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终南山大峪,一位修行人在茅草棚前看书 （图：陈团结）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利安教授（图：闫文青）

佛教在线讯 终南山隐士不过是生活在山里的一群普通人，但终南山隐士系列报道受到高度关注和诸多讨论，隐士精神的内涵是什么？能给当代人什么启示？华商报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利安教授。

真正的隐士是排斥名利追求精神的

华商报：在《终南隐士寻访者》和“走读终南山”系列报道见报后，很多读者表示了关注，也有一些读者认为报道扰乱了终南山的清静，各大论坛和门户网站都有关于此的大量讨论，您觉得涌现出如此多关于终南山隐士的讨论和关注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李利安：意义很重大。对终南山隐士的这些报道其实是对当今社会更深层次的反思，也可能会变成长期的启蒙和刺激。通过关注隐士现象，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个社会，唤醒人们对现有社会秩序下各种物质追求的反思，这些年，人自身深层次的尊严被遗忘了，而隐士们对现在的社会，有的是拒斥的，有的是逃避的，有的是反思的，但到最后对社会一定会是引导和提高的。难道我们不应该调整一下速度，反思一下物质的增长是否应该停下来吗？

华商报：您觉得隐士隐居的行为，对当前社会的批判性体现在哪里？

李利安：批判是明显的。我们追求名利、追求业绩、追求人群威望、追求我们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这些，隐士一概排斥，他们完全拒斥这些东西存在，他们蔑视这些，这本身就是一种批判，这样的生活方式太累，不符合人性中本来清静的、神性的追求，因为人作为一种灵性的有精神的动物，日常生活一定是要给内心深处带来安详、带来尊严。隐士们的生活，就像电影《红高粱》里说的“见了皇帝不磕头”，隐士不喝酒，只有清茶一杯，也一样“见了皇帝不磕头”，这才是真正的隐士精神，目前，不是他们都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境界，但一定是向这个方向走。社会等级、贵贱贫富在终南山里被打乱。

华商报：您的意思是，隐士隐居的个体行为并非是主动批判社会，但整个社会可以通过他们照鉴当今社会的问题？

李利安：对。对物质追求无穷无尽，使得很多人身心疲惫，社会车轮太快，没法让人停下来思考我们的精神需求。人之所以为人，最关键的是我们有精神性、社会性，动物只有自发群体性，人最可贵的是社会性——以群体形式生存，但正因为这种社会性给人带来一种巨大压抑，因为有社会性，就有贫富差距，就有社会地位高低。

通过隐士反思人的社会性

华商报：人的社会性和人的精神自由是矛盾的吗？隐士精神如何反思人的社会性？

李利安：人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体，社会性和精神自由在一定程度是对抗的。隐士精神就是重新审视人的社会性，说得难听点，隐士要在山洞里回归动物式的生活，重新调整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关系，这时候，他们就是具有社会性之后再重新审视社会性，或者挣脱社会性、或者是追求新的社会性了。他们不在乎有多少钱，不在乎名，不在乎利，但他们一定在乎精神的自由和独立、超脱、清净。一个人投身到社会当中后，不断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但这种舒服要付出多大代价？社会价值的实现是永无止境的过程，你今天获得多少，明天还想得到更多，目前社会给我们的精神带来挤压太多，腐败、法制不健全、人事关系的紧张，这都是人的社会性带来的。其实，就现在我们物质的发展程度来说，很多人都可以生活得非常潇洒、自在，大部分人的温饱都可以解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精神生活丰富的话，人在社会中的尊严就会非常高，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精神生活很欠缺。

华商报：隐士是不是牺牲了自己的社会性，来寻求精神的自由？这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不现实的。

李利安：不，是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社会性。你想，我们的社会性就是当前这个样子吗？要不断追求更高的物质财富吗？社会需要物质发展，我想隐士们也不会否定这一点，但人真正的幸福到底在哪里？隐士们喜欢老庄，老子不重视物质追求，甚至很鄙视物质追求，走到极端时连自己生命都会不在乎，他重视精神重视到不重视自己躯体，这有点极端，他告诉我们，人最可贵的是灵性，不重视自己的灵性，人就没有尊严，没有自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社会角色、社会承担、社会贡献，我们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摆脱不了社会角色，我们的社会角色贯穿整个生命历程，但你想想，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生活在精神当中，比如有什么计划，想去寻找哪个人，去干什么，一直处于一个精神活动彰显的过程中，生命存在和延续完全在精神中完成的，只有在不多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躯体的存在，隐士是用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们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隐士是用另一种方式承担了新的社会角色

