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6号窟出土的基座。（图：吴勇）

图为6号窟出土的人物壁画残片。（图：吴勇）

人民网讯 六边形长条基座上向下的莲花图案明显不同于佛教，似乎有着摩尼教的痕迹；石窟壁画上的人物肖像，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嘴则分明是典型的中原汉文化形象；出土的文书则是汉文回鹘文的“双语”文书——前不久结束的新疆吐鲁番胜金口石窟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该石窟内不仅具有鲜明的佛教艺术内涵，也有摩尼教等其他宗教的艺术表现，彰显出吐鲁番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兼收并蓄、互相融合发展的地方文化色彩。

发现汉文回鹘文“双语”文书

2012年10月20日，参加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技术部主任吴勇，向记者披露了前不久结束的吐鲁番胜金口石窟考古发掘情况。

为配合新疆重点文物保护项目之一——胜金口石窟抢险加固工程，2012年3至5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胜金口石窟进行了考古发掘。之后，持续数月的总结整理工作使发掘成果线索更加明晰。2009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和当地文物部门曾对该石窟进行过初步的发掘清理。

胜金口石窟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一直没有进行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工作。上世纪30年代以前，德国人从新疆各地攫取了大量的石窟寺资料，目前大家能见到的有关胜金口石窟的资料，也仅限于20世纪初德国人勒柯克等的调查报告。

胜金口石窟主要由南寺院、中区生活居址及北寺院等三部分构成。寺院与居址均呈阶梯状布局。其中北寺院有4层、中区生活居址3层、南寺院5层。寺院依山而建，呈阶梯状，各自独立，形态神似布达拉宫，“这与吐峪沟石窟沿着崖体成组而建的形式不一样。”吴勇解释说。

考古人员认为，胜金口石窟位于胜金口峡谷内，这里植被丰茂，流水潺潺，环境优雅恬淡，“是僧人坐禅修行的理想场所。”

从外形看，除南、北寺院尚可看出部分形制外，仅存的十余洞窟无一完整，塑像、壁面几乎毁灭殆尽。中区全部被坍塌土、淤土和风积土掩埋，成了一座高达12米的半圆锥形土山。“石窟寺虽小，坍塌得也很厉害，但文化信息很丰富。”吴勇说。

此次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共发掘清理寺院2组、洞窟13座；生活区1组、居址26间，清理出灶、炕、馕坑、踏步、门道等重要生活遗迹。石窟居址布局合理，层次分明，为研究胜金口石窟的形制、布局及功能区划等提供了依据。

胜金口石窟以前的洞窟编号有8个，通过这次发掘又增加了5座。此次出土遗物主要有陶、木器以及壁画残片、纸质文书等。其中有不少汉文、回鹘文“双语”文书，占到总出土文书的80%。

吴勇说，新发现的这批纸质汉、回鹘文及吐蕃文文书，其中汉文文书的内容多与佛教有关。研究人员认为，这批文书的发现对进一步探索吐鲁番古代文明意义重大。

摩尼教壁画风格表明宗教变化

6号窟值得一说。它位于北寺院，面积约80平方米，是中心窟，前后室结构，过道与后室的前半部分保存有较好的壁画。

洞窟开凿于崖体内，墙壁及券顶均用土坯垒砌。壁面上敷1至2层草拌泥，其上涂白灰，上绘壁画。壁画内容有千佛、供养人人物形象、禽类动物和葡萄、蔓草等植物图案。壁画造型生动，色彩鲜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壁画残片上的人物肖像，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嘴，是典型的中原汉文化形象。

洞窟形制均为前后室券顶结构。后室是中心中柱结构。中心柱对着过道基台上还有5个基座，主尊基座为六边形莲花座。其余4座分布于两侧，形制为圆形莲花座。

主基座六边形莲花座耐人寻味，基座上绘有不同风格的花卉图案，色彩斑斓，莲花图与佛教纹样有区别。“佛教壁画中的莲瓣是向上的，而这里的莲花瓣是向下的。我们知道，摩尼教的莲花瓣是向下的，因此可以推断，这里的壁画有着摩尼教的显著风格。”吴勇说。

研究人员认为，新发现的基坛、基座是胜金口石窟现存洞窟内惟一与造像有关的遗迹。“这为研究胜金口石窟宗教嬗变史提供了佐证”。而壁画风格的不同，表明了高昌地区宗教信仰的变化。“以前是佛教，到了840年西迁回鹘一支到了高昌，将摩尼教带入高昌地区，和佛教结合，于是有了向下莲花瓣的壁画形态。到摩尼教晚期，又改成了佛教。”吴勇说。

摩尼教也称明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西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受基督教与伊朗祆教马兹达教义所影响。摩尼教约于6至7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由新疆传入漠北之回纥。以此衍生创作的还有金庸笔下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小说主角张无忌便是中土明教教主。

10世纪前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故城是摩尼教后期的活动中心，东方摩尼教教区的教主就住在高昌城里。在高昌故城，有一幅描绘一群白衣白冠长发肃立的摩尼教徒形象的壁画，据说左侧一个头戴高冠、头部有光环的人物就是教主摩尼的肖像。

专家分析，摩尼教在东传道路上与当时盛行于中亚的佛教不期而遇，便有了入乡随俗的变化，绘画这一超越语言的表达方式自然成为传教手段之一。目前，除吐鲁番地区所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外，还没有在其他地区发现摩尼教艺术的此类遗存。

此次胜金口壁画上多种宗教遗迹的发现，不仅是当时宗教变化的物证，“也彰显出吐鲁番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兼收并蓄、互相融合发展的地方文化色彩。”（文：钱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