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筠：50年前，在中国的科学研究体系中，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研究世界上各种宗教的成建制的专业研究所。在世界宗教学领域，尤其是在中国宗教学领域，这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就没有今天中国宗教学研究的蔚然大观。世界宗教研究所50年来走过的道路，既是当代中国宗教学发展历程的浓缩，又是引领这个进程的“火车头”不断提升发展之见证。值此庆贺之际，我们请来几位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元老金宜久研究员、吴云贵研究员、牟钟鉴研究员、李富华研究员和现任所长卓新平研究员，畅谈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宗教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卓新平：今年，我们迎来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周年纪念。回顾任继愈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综观50年来我国宗教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我们深有感触，思绪万千。宗教研究学科体系建制在1964年的创立乃中国当时学术领域零的突破，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则带来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飞跃。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承前启后，走出“文革”乱局，使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中国真正能以强盛之势登上世界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使我们不仅有社会的繁荣兴盛，而且在理论及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全新面貌。中国的宗教研究正是在这一时代氛围中发展前进的，对取得的成就，我们理应充分肯定，并热情支持开拓、创新。在这一社会转型、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中国宗教研究上承前启后、不断开拓和创新，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对世界宗教研究所这50年的发展历程，特别值得我们纪念、庆贺，也应该认真回顾和总结。
郑筱筠：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诞生源自于老一代革命家的治国理念和学养见识，据说在1963年底，中央外事小组为加强和扩大对外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强对外研究的请示报告》并提议建立14个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12月30日，毛泽东对该请示报告，做了重要批语。世界宗教研究所就是根据这个批语建立的。
金宜久：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教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随后，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在拟建的14个国际问题研究所之外，决定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1964年初，根据中央决定建立世界三大宗教研究机构的精神，中宣部科学处（当年的“处”，相当于今天的“局”）处长于光远主持召开会议。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统战部宗教处处长肖贤法（后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任继愈，出席了会议。
任先生在谈到关于筹备会议的情况时说，这次会议决定由北京大学具体负责筹建研究世界宗教机构的工作。会议确定了研究所的名称，不像研究其它国际问题的机构，重点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世界宗教，它还应担负研究宗教历史、理论和现状等问题的任务，经过讨论，决定定名为世界宗教研究所。关于研究所的成员问题，会议认为，它的研究人员不能有宗教信仰；因为他们信教，有些问题说不清楚。会议还确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宗教的指导方针。同年，周恩来根据“批语”精神，对宗教研究做了具体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的理论、现状和历史，包括它们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筹备工作期间，研究所在任先生的领导下，极力坚持并认真贯彻筹备小组确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宗教的方针。其后，筹备小组为研究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影响着世界广大人口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现状、理论和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起源、发展、经典、教派、教义等），批判宗教神学，宣传无神论思想。研究工作必须面向广大群众，与国内外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待将来有条件时，再对世界三大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逐步开展研究。”
吴云贵：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使我国有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问题的团队和机构。建所初期，我所只有三个研究室，分别研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当时我们未使用过“宗教学”这一称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用“宗教学”来指称宗教研究，也只是为了表示学科属性。已故老所长任继愈先生提出了“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八字建所方针，这一方针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和符合实际的。积累资料，主要是指购置图书、期刊杂志，同时安排人力对世界三大宗教以及中国宗教的现状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培养人才，就是要在科研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以提高人员的研究素质、水平和能力。回顾建所初期的工作历程，我们一些“过来人”有两点记忆最为深刻：一是研究宗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原则，力求科学、客观、公正，不能以信仰为出发点“在教言教”；二是要知道自己的知识缺口，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加以弥补。当时我们十几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研究人员，只有一点哲学、历史或外语基础知识，对宗教一无所知，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不甚了了，所以专业压力很大。后来算是学有所长，能“单机放飞”、独立工作，还要深深地感激宗教所这个温暖的大集体、大学校对我们的关怀、培养和教育。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识走过的路程。
