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日下午2:00，北京论坛（2012）“信仰与社会��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反思”哲学分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八方苑四季厅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们针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进行了精彩的发言与热烈的讨论。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回溯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的两大源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全体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种文明的交流，以多元宗教对话为一种渠道，极大地影响了两种文化的发展与交融。东西方文化相互独立又彼此影响，对此，各国学者均提出了精妙的见解。

爱丁堡大学的布朗教授讲道，欧洲学者一向认为，先进的文明需要圣经的启示以维持社会伦理。而中国文明的存在，却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严重质疑。自然形成的儒家伦理观，促使中国形成了一种不需要宗教便可维系道德的文明社会，宗教并不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他认为，欧洲日益加深地认识中国，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早期欧洲启蒙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文化对世界有着重要价值，中国文化值得学习。儒教对社会的作用，对欧洲是很好的榜样。”

中东地区的人民普遍信奉伊斯兰教，而中东地区近年来也是战火纷飞之地。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哈德逊教授着眼于这个命题，由“阿拉伯之春”入手，由阿拉伯世界连续发生的起义暴动，拓展到重新思考长期独裁主义和民主的命题，哈德逊教授全面而细致地分析了造成阿拉伯世界动荡的多方面原因，并对起义的广泛影响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富有智慧的观点。“我们会振荡地从‘快速民主’重新回到一个天真的威权主义的预期，或与它相反的‘自由-民主涅槃’，或一种可怕的预期：一个激进的伊斯兰黑暗时代？”

基督教作为全球第一大教，自然也是研究宗教的学者们不可遗漏的命题。后两位演讲的学者均就有关基督教的命题发表了深刻的看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卓新平教授以中西文化对话中的重要部分基督教为触发点，深层次地回顾了中西文化交流数百年来的成就与阻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始于唐朝，却因思想文化不相容、政治上产生冲突而最终未能在中国产生较为广泛强烈影响。他认为，“改革开放”给中西文化的深层次对话带来了新的机遇，而这对基督教如何发挥其中介作用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而30多年已经过去，中西文化的交流再次陷入“重物质、重实用”的怪圈，政治文化层面仍然没有消除危机，而基督教在这场对话中如何找准其位置、发挥其作用，则更加影响着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流。

宗教是否会对在全球化时代对繁荣与和谐造成阻碍？随后出场的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Jeffrey Jue教授对此进行了讲述。他讲到，在历史上基督教曾对文明的繁荣与和谐构成了极大的阻碍，中世纪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16和17世纪新教改革、19和20世纪早期的帝国主义使命运动，无不造成了巨大的冲突与社会混乱。而基于历史事实和当今的时代特性，基督教对伦理、社会道德、国家政治中的角色，他认为基督教不应被视为一种反对社会进步的威胁。相反，通过适当的方式，基督教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发挥积极的作用。

多元信仰与社会变迁

何为信仰？信仰又如何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来自开罗大学的Magdi Youssef以伊斯兰银行为例，具体深刻地说明了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宇洁教授则就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之间的关系展开阐述。“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未能消除教派因素的影响。相反，多个民族国家的出现，反倒强化了各自的教派身份认同，使之成为各个国家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因素。反思教派分歧及其带来的政治影响，十分必要。”

宗教与政治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的王锁劳教授举出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向爱资哈尔宗教权威的挑战，以说明这个问题。“作为埃及伊斯兰教传统的捍卫者，爱资哈尔在这场埃及革命和政治转型当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伊斯兰势力在埃及政坛的崛起必将与爱资哈尔产生一系列矛盾，爱资哈尔将不可避免地处在风口浪尖。”

伊斯兰与阿拉伯世界争取多元主义的斗争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来自佛罗伦萨大学的Alberto Tonini教授对此发表了见解。“这不是一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多元化的冲突。只有一个多元化的联盟可以成功地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

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凤教授也就此发表了观点。“宗教和政治主体的一些伊斯兰教主义者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转变，体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些人试图协调其政治目的、现代性和民主，比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一些人，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都倾向于改变伊斯兰目标，呼吁建立一个世俗国家。其他的，像相对保守的沙拉菲组，都声称要在他们的国家实现灵活的伊斯兰法律。因此，已经掌权的伊斯兰教徒会追求一个更世俗和务实的国内和外交政策，而不是传统伊斯兰国家和政治。”

中东，这个充满政治宗教冲突的地区应该如何迈向今后的道路？埃及《Alwafd日报》主编Adel Sabry谈到：“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缺失的对话导致更多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在这个情况下，政治党派和所有政治力量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开发一个在国家层面的对话，这将促使不同的文化和国家达成相同的合作愿景。”

多元信仰与社会治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宗教正在不断地发展并相互融合。在保持其独特性的同时，不同宗教的共通性越来越显著。通过对台湾社会的调查，来自台湾东海大学的赵星光教授带来了他的研究成果。“整体说来，自称佛教徒的受访者逐年减少，自称道教徒的受访者呈相对的稳定并有些微的增加，自称民间信仰信徒的比率则非常的不稳定。但是我们将这三个宗教信徒占总人口的比率加总，则20年来这三个传统宗教信徒总数，占台湾人口的比率并未出现大的变化。许多研究华人宗教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宗教融合性本质或传统上讲的‘三教合一’的体现。”

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不同的信仰之间难免发生冲突。而如何协调各种信仰，以维持社会主体的和谐稳定，正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如何看待宗教？如何有效地管理宗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耐心和时间是解决争议的最好手段。”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卢云峰教授举出美国和台湾地区的事例，具体说明了这一话题。

“一般而言，人类文明所有社会政治的核心理念，基本上都源自于某种信仰。在此层面上，权力的形成，即如同某一政治学说的被神化，进而包含了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权力与信仰的互动关系。”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李向平教授谈到，“如能把权力民主化与信仰社会体化的问题，奠基与一个宪政制度化的平台，这才有可能使我们走出当前所面临的意义冲突。”

多元信仰与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多种宗教信仰得到了广泛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即将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各宗教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参加中华文化建设，要以建设者的姿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出大力，为国家的文化安全作贡献。”清华大学哲学系王晓朝教授说。

在文化建设中，应该怎么来看待信仰传统呢？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的陶飞亚教授谈到；“如果把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社会实践性的事业，那么在认识上就应该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区分信仰传统和世俗文化的实践性内容和非实践性内容，找出其共性、差异性和互补性。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发现信仰传统适应文化建设的因素，信仰传统可以为文化建设提供更多丰富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信息成为各个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现代宗教的传播也是如此。“信息化使宗教开始走出传统藩篱，同时信息化孕育出了一批新型宗教。”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金勋教授谈到，“我们忙于探讨新兴宗教现象时，悄然间更加复杂而多样的新的宗教形态正在形成。在我们关注、探讨‘网络宗教’问题的同时，尚无法严格规范互联网的社会现实，使得我们不得不关注网络信仰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及其可能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影响。”

本次北京论坛哲学分论坛的讨论交流持续了3天，来自全球各个大学的教授在共同的主题下各抒己见，交流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哲学思想的碰撞融合展现了这一统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博大精深与无穷魅力，也展现了人们在信仰之途上的无穷追索。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