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根时代的乡村儒学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张玉林
主持人：应该说，拔根是一个敏锐而有概括力的说法。它从社会学的视野揭示了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窘境，直指问题的核心。中国思想一向重视深根固本，强调本固枝荣，一棵大树被拔根意味着它失去了稳固和平衡的基础。显然，作者的洞见主要是基于社会组织变迁的视域，但是，社会组织不同于自然组织，任何社会组织变迁都是某种理念指导的结果，而全面否定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神基础的儒家思想，片面地将儒家等同于落后反动，正是拔根的精神动因。因此，社会组织的基础遭受了重创，其修复应该从理念层面开始，对乡村而言，就是从人伦价值、家庭价值和文化生态开始，从天人之际开始，这就是乡村儒学的意义之所在。
首先向尼山圣源书院从事乡村儒学教育的诸位表达我的敬意。我去年8月曾来过一次。这次来又看了两个村庄的讲学场景。初步的印象是，当地的人心的确变得“柔软”了，乡村增加了温情，因此很受鼓舞，也有了进一步思考的依据。我所思考的问题是，对今天的乡村儒学如何定位，如何理解它的意义，以及它还需要关注和应对哪些问题。
这取决于如何认识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拔根”。虽然这个特征在梁漱溟先生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年代就显露了迹象，但今天尤其突兀。这里的“拔根”有两层意思：一是个体化、个人主义拔去了家庭之根；二是城市化和城市信仰拔去了乡村社会之根。
从家庭来看，我们以前都认为它是社会的细胞或基础单元，是社会之根，家庭安定和美，社会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与这种观念相背离的现象，有太多的力量将个人从家庭中拉出去，让他脱离家庭，变成孤零零的个体。将人拉出家庭的力量，首先是社会分工加剧在起作用，传统家庭具有的几乎是全能的功能，不少被国家、政府和新的社会组织弱化了，甚至取代了。同时也要看到，数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教化体系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维持社会成员对家庭、父母的忠诚的重要性，甚至曾经长期将之与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样，家和家庭的重要性，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大大弱化了，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孝道衰微、人伦颠倒、离婚率不断增加等问题就出现了。
拔根的第二个层面是对乡村社会整体而言。我们都认为乡村是中国的基础，甚至说中国文明就是农业文明，三十年来不断强调的“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中国的稳定”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遭遇了城市化。当然不应该反对城市化或城镇化（顺便说一句，它在欧美都是指Urbanization，只是到了中国才被分割成两个对立的概念，并指向两条不同的道路）。作为工业化的伴随物，如果承认工业化不可避免，城市化也就不可避免。但作为工业化的伴生现象，它原本是一种自然进程，绝不是由行政力量强行推进的。问题是，从世纪之交开始，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把它当成了至上命题和迫切任务，当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归宿或终极目的，以至于形成了城市信仰。于是乡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消灭村庄”“让农民变市民”甚至“消灭农业”的论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策实践。曾有报道说中国十年间消失了90万个村庄（自然村），我最近做了一个推算，从1991年到去年年底，全国消失的自然村至少有140万个，也即从大概420万个减少到不足280万个。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现象造成了一种世界稀有的“贱农主义”，也即以农为贱，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都视为落后的存在，必欲“消灭”而后快的思潮。这种思潮及其相伴的城市化洪流，将乡村的青壮年裹挟而去。因此，乡村以及仍然还留在乡村的居民就显得失魂落魄，因为他们被告知自己的明天是在城市。
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很容易切实地理解乡村儒学、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如果把儒家教化的旨归理解为以家庭关系为中心扩展开来的乡村秩序的重建，那么推进乡村儒学就是在固本培元，具有收心的作用，将过于外向和外放而“变硬”了的心——舍弃家庭走向社会、舍弃乡村走向城市，乃至于舍弃中国走向欧美——收回一些，使其趋于安宁和柔软，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力量对家庭和乡村的解构。进一步说，它的效应不限于乡村，在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乡村新一代将走出乡村而变成城市居民的趋势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受过儒家伦理熏陶而将其内化了的乡村居民，更容易成为温文尔雅的城市居民。