李富华：1964年上半年，筹备小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专家座谈会，制定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建所方案及研究方向；规划组建科研队伍，调用工作人员；调集和购置图书资料；办公用房及物资准备等等，至1964年8月一切就绪。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员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的全体教师为班底，加上从各方面调来的宗教学专家，以及当年毕业分配来的12位大学哲学专业、历史学专业及外语专业的学生，共23人，其中有著名学者任继愈、朱谦之、黄心川、郭朋、赵复三、杜继文等。
1964年10月至1965年6月，刚刚成立一个月的研究所的全体人员（除个别因病留守）在北京顺义县天竺公社参加了长达8个月的“四清”工作。就是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开始于1965年6月。1965年6月至1966年6月的近一年的时间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为三个小组，即佛教组、基督教组和伊斯兰教组，在对世界各国宗教分布状况及信教人数、派别组织状况等进行普查的总任务下积极展开工作，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世界各国宗教概况》调查表及《世界宗教动态》两项成果：这一时期，研究所人员总数增至30名。正当研究工作顺利开展之际，我们国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完全停止，一停就是好几年。
郑筱筠：科研工作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和发展规律。世界宗教研究所耽误了几年，但是一旦能够正常运转，科研工作马上就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后来，又逐步开展了硕士与博士的培养工作，在向高校输送专业人才的同时，又与高校合作建立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培养专业人才。
吴云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我国宗教学研究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成就和进步，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余年间。三大有利因素从总体上促进和保障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健康和快速发展。一是政治与社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1979年以后，我国在结束“十年动乱”之后，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国家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科研事业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和支持。在新的形势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一代新风尚，全国上下出现了有益于科研事业发展、安定团结、和谐宽松的总体社会氛围。二是研究主体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端正了对宗教的理解和认识。经过拨乱反正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恢复和落实，我国宗教管理工作和宗教研究工作中逐渐克服了一度存在的“左”的干扰和影响，从而理顺了与宗教界的关系，人们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来观察和看待广泛存在的人类宗教现象。三是从宏观上加强了对研究工作的规划、指导和协调。1979年“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召开以后，宗教学成为单列的规划学科，还首次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并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地区性规划会议，就宗教学科建设作出规划，提出并确定一批有代表性的重大研究课题。此后，随着一系列研究机构的设立以及全国社科规划“六五”、“七五”、“八五”等科研项目陆续完成，相继推出了一批基础性研究成果和部分高水平的精品，标志着我国宗教学研究初具规模，开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形神兼具的分支学科。
李富华：1975年国务院发出了恢复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文件。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任命任继愈为所长，黄心川、赵复三为副所长，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全面恢复。在1977年至1979年上半年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研究所又相继从学部机关、国家宗教局、团中央及外交部调进了一批领导干部和科研骨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猛增至60余人。这一时期基本完善了机构设置，除三大教研究组外，创设了“科学无神论”研究组（后改为宗教原理研究室），完备了编辑组、图书资料组及行政办公室。这一时期，所领导提出的科研工作的总方针是“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并局部地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及三大教的基础研究。值得提及的研究工作是《马恩列斯论宗教》及《世界三大宗教》两部编著。
