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潮。这股思潮的一般特征是：掩盖儒家学说的本质属性，摘取儒家经典的某些话语，将其判定为“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等，进而宣扬“回到孔孟去”、“立孔教为国教”、“立儒学为国学”、“重建儒教中国”、“推行儒家宪政”之类的政治主张。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儒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从其本质属性看，“新儒家”不是真儒家。

孔丘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概念属于“名”的范畴，而概念是揭示思维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在特有属性中，本质属性既具有区别性，又具有规定性，为一个事物内部所固有，并能决定这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性质。如果一个概念不能反映特有属性，特别是不能反映本质属性，就会“名不正”，进而“言不顺”。然而，一些学者往往制造一些指称对象极其混乱的概念，导致一些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学术现象出现。“现代新儒家”这个概念便是典型例证之一。

儒家学派，门户繁多，流派丛杂，概括“儒家”的特征并非易事。例如，司马谈用“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论说“儒者”的特有属性，而实际情况是：“墨者”、“法家”、“阴阳”、“名家”及“道家”中的多数也讲究这一套。又如，班固《汉书》用“留意于仁义之际”论说“儒家者流”，许多学者将“讲仁义”视为儒家的特有属性，而实际情况是孔丘之时还没有“仁义”这个词，主张“仁”、“仁义”的也并非仅限于儒家。又如，许多学者称“儒家讲王道，反霸道”，而实际情况是孔丘对“霸”也有正面的评价。荀况、陆贾、董仲舒、桓谭、李觏、司马光、陈亮、陆九渊等名儒都认为“霸”、“霸道”具有正面价值。又如，许多学者称“儒家讲性善”，而《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只反映孟轲一派的观点，包括孔丘在内的先秦、汉唐名儒大多不赞成性善论，诸如荀况讲性恶、董仲舒讲性三品、扬雄讲性善恶混。就连推崇《孟子》的张载、朱熹也明确指出：孟轲的性善论有重大理论缺陷，无法解释性恶的来源。儒者天道论的分歧更大。董仲舒将“天”视为“百神之大君”，朱熹将“天”视为“自然之理”，二者分属两大哲学类型。儒者大多讲究“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感应”，而柳宗元、刘禹锡等主张“天道自然”、“天人相分”，二者也分属两大哲学类型。

概括“儒家”的一般特有属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揭示“儒家”的本质属性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历代儒者的最大共同点是：论证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并维护“尊者专制”的观念。重要证据之一便是：孟轲、荀况、董仲舒、扬雄、张载、朱熹运用各自的人性论，共同论证了实行君主制度及尊者专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绝对性。“天人感应”与“天道自然”的重大哲学分歧并没有影响董仲舒与朱熹“三纲”论的内在一致性。下面再列举四个判定儒家本质属性的重大事实依据。

孔丘是儒者宗师，而“孔子尊君”乃古人之定评。从《左传》、《论语》、《史记》的记载看，孔丘赞美西周王制，阐发“文武之道”，论证“君臣之义”，抨击“礼崩乐坏”，儆戒“乱臣贼子”，主张“贵贱不愆”、“事君尽礼”、“以道事君”，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视为理想政治境域的主要标志，曾为强化鲁国公室而“堕三都”，被敌国视为“为政必霸”的卓越人才。其弟子称颂孔学为“百世之王，莫之能违”。司马迁也赞扬孔丘作《春秋》以“明王道”。作为那个时代一位博学、睿智、求实、进取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行道以尊君是孔丘的政治抱负和治学宗旨，他无愧于“孔子尊君”之赞。战国诸子多有非儒之论，却没有人否认“孔子尊君”。汉唐以来，“孔子尊君”乃是朝廷之定见、儒者之定论和世人之定评。就连非议儒家的无君论者也将尊君视为“圣人”的莫大罪过。

孟轲被尊为“亚圣”，而《孟子》是帝制法则的经典。《孟子》有一批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证立君治民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论证君权天赋的“天与之”，论证君主独一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论证天下王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证治权在君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论证君为政本的“一正君而国定”，论证忠君孝父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等。孟轲以“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论说帝位的传承，认为帝王权位的终极合法性取决于“天命”，无论禅让、革命、世袭，凡是“非天与”的都属于“篡”。这些命题所设定的政体形式和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的“君主专制”定义。《孟子》之所以成为帝制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之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古人云：“孔子尊君，孟子尊道”，而孟轲之道“无害于尊君”。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儒者尊奉儒典，而“尊者专制”是四书五经的核心观念。诸如《尚书》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诗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周易》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论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中庸》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周礼》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礼记》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等等。只要客观、全面地考察各种儒典，便不难发现“尊者专制”贯通儒家的所有命题和范畴。就连《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是典型的以“天人合一”论证尊者专制的命题，其基本思路是：天地之大尚有尊卑高下，“天地之道”、“阴阳之数”、“乾坤之体”注定万物皆有“君臣之辨”、“尊卑之序”、“贵贱之位”。礼教及“三纲五常”就是阐释四书五经、论证尊者专制的产物。

先秦儒家的核心要素，上承商、周，下启汉、唐，始终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例如，只要仔细比较一下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理论结构和命题组合，就会发现：《孟子》的各种理论要素，包括“民贵君轻”与“民无二王”，不仅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占据了官方学说和主流学术的地位。就连下令删节《孟子》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一度将“民贵君轻”书写于宫廷殿堂，还曾下诏称赞“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并免除孟轲后裔的赋税。清朝的乾隆皇帝甚至自幼修习“民贵君轻”，多次撰写体认“民贵君轻”的诗歌文章，他下令编辑的《钦定四书文》收录了两篇阐释“民贵君轻”的明朝科举范文，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的阐发“民贵君轻”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这也说明，“民贵君轻”并不违逆“尊者专制”，二者恰好相辅相成。

显而易见，“孔孟民主”是帝制及礼教覆灭之后冒出来的一种新说法。这一类说法的要害是变换儒家本质，扭曲儒家思想，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贩卖个人的政治主张，宣传所谓的“儒家宪政”。一些人甚至声称《孟子》的“民贵君轻”为“最高民主精神”乃至“世界民主论之先驱”。于是原本众口一词的“孔孟尊君”，演化为“孔孟专制”与“孔孟民主”之争。

必须指出的是：那些怀有特定意识形态目的的“新儒家”属于刻意造假者。牟宗三公然提倡文化造假，渲染中华道统的“内在超越”路线。面对质疑，他竟然诡辩：“即令没有，我们也应当使它有。这是我们作历史的回顾时，作为黄帝的子孙所应当有的责任。”钱穆则极力证明帝制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一些主张在现代中国推行“儒家宪政”的人，明知古今“三统”非一脉相承，且“道不同”，却基于“如果儒家想在现代社会赢得生存权利，就必须有效地吸纳民主”的考虑，宣称要以“引进民主宪政要素”的方式，“弥补古典儒家的不足”，将“儒家”和“民主”整合在一起，以“重建中华道统”。这无异于公开宣称要用作伪的手法无中生有，用讹变的方式将儒家转换成与其本质属性截然相反的东西，这无疑是“木质的铁”。历史上不乏伪冒“儒家”的伪作伪造和假冒“儒学”的假托假造，而公然宣称必须作假偷换的唯有现代冒出来的“新儒家”。如果孔丘在天有灵，肯定会责备这种做法曲解了儒家的纲领、灵魂、精髓，悖逆了儒学的“圣道”、“王制”、“名教”。

严谨的学术分析应当将公然造假、欺世盗名的“现代新儒家”正名为“现代伪儒家”。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2016年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