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及毒品泛滥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是所谓现代文明病之一。但在人类生活史上，毒物的滥用却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世界上很多部落早就懂得使用可卡因、迷幻蘑菇和其它有毒植物。但他们多是用来达到宗教巫祭仪典活动的目的，是由宗教信仰的动机所驱使。中国魏晋时期服用“五石散”风行一时，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同道教服食长生的信仰有关的。
　　“五石散”又名“寒食散”。因为服散的人除了要饮热酒外，只能吃冷的的其它食物。它的主要成分是五种矿物药，古代叫石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五石”指的是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和石硫黄。他大概依据的是唐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及《千金要方》中的有关记载。但实际上魏晋时人的五石散方系由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两个方子“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散”合并加减而成。“五石”指的是礜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和石钟乳。
　　“礜石”在古书中常常与“礬石（现作“矾石”）”相混淆。它们实际上是两种性质极不相同的矿物药。前者就是今天的砷黄铁矿（FeAsS），又叫毒砂，是一种含砷的有毒矿物；后者一般指明矾[KAl3（OH）6（SO4）2}，是一种无毒矿物。五石散中的另四种石药都没有明显毒性，其对人体的毒害作用主要来自这种含砷矿物。
　　据文献记载，一个人初期服用少量五石散，能加强消化机能和改进血象和营养情况，即出现“人进食多”和“气下颜色和悦”的现象，但同时也伴有“头、面、身瘙痒”，“策策恶风”和“厌厌欲寐”的中毒现象的出现。长期服用，则会严重中毒，直至死亡。汉代的“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散”原是用来治疗”五劳七伤”的虚弱症的。魏尚书何晏最先服用由这两个方子改变而来的五石散。何晏是何进之孙，曾随母为曹操收养，极得宠爱。少时即富贵奢华耽情声色。同时代的管辂说他“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可见他伤于酒色，体质极差。他服用五石散，最初目的大概是为了治病。
　　何晏属曹氏集团，不久司马氏起而代曹，他也就被杀头了。而服用五石散却在当时的贵族士大夫阶层风行起来，以致中毒而死的人不计其数。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记载了晋代名医皇甫谧关于长期服散中毒的自述。服散之后感到“心痛如锥刺”、“手足偏痛，诸节欲解”；身上“发痈疮坚结”，浑身发热，“因以冷水浇淹手巾，著所苦处，温复易之”，或以“冷水洗，冷石熨”，常常“日用水百余石”。药毒发作严重的，“有气绝不知人者，橛口不得开，病者不自知，当须傍人救之”。这位名医还记载了许多中毒者的惨状，如有的“舌缩入喉”，有的“痈疽陷背”，有的“脊肉烂溃”，有的因服散其亲属“中表六丧”，皇甫谧自己则“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烦，加以咳逆，或苦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他服散七年，终至毙命。
　　尽管五石散药物很贵，非富贵人家是吃不起的，而且吃药后禁忌又多，药力发作即“散动”、“发散”时，服散者痛苦不堪；长期服用，必定毙命，但服散之风却仍然愈扇愈炽。《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记述了很多当时人服散的故事。魏晋一代名流如何晏、王弼、夏侯玄、嵇康等都是服散的倡导者。以致服散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一种时髦。它可以成为不奉皇帝诏命的借口，而不致获罪（《晋书·皇甫谧传》）；可以成为“居丧无礼”不拘札教的由头；它还可以成为避祸逃命的法门。《晋书·贺循传》记载当时陈敏作乱，“诈称诏书，以循为丹杨内史”，卢循就服寒食散，披散头发，袒路身了，开得陈敏只好作罢。当时也小有名气的王戎，在为齐王冏谋划时，因出了不合时宜的主意，险遭杀身之祸。幸亏他假装服散药发，掉入厕所，得以全命（《晋书·王戎传》）。到了后来，服散之风演而成为贫富标志之一，“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以致闹出有人无钱吃这种药，偏要冒充服散者的事来。后魏孝文帝时，王公大臣大多都服五石散，动辄声称自己“石发”（即“药发”、“散动”）。有一些人很羡慕，也假称自己“服石发热”，显示自己很阔气。有的人就想着法子讽刺这种人。有一个人就躺在市集热闹场所，故意不断叫喊发热，让很多人围观。同伴问他，他回答说是“石发”。同伴又问:“你什么时候服石，现在‘石发’?”他答道:“昨天买的米中有石，我今天吃了所以‘石发’。”围观者大笑。
　　魏晋时代政局动荡不定，士大夫阶层竞相奢谈老庄、服散、饮酒，多采取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道教自汉末开始建立，发展到魏晋时代，它已融合包括卜筮、占星、服食、导引、辟谷、行气、烧炼金丹等在内的很多中国古代宗教迷信和神仙方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道教追求肉身不死，长寿成仙，既超脱子尘世俗务，又不放弃享乐生活，正好迎合贵族士大夫的精神需要。此时的道教开始由民间进入统治阶层。道教炼制金丹大药，以求服后不死成仙的所谓“外丹”术，虽有可能肇始于汉代，但其作为系统的神仙丹鼎道派思想却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其衰落则是在隋唐之后。魏晋时期的服散风气经久不衰，同样绵延至隋唐，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本来，五石散出于古代医药家，但中国古代的医药家大都与讲究炼丹服食的神仙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很多著名医药家同时又是神仙方士，到了后来便是道士，如华佗、葛洪、陶弘景、唐孙思邈等。另外，最早的医学书籍认为某些药物能够使人长寿不死。《神农本草经》把五石散中的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列为上品之药。《抱朴子·仙药》可能引的是《神农本草经》的话:“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即使是后代本草著作，说到石英、石脂、钟乳一类药物，也以为它们“益精益气，补不足，令人有子，久服轻身延年（见《证类本草》卷三）。”所以，在这股服散风气中，为求治病者有之，为求厕身“富贵体”之列，追赶时尚者也有之，但若无一种更深的信念作为支持，这二者必不能使此风经久不衰。这种信念，大概就是道教的“延年、长生、成仙”的思想，因为服散之苦，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致”病；而且五石散主要用作治疗“房室之伤”的强壮剂，何晏伤于酒色，服后“首获神效”，原因即在于此。假如这种强壮剂使人罹受如此之苦，即使是纵情声色的贵族士大夫恐怕也要却之犹恐不速的了。在这些服散者中，也有一些佛教僧人。（见《高僧传·晋庐山释慧远传》）。他们不应有“房室之伤”，但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即与中国本土信仰相互融合。很多佛教徒同时也信仰教外思想包括道教思想。《续高僧传·释法护传》即说“护善外书，好道术。”这位法护和尚也是服散的。
　　虽然服散者未必都是道教徒，但服散风气与道教服食长生大有关系，是无可怀疑的。鲁迅在前引文章中谈到阮籍、嵇康时说，嵇康也兼服散，而阮籍则专喝酒。阮后来能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结果在司马氏之淫威下，仍得以终其天年；而嵇康则被司马氏所杀。“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嵇康是否真的因服散求仙而不惧司马氏的迫害，我们可不去管他；但魏晋人的神仙思想却是实实在在有的。有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数百年的服散实践终于使人们从这种宗教迷狂中醒悟过来，当然他们也许会陷入新的宗教迷狂中，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

（文章转自文史知识（京）198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