1977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1月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次年的4月20日任继愈再次被任命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所自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一批知名学者在此前后调入所内工作，著名的有牙含章、徐梵澄、钟肇鹏、孔繁、吕大吉、余敦康、高望之、唐逸等；三大教研究组正式改名为研究室，科学无神论组改名为宗教学原理研究室，增设了道教研究室、儒教研究室，充实了编辑部和图书资料室，设立了科研处。在任继愈所长的任期内，研究所不仅在学科建设上稳步推进，在开展宗教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方面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78年12月研究所首次发起在南京召开了无神论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任继愈当选为理事长。这是中国宗教学的第一个学会。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来自全国8个单位的127位宗教学者及宗教界的领导人出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这是中国宗教学兴起的一次标志性的学术活动，标志着中国宗教学研究自此步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昆明会议的推动下，1980年9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佛教学术会议；1980年至1986年，连续五次分别在银川、兰州、西宁、西安和乌鲁木齐召开了“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会议”，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举行的“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这一中日佛教界的盛会在之后的年代连续举办了十届等等。这些学术活动极大地活跃和推动了我国宗教学术事业的发展。作为研究所的窗口，《世界宗教研究》创刊于1979年9月，1980年出版了第二集，1981年改为季刊，现又为双月刊了。
牟钟鉴：在任先生倡导下，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北大合作在哲学系创建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宗教学专业，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学者担任主要的教学任务，后来北大宗教学专业成长壮大，升格为宗教学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建立了很好的研究与交流平台，成为宗教学研究重镇。在1982年19号文件要求建设一支宗教研究理论队伍的指引和北大的带动下，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相继增设了宗教学专业和宗教学系，形成颇具规模的宗教学人才教育体系，为宗教工作、宗教学教学与科研，及其他相关事业，不断输送专业人才，形成长效机制。
世界宗教研究所推动了各处宗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大学的宗教研究，并进行人员交流，起了中心辐射作用。如在四川设立联络站，后来发展成为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几十年中，在研究所影响下，各省区及大城市基本设立了宗教研究机构，并各有特色，研究所起了“排头兵”的作用。一方面，世界宗教研究所不断从各领域引进人才，充实扩大队伍，如孔繁、余敦康、徐梵澄、马西沙、王卡等；另一方面又不断输出专业人员，如何光沪、魏德东调入人民大学，牟钟鉴调入中央民大，单纯调入政法大学。
世界宗教研究所在推动中国宗教学成为显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常设世宗所，会长由所长兼任，以专业学术团体的方式推动全国宗教学学术发展。二是出人才出成果，在许多分支领域起到领先作用。如在宗教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方面，有吕大吉《宗教学通论》、《宗教学通论新编》，卓新平《宗教理解》、《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在宗教史方面，有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马西沙、韩秉芳《中国民间宗教史》，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等。在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方面，有戴康生著《宗教社会学》，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在宗教文化学方面，有吕大吉、余敦康、牟钟鉴、张践合著《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卷本。在当代宗教方面，有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教与国际热点》，高师宁《新兴宗教初探》，段琦《当代西方社会与教会》。在大型工具书与资料汇编方面，有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道藏提要》，周燮藩主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张继禹主编、王卡常务副主编《中华道藏》，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以上只是简单的列举，遗漏很多，但足以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多年积累了不少一流学术成果，大大提升了宗教学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加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学术界的前沿地位。
郑筱筠：50年来，几代学者为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呕心沥血，各尽所能，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产出数量在社科院和宗教学研究领域都是名列前茅的。今年，我和所里的同志们一起为《所志》和《纪念文集》统稿的过程中，大家读着文稿，深深为前辈学者的默默奉献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孜孜不倦的学术执著所激励。科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发展不仅要看它的成果有多少，而且要看它的学科分支发展得如何。就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中国宗教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不仅要看宗教所的学者们发表了多少奠基性的论著，提出多少带有突破性的观点和话题，而且要看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学研究的分支学科方面做出多少开拓，使中国的宗教学研究既在深度上不断挖掘，又在广度上逐渐延伸。在这些方面，世界宗教研究所功不可没。