当然，也要看到它的艰巨性，以及它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在个体化和城市化已属既成事实，并且很有可能还要加剧的情况下，今天的状况要比上世纪30年代的先贤们所面对的更加严峻。这要求今天的儒学推进者具备更多一些的作为现代社会的“医生”的识见，使人们在承认现代化带来了多方面的进步、具有许多建设效应的同时，也认识到并告诉“患者”，它所造成的退步和破坏效应，从而对抽象的和被高度美化了的“现代化”有着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需要重新找回并进一步发现、阐释和弘扬家庭的价值、乡村的价值，让在个体化、城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人们重新体悟到维持家庭的圆满和乡村的可持续的重要性。
就目前的学术界而言，这种重新发现和阐释远远不够。我个人的浅见是，即便在那些后现代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的社会，家庭仍然是也必须是人生的港湾。反过来说，人生的港湾永远只能是家庭，任何轻视家庭的社会都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不以家庭为起点和归宿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难以成为能充分满足个人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社会的重建，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充实，必须从家庭开始，从重拾家庭伦理开始。
进而，在不否认城市化仍然是近期的主要趋势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乡村有一个认识的底线：它肯定不只是“乡愁”的寄托之所，还必然继续是中国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是的，使用这类词语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人生和整个国家的进程都当成“战场”。我们不可以对乡村抱有理想化或浪漫主义情怀，但是也必须警惕对乡村价值的贬损。从人性的需要以及“风险社会”的角度而言，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相比，乡村的天然优势在于它是高度统一的空间：生产与生活密切结合，人与自然高度融合，今人与古人（祖先）及后人（子孙）共同聚居。这就避免了过度单一性的劳动或工作对人的异化，避免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实现了世代的传承及继替。换句话说，在自然、文化和社会的意义上，它具有更为显著的可持续性，避免或缓和了沙漠化的大都市带给我们的困境。
为了让传统得以修复，让现实更加坚固和完善一些，乡村儒学的宣讲内容当然要“返本开新”。至于如何“开新”，以培养超越了差序格局的“世界公民”，远非一己之见所能及，而有待于儒学的研究者和践行者们进一步探索。
乡村儒学如何可为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桂华
主持人：桂华博士提出了一般社会学者容易忽视的问题：“农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认为农村的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被资本和社会主流文化同时抛弃，如何为他们提供精神营养，是乡村儒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他提出乡村儒学要为乡村注入儒家伦理精神，重建人伦底线，让农民的日子过得富有价值和尊严。他因此希望儒学走出书斋而深入平民生活，既为乡村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也为儒学发展探索新的出路，这是一个社会学者对于当代儒学的期盼！他的观察敏锐而深入，触及了村民生活背后的精神世界，从社会学角度印证了乡村儒学的当下意义。
将儒学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非当下之首创，远至北宋吕氏乡约就是将儒家伦理精神转化为社会组织的行动，近则有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河南从事的乡村建设实验也是从这方面着力。儒学需植根乡野才能成为“活”的文化，乡野经儒学教化才能变得文明，儒学与乡村社会相辅相成。
当前欲将儒学运用于乡村建设，则必须挖掘儒学“活”的资源。乡村儒学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即是，注入儒家伦理精神，探索改造乡村生活方式，让农民的日子过得富有价值和尊严。
从价值意义角度讨论农民过生活，这涉及儒学或者说中国文化的最深层次内涵，即中国人的本体价值是如何满足的。我们通常说中国没有宗教，但是却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有一个“终极关怀”追问。梁漱溟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伦理生活具有宗教性价值，即“道德替宗教”。我们讲伦理本位，讲礼乐传统，都构成解释这个问题的很好理论资源。现在探讨儒学与当代乡村建设的关系，需要考察农民如何从伦理生活中实现其终极关怀的信仰问题。
