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困难，做学问的人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功利主义的物质诱惑。如果它动摇了学术理想，那么，做学问就将变得很难。”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闫慧直言。

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有1343127人，其中40岁以下的专任教师有843278人，约占专任教师总数的63%。

闫慧，只是这些青年学者群体中的一个代表。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

青年学者作为学术事业的生力军，他们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不断排除一个个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针对当前青年学者在科研、教学、生活等方面的状况，本期“青年学人”栏目试图通过记者的随机采访，真实描绘青年学者日常状态，以期与广大青年学者产生共鸣，引起学界及社会的关注。

科研理想vs功利主义

2013年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节课结束，闫慧便马不停蹄地搭乘京津城际快轨，奔回北京的家中。这样的往返对于闫慧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自在南开大学任教时起，为了照顾妻子的工作，他们把家安在了北京。两年多来，闫慧就这样频繁地奔波于京津两地。

谈起这种生活状态，闫慧显得很淡然：“现在孩子还小，奔波确实是个问题。选择了就要勇于承担。不过，幸运的是我太太申请到了优惠住房，否则生活压力会大得不敢想象。”

对他来说，最大的担忧和苦恼是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等方面的困难，功利思想带来的学术环境的浮躁，以及个别“学霸”对年轻人的排挤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罗骞最苦恼的是学术追求与家庭责任的矛盾，学术体制与做学问的矛盾。他告诉记者：“年近40，学术事业上必须有一个突破，再也耽误不起了。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般需要3到5年时间去做，其间的阶段性报告、经费报销程序等繁杂流程，有时会降低成果的分量。如果不申请课题，潜心做学问，又将面临来自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压力。去企业讲学倒是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但势必会影响学术研究，这将面临放弃学术理想的困境。”

罗骞向记者透露，他不愿意放弃学术追求但又面对家庭责任等压力。他计划在儿子上高一时出国访学，继续寻找学术上的突破。

生活压力与科研教学压力交织

虽然闫慧和罗骞都有各自的苦恼和担忧，但与他们的同事比较起来，这些或许要算是“幸福的烦恼”了。

据罗骞讲述，他的同事中有不少人尚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其中一些人的爱人带着小孩在外地，长期两地分居；还有的同事虽然家人都在北京，但面临“高房租”或“子女教育”等困难。这些情况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青年学者来说较为普遍，来自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很难静心从事学术研究。

除此之外，青年学者的教学任务也不轻松。据已有7年教龄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朱逸宁介绍，现在学校对青年教师的要求比早先提高了很多。他所在学校实行教学和科研任务打分制，积分与收入、职称挂钩，年终进行末位淘汰，排名在末位的教师，职称和待遇要降一档。

采访中记者发现，青年学者的压力因地域、院校、专业、学历、性别、家庭经济背景的不同，有着明显的差异。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设计系副教授张立群就是其中一例。他所从事的工业设计方向在学科大类上属艺术学科，以前该专业归工科管理，现在划入文科管理。他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的纵向课题里基本没有涉及我从事的这个研究领域。我们发表学术成果很难，但待遇和职称又是按学术成果多寡优劣来评定，因此，有的青年教师觉得压力太大，干脆就放弃了科研，投入社会服务。”

潜心学问需要自我价值认同

闫慧较早明确了自己在社群信息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寻找学术突破口、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一直是他长期坚守的信念。闫慧认为，青年学者在研究中要树立自主意识和批判精神，学术信仰是支撑研究不断前进的动力。他说：“现在我从事的图书馆信息学研究，在一些人看来是个冷门、是个不值得做的方向。但我在里面能看到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归宿。”

罗骞说：“作为学者，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尤其是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能够‘坐冷板凳、做真学问’确实很难，这需要个人坚持学术信仰、学术理想，这样才能把学问做下去，做得好。”

记者感言

对青年学者来说，积极的心态、坚定的学术信仰，是排解压力、超越苦恼的有效方法。

青年学者在各自岗位、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也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处于人生上升期的他们，面临大家都会遭遇的住房、家庭责任等生活压力，同时又承担着治学育人的社会使命，烦恼之多，可想而知。

采访中，记者发现，“80后”青年学者面临压力繁多，以经济压力首当其冲；“70后”青年学者的苦恼则更多来自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

本文并非以个例代表整体，只是忠实记录他们中一些人目前的状态。旨在通过文章，以期能与广大青年学者产生共鸣，引起学界及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更多关注。（文/记者霍文琦）

（来源：2013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