卓新平：宗教学在中国属于人文学科，暂时仍为哲学的二级学科，从学科发展史上来看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宗教学起源于西方的“宗教学”，其最初的英文表述曾为science of religion，相应于德文的Religions wissenschaft，见于英籍德人比较语言学家缪勒（Max Müller）在1873年发表的《宗教学导论》一书。一般而言，宗教学开始时的基本原则就是对宗教展开客观、科学、历史性研究，不附加宗教信仰前提，但也回避其价值定性判断，因而最初曾被理解为一种客观描述性的学科，此即所谓“狭义宗教学”，包括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地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心理学等，其中最早的两种表达为“宗教史学”（history of religions）和“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s），前者强调其历史范围，欧洲习用；后者侧重其比较方法，北美首选；迄今作为国际宗教学研究机构的名称则为“宗教史学”，而北美却多用“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西方学者认为宗教学尚未达到“科学”那样的严谨性、规范性和制度性，故而暂时没有采用“科学”（science）这一多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专门表达，其中也说明了这些学者对“科学”一词的看重和尊重，但并不表明他们要放弃其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后来，西方宗教学者亦增加了规范性和价值判断的内容，包括宗教哲学、宗教批评学、宗教神学等，故而扩展为“广义宗教学”。目前涉及宗教学的分支学科还有宗教语言学、宗教考古学、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传媒学等，反映宗教学的不断扩展和完善。但是，宗教学的最基本性质就是以悬置宗教信仰为前提来对宗教展开系统研究，力争突出其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学术性和科学性。
中国的宗教学就是根据中国社会需要及其学术传统的积淀，从这种学科建构意义上、在其客观、中立、科学的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其学科既与西方的宗教学不完全相同，更与西方的基督教神学无关。中国的宗教学研究有自己的分支学科，在与西方宗教学相同的方面包括宗教史、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分科研究，而不同之处则有中国独特的分教研究，包括佛教学、道教学、基督教学、伊斯兰教学、儒教学、民间宗教学、新兴宗教学等。这一学科在今天中国之学科意义上已经发展为系统的宗教学，其中关于宗教学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西方宗教学的探究，要对其诞生、演变、发展的历史加以描述，对其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这种宗教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会对人类各种宗教，包括基督教展开研究，其研究者也会包括具有宗教信仰的学者，但宗教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其研究不以任何宗教信仰为前提，不是任何宗教的宣教学，有宗教信仰的学者在这种研究中自然也应悬置其信仰，不受其宗教信仰的指导和影响。此外，宗教学会反映出其学科的体系性、系统性，有其基本范畴和相关研究方法。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处境下，我们还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宗教学的指导，要创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形成中国学派和中国理论，尤其是要努力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体系，此乃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任务。此外，我们根据中国国情和当代世情，还开展了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文化艺术学、无神论研究和宗教法治研究等探讨，这就是我们对究竟什么是宗教学的基本理解。
吴云贵：我国宗教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以三方面的变化为基本标志。一是科研机构不断增加，科研队伍不断扩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宗教研究机构形成多层次格局，社会科学院系统、高校系统、宗教事务主管部门系统和宗教团体都设立了宗教研究机构。它们研究主旨不同、研究兴趣各异、研究方法各有侧重，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研究人员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二是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宗教研究的二级学科现已扩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民间宗教、原始宗教、当代中国宗教、宗教学原理、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此外，过去研究较少的一些宗教，如萨满教、犹太教、印度教、东正教、神道教、锡克教、摩门教、火祆教、巴哈伊教等也都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并有相应成果问世。从成果的内容看，史论、工具书等多种形式的基础研究增多，结合现实和工作需要的应用研究已引起广泛的重视，成果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受到重视。三是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在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宗教研究的同时，也在借鉴、吸纳的基础上力图采用一些西方宗教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以宗教社会学、宗教哲学、宗教人类学和宗教文化学方法更为受到重视。当然，如何根据中国国情、社情和教情，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创造性地应用外来的研究方法，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有益的探索。
郑筱筠：在全球化加速进行之际，宗教现象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加速度变化，因此，这也需要我们的研究和认识要与时俱进，随时“升级”。随着宗教之间对话的加深，国际学术界交往的加强，中西方学术界对于动态发展的宗教现象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双方都开始客观中性地审视和思考自己提出的宗教理论体系，都在纠正自己学科理论的偏差，力图建构一个能够涵盖全人类宗教发展现象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要求我们能超越国家、民族、种族、地理疆域的界限，以一个更宏大的研究视野来看待宗教现象，把握现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既清醒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宗教现象，同时，也在交流、学习、对话，甚至实地调研过程中，了解世界宗教。在探索建立宗教学学科体系时，既要防止欧美中心论，同时也要防止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形式的中心论，真正在全球互动与多元文化共存的平台上，逐渐达成共识，逐渐建构符合世界宗教内在发展规律的宗教学学科理论体系。