华商报：也存在一个问题，终南山隐士现象一直存在，但又带有隐秘性，和当今社会隔绝，如果他们的行为并不为人知，那他们的批判还是有效的吗？

李利安：华商报之前的报道，能体现出隐士对社会的批判性，虽然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不为更多人所知，当然，远离人群时，他们的超脱对社会的震慑作用肯定会受到限制，但他们追求的精神启迪，需要一定独立性、隐蔽性，对社会的全方位反思需要远离人群。

华商报：这样似乎很矛盾，隐居越隐蔽，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性越强，但这种批判又很难有效抵达社会。

李利安：如果他们投身社会批判就不是隐士了。中国历史上，对社会的批判，有不同人群来承担，儒释道在我国历史上，都对权力起到过巨大的牵制作用，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主要是由前锋型的社会群体来承担。今天，主流团体的批判性有所减弱了，隐士在这个时代的反思作用，其实发挥得更大了。

华商报：在我的采访中，一些隐士到终南山隐居大多有比较具体的原因，有自己难以突破的心理困境，会让人觉得隐居带有消极逃避的意味。您这么认为吗？

李利安：隐士有积极一面，很多隐士说要度世、救众生，虽然在山中修行，最后他还是要下山。真正的隐士都有使命感，有些人觉得他们消极、逃避社会责任、和主流文化背道而驰，难道我们不反思一下，我们在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我们不沉重吗？我们人虽然高于动物，但还不如动物潇洒，我们太累了，尤其是大都市的人，上下级关系太复杂了，这些东西，中国人考虑太多，现在这种压力，不是我们人类正常的社会性，难道不需要逃避、不需要反思？隐士的光彩之处就在于，隐士一定是反思整个人性的。

华商报：正因为隐士对社会角色放弃，才起到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但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隐士的家属认为隐士放弃家庭角色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这应该怎么看？

李利安：隐士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呐喊抗拒当今的社会问题，虽然他们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其实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承担了新的社会角色，就是重新反思人的社会性，他们隐居时追求的一切东西让别人反思，他们有可能不关心社会、文明、法制，但他们每一步的追求都是对社会关系的对抗和批判，虽然他们不是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自觉地批判。

只有理解隐士精神才能启示现代生活

华商报：对大多数都市人来说，放弃现在的生活去隐居只是一个梦想，您觉得隐士精神对当代人的启迪是什么？

李利安：今天，我们呼唤、关注隐士精神是时代所需要的，现在经济得到发展时，我们更多应该关注老百姓是否得到尊重、精神是否得到慰藉，很多农民工很可怜，并不是物质生活可怜，可怜的是心——内心的自卑、悲伤、煎熬，是他觉得与城里人不一样的自卑，是要去争又争不过的悲哀，包括我们大学校园很多教授也这样，现在很多人在压抑中生活。如果有隐士精神，恐怕会超脱一点，会自在一点，自信一点，你如果不争，尊严可能获得更多一点，事业或许做得更好，隐士精神对社会当中的人来讲，一定不是逃避社会、抗拒社会，而是重新审视这个社会，从而更加适应这个社会，我们也能获得我们精神上的尊严，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人的社会性就会改变，整体社会给个人带来的压力就会改变。

对隐士揭秘，虽然让更多人了解了隐士的生活，我觉得能真正理解隐士精神的还是少数。我们现在探讨隐士，关注隐士精神，关注隐士传承和他们背后彰显的传统文化，因为终南山隐士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并举的，三家汇聚成了完整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所以，隐士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

终南山给世间留下了活的遗产，隐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隐士的古老精神一直存在，隐士的避世隐遁性，让很多文献很难留下记载，他们就是觉得“我要活得自由自在”，就这么一句话去隐居，这才是最可贵的，对未来社会有永恒的指导意义。隐士精神，不在乎隐士们说什么，不在乎他们在山里看什么书，而是他们行为背后给我们的启示，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和现在社会格格不入，每个格格不入中都有一个警示，对比这两种方式的时候，值得我们反思，人一定是需要这样一种反思，否则精神不可能得到自由。当我们经过不断修行后，精神独立，再融入社会，一定会更加高尚，精神更自由，有更大的自信。他们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他们的精神会指导我们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如何在社会中生存。（文：狄蕊红 图：陈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