最近几年，农村出现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农村老人自杀趋势急剧上升，湖北局部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非常高。这种情况与当前农村社会的“空心化”状况有关，显示农村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不足性与紧迫性。所以，我们要进行乡村建设，要探索中国文化传统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这是乡村儒学在当代要有所为的问题。
乡村建设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从事乡村建设的第一步是要找到可依赖、可发动的农民群体。当前农村的主体人群是386199部队，我们能够发动这个群体做什么？“三留守”是资本侵蚀乡村的后果，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区分乡村建设的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前提是，386199部队可以做什么？有人提出依靠他们去抵抗资本，还有人指望386199部队来复兴我们中国文明，这些目标都定得太高而很难实现，我们不妨从最基础的做起。赵法生老师在山东建设乡村儒学讲堂，讲授“三字经”，他定的目标就很切合实际，他认为讲堂的任务就是让农民明白，“打自己的老子（父母）是不对的”。孝顺父母，这是做人的最低底线。造成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杀最根本的原因是老人不被子女尊重，他们的做人尊严得不到保障。进行乡村建设，减少老年人自杀，让老年人活得有尊严，这些底线要求可以做到。我们自己也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在湖北的四个村建设老年协会，已经坚持十多年。方法比较简单，在每个村给老年人建设一个活动场所，老年人每天都去娱乐，每天都去见面，在那里聊天打牌唱戏扭秧歌，效果很显著，当地农民都总结说“吃挂面的少了”（吃挂面就是上吊自杀）。
在农村建设老年人协会或者是儒学讲堂，核心是将理念上、典籍中和经书上的儒家文化转化为能被农民理解接受的生活习惯。真正有生命力的乡村儒学需要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存在。传统村庄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团体，而且也是一种具有公共价值生产能力的社会组织。围绕乡村建设底线目标，儒学可为之处在于重塑有道德规范的乡村公共生活。
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哪个村庄有一棵大树，那个村的老年人自杀率可能会比较低。为什么？因为有大树象征着这个村有传统，一百两百年以上的村庄才能够长出大树。村庄有大树的地方，农民傍晚时候会聚在那里一起吃饭、聊天，老人小孩，不亦乐乎，这就形成了有文化的乡村公共生活。村庄共同体就在大树下面。现在农民把房子建得很好，有了高墙大院，院子里面还养着一条恶狗，这时村庄公共生活逐渐消失。公共生活与公共场所互为表里，当农民将家里客厅都装修得非常漂亮后，其他人就不愿意进去，进去会把你的客厅弄脏，无事不登三宝殿，农民串门的心理成本非常高，所以农村有一个公共场所非常重要。协会或者讲堂成为乡村中的公共场所，在其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谁走谁来都没有关系。有了公共场所，就会形成公共舆论，道德规范就逐步生产出来，村庄生活就会逐渐恢复其公共价值性。
在当前主流话语中，“乡村”作为与城市生活方式不同甚至对立的形象出现，她象征着传统、原生态和反资本。重建“乡村儒学”，既是为乡村建设注入文化力量，也是为儒学发展探索出路。任何革命都是从边缘地带发起的，在资本力量无孔不入的时代做一些具有对抗性的事情，就必须要走到边缘群体中，农村是整体社会的边缘，386199这群人又是农村的边缘。他们被资本抛弃，也是被这个时代主流文化所抛弃。因为边缘，因为被压抑着，所以我们只要给一点阳光他们便灿烂。
现在为什么广场舞会全国跳起来，是因为这个时代没有给跳舞这群人别的娱乐活动与生活方式。我们能指望大妈大爷们像城市小中产阶级那样表达小忧伤和小清新情调吗？从事乡村建设，首先需要我们找到农民的迫切需求。我们不要期待太高，知识分子设想的东西也许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也许农民想要的是“有路灯”而不是“看星星”，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城市人寄托的东西放在农民身上。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找到农民最需要的和最能够灿烂的地方，确定乡村建设的底线目标。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给一点阳光，让农民自己去灿烂。相信乡村建设大有可为，至于怎么组织、什么机制、何种策略等，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
乡村儒学要解决什么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 干春松
主持人：干春松教授从三个层面对于乡村儒学目标提出建议：首先，乡村儒学的最低的目标是为留守农村的人们提供急需的伦理文化服务，重建家庭伦理；其次，乡村儒学应该总结梁漱溟等先贤的经验，探索重构乡村组织，以补充现有体制在情感和组织上的欠缺；最后，重新选编适合于乡村和社区的儒家通俗读物，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新的解释，建设儒学适应于现代的教化系统。他特别提醒，那种基于政绩考量而进行的强制性的儒学推广，可能使乡村儒学难以真正成为乡村民众的自觉选择而失去生命力，这同样具有发人深省的启发意义。