牟钟鉴：中国宗教学正在健康发展，在为宗教工作提供理论咨询、繁荣文史哲人文学术、开展文化外交、促进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已为中国宗教学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宗教学还处在前期发展阶段，未来的事业尚任重而道远。中国是一个宗教信徒占少数的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不少人对宗教无知或有偏见将是长期历史现象，很多人尚不习惯社会与宗教、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和谐共处的新常态，尤其在社会精英群体中还存留着苏联“鸦片基石论”的影响，这就加重了中国宗教研究的任务。中国宗教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是许多领域尚有待开拓，二是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三是一些基本理论还未达成应有共识，四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要求中国宗教学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发挥独特的作用。进一步总结中华宗教文化传统的多元通和模式，继承和发扬历代治国理政中对多元宗教的温和包容、政主教辅、因俗而治、神道设教的成功经验，和宗教文化多样、和谐、爱国、互学、劝善、重文的优秀传统，用宗教和谐论和文明和谐论取代西方的宗教冲突论和文明冲突论，进一步消除苏式鸦片基石论、与宗教斗争论的影响，让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在国内外发挥更大作用。
推动中国宗教文化战略的思考与构建，确立“多元通和，固本化外”的战略构想，既体现宗教文化上的儒道佛为核心的民族主体性，又体现对外来宗教的开放性和融通性；既体现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对宗教的理性、文明的引导，又体现宗教文化自身发扬中道教义、走向道德宗教的健康趋势，使中国宗教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积极力量。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把唯物史观与宗教社会学结合起来，在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基础上，依据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进一步阐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转型时期中宗教的恰当位置和功能，宗教如何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要深化和提升宗教适应论、宗教和谐论、宗教文化论、宗教生态论。要研究中国流动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宗教问题。要研究如何将宗教纳入社会管理系统，实现新常态。要研究如何全方位并有效地引导宗教发挥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积极作用。
认真研究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宗教问题，认识两地宗教与管理工作的特殊性和与内地的共通性。既不能因特殊而否定宪法和相关法规条例的普遍适用，也不能不考虑两地的特殊情况而与内地整齐划一。如何因俗而治，如何实行宽松式管理，应当是探讨的重点。在研究两地新经验中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民族宗教学。
认真探讨宗教立法和依法管理问题，把它作为推进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完善宗教领域法治体系，例如要否立宗教法，如何提升已有法律法规的崇高地位，如何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形成适合今日实际的更具体可操作的章程，以及如何在宗教工作上推行依法行政、加强监督，都需要研究。现在宗教领域乱象，有些是由无法可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而引起的，如基督教地下活动、民间宗教处于灰色地带、有些民族地区宗教管理办法有违宪法精神，等等。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认真落实，不能允许“权力大于法律”、“地方不认同中央”的现象存在。大力开展国际宗教现状、发展趋势、与中国相互关系的研究，构建中国对外文化战略。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际宗教界广交朋友、获得理解和支持，是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重点是进一步沟通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的关系。同时要防止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恶意渗透。加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研究其形成规律和防范途径，如何标本兼治。追踪研究宗教极端主义最新形态：伊斯兰国。
借鉴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有效推动基督教本色化进程，建设中国特色基督教神学。学者的责任是帮助教界加强中华经典文化培训，建设一支青年的兼习孔子儒学、老子道家和基督教神学的骨干教职队伍，承接吴耀宗、赵紫宸、丁光训等老一辈已有成果，接续中华文化血脉，建设适应今日中国的新神学，使之具有更鲜明的仁和精神，成为其他宗教的好邻居。
加强宗教心理学研究，改变目前薄弱状态。宗教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以超世信仰为形式的心理需求、调适和状态，它是一种信仰心理学。不懂得宗教心理就不懂得宗教，而宗教心理情感的细微性、体悟性、内在性、多样性又难以为外人洞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另一方面，宗教的心理调适功能又可以超越教际界限而在社会非教徒身上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人类的心理有共性，面临着相似的人生困惑，因此可以感受宗教包含的解困智慧。中国至今尚无中国特色宗教心理学学说，而西方弗洛依德、荣格等的心理学又缺少中国经验。中国传统宗教的特点之一是不重视外延发展扩张，而讲求内心和谐、平静、解脱。常见地方干部简单粗暴对待宗教，重要原因是无视宗教心理，不尊重宗教感情，也不会发挥中国宗教引人向上向善从而稳定社会精神道德生活的优点。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课题有待中国宗教学者去开拓创新。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创新的时代，中国宗教学将大有可为。
