectives, in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economics, religeology, anthropology, etc. The core of veligeous belief in Confucianism is “respecting divinity and following the examples of ancestry.”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 view regarding religeon as something western has changed. Under monarchical system, Confucianism enjoyed unique privileges and there was a high degree of unity between divine and monarchical rights.
　　Key words: Confucianism/“respecting god and following the examples of ancestry”/some changes/divine and monarchical rights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5)02—0007—03　

收稿日期：2005—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