现代儒学的困境最初的起因就是因为西方的冲击所导致的经济中心的转换，即是由城市经济取代乡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对家族为核心的生产消费模式的破坏，另一种方式则是导致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确切地说，这种状态在20世纪20年代就逐步明显，所以引发了以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发起的“村治”运动，试图摸索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模式。
但是，因为战争和其他的政治原因，儒家与其他的信仰体系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被清除的对象，所以，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失去了活动空间，而只是沉潜于人们的内心深处。
1978年之后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家庭价值的再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同时，告诉我们中国人文化传统中的家庭价值依然被人们实际生活所重视。但这样的改革是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的开端，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形态，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日益边缘化。由于青壮年人口离乡打工，知识群体在接受教育之后，也不再回到农村，这导致农村成为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和未成年孩子，还有留守农村妇女的天下，这一次的农村变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必然过程，即当工业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动力的时候，农业在整个经济格局中的边缘化，由此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而在山东出现的乡村儒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局下兴起的，所以理解这个社会背景对于我们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乡村儒学现象，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这次乡村儒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乡村儒学是要解决因为城市化、乡村边缘化或者是空心化而导致的留守人员的精神问题和生活问题吗？还是想如梁漱溟先生那样重建一个乡村的秩序呢？我想无论是哪一个目标，这都不是每隔半个月宣讲儒家经典所能解决的。目前农村的问题是由农村现实的生产格局所决定的：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都已经不愿留在农村了，因为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或者相对枯燥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吸引他们留在农村。他们不会为了孝顺年迈的父母或照顾年幼的孩子而留在农村，甚至出门打工是寄托了全家人改善生活条件的使命。
因此我们必须回转来思考，乡村儒学是否要建立一个最低的目标，即让留守的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小孩处理好家庭的关系，以传统的家族伦理原则来规训那些不愿意照顾老人的人。
然而，乡村儒学应该有更多的追寻，梁漱溟等人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其重要的使命是面对已经失去家族制度依托的农村建立起一种替代性的制度，梁漱溟称这样的组织为“乡农组织”。但是，客观上并没有收效。现在的乡村儒学也应该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现有的乡村，其组织架构是村委会，在集体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转变之后，集体制本身所包含的社会保障（即使很弱）功能也宣告解体，因此，乡村儒学需担负一个新的乡村组织建构的使命，以补充现有体制在情感和组织上的欠缺。
最后，乡村儒学与其他的儒学形态的关系问题。目前尼山脚下的乡村儒学活动，其核心是通过对《弟子规》等通俗的儒家读本的宣讲来传播儒家的价值。然而，我们还必须考虑，可持续的儒家教育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些传统的家训和其他的通俗的儒家读物，对之进行编写和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新的解释。
在我看来，乡村儒学还是一种在尝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其生命力和普遍适用性都需要通过时间和更多的成功经验的验证，而那种基于政绩考虑而进行的强制性的推行，都可能使乡村儒学难以真正成为乡村民众的自觉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儒学或许需要更多的实验。
（主持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儒教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2014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