卓新平：从当前我国大安全战略和大文化思想发展的整体构建上来思考，我们要使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发展、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增进团结力量、形成和谐因素，即需要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党内外、国内外、各民族、各宗教、各个社会团体等。为此，我们需要一种建设理论与维稳文化的并重共进，从而得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里，宗教研究可以成为文化建设和维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是我国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善于广交朋友，尽量扩大我们的政治同盟或合作力量，争取各种社会因素对我支持、理解或认同。为此，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构想，我们就要“加强民心相通”，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其中几千万海外华侨和广大对华友好的国际友人是我们必须依靠或争取的力量，也是我们实现更广泛沟通、联合的重要桥梁、纽带。而通过这些桥梁和纽带，我们必须面对并争取世界各国几十亿宗教信众，在相互尊重、理解、沟通中共建我们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从我国当前内部环境来看，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多元共构的社会共同体是必由之路。我们要想真正做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就必须达成我们当今社会的广泛共识，这种共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深化改革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努力凝聚这样的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我们在社会舆论及具体举措上就应该尽量“求同”、“包容”、“存异”，“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的智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所在，我们必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回归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叶茂枝繁的活水源头和坚实大地。在中华文化的内蕴和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不能无视宗教的重要构成。我们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则应该对中华民族的宗教传统加以深入、认真的审视和评价；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放弃宗教文化的作用和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关联时充分肯定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并明确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世代相传的中华民族核心精神、持守至今的中国文化内在本质，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实基础和重要积淀。既然我们承认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历史关系，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根本排拒这一优秀传统中的宗教元素。这是我们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必须考虑的，也是其“相适应”的内在基础和有利条件。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宣称，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精神标识和思想道德资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着中国人的宗教文化，体现出中国人的宗教精神。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宗教正能量的发挥，使中国宗教的精华能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厚滋养的有机构建。
郑筱筠：回顾世界宗教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世界宗教研究所50年的发展历程，如果借用“人到50知天命”来对世界宗教研究所作一个形象的比喻的话，可以说“所到50明使命”。在50年的风雨历程中，世界宗教所的学术发展历程讲述了当代中国宗教学学科发展的50年历史，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故事讲述了几代学者在中国宗教学研究路上的辛勤耕耘，老一辈学者们积累了深厚的知识财富，既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学者去进一步学习和发扬传统，同时，我们更应该明确，进一步推动中国宗教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创建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一使命还要由中青年学者们续写，需要一代一代学者薪火相传，努力去建构和谱写。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新中国建立65年，当代新中国宗教学学科的研究也发展了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也只是众多研究机构之一，虽然在学术界仍然是学术领军机构，但我们在谈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机构和成果时，不能忽略同样作出重大贡献的兄弟院校和研究机构，不能忽略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正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当代中国宗教学学科才有现在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中国宗教学的大发展和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间发生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不断改革、继续开放的大环境。201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50周年的日子，故而在谈当代中国宗教学学科发展历程时，也重点论述这50年的发展成就。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继续推动中国宗教学学科发展的使命不仅仅只是世界宗教研究所学者们的使命，也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的学术使命，这毋庸置疑。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