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严复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举行。本届严复学术讲座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及国际哲学院院士杜维明担任主讲教授，他以《构建北大经学传统刍议》为题发表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陈鼓应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致辞，北大师生和各界朋友两百余人出席讲座。

杜维明回顾了儒学自先秦以来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地所经历的三期发展过程，其中他特别提到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观点，即在儒学发展第二期，自11世纪至19世纪中叶，儒学已成为东亚地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在内的共同的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岛田教授强调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韩国的、日本的及越南的。国内学者要加倍研究、发扬儒学。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否可能仍有疑问，有人认为儒学已成亡灵和游魂，因此儒学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积习存在而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

杜维明由此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与“世界伦理”建构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自朱谦之提出“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后，最近10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表明西方的启蒙运动受到过儒学的深刻影响，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魁奈、卢梭、莱布尼兹、亚当·斯密等等。100多年后，“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也受到启蒙运动的很大影响。“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注重自由、人权和理性，如严复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后来又转向注重民主与科学。“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色：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一是强烈的反传统。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批评西方的学者居于少数，包括学衡派的学者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梅光迪以及辜鸿铭、梁漱溟等。而胡适等西化派则处心积虑地将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以造成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在理性上抛弃中国文化，而在感情上又被中国文化所纠葛，从而没法深入地分析中国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内核，导致对西方文化浮浅、对中国文化粗暴。“拿来主义”表面上立场坚定，其实很肤浅，过则不及。如经济上突出的GDP，不能测量友情、幸福、平安与和谐，如果太重视量化，复杂的事物就无法理解了。

杜维明认为现在中国人完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用西方的名词都无法交谈，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奉行实证主义的物质论，而不是更先进的量子论、信息科学、复杂思维、认知科学，从而影响到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发展。自近代以来，北大是最早引进西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如严复引介西方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翻译西方社会学的著作，最先翻译成“群学”，这是符合孟子以来儒家的传统的，但自梁启超起便翻译成社会学，结果其后的发展导致社会学与政治学融在一起。而经学受到的最大冲击是蔡元培提出以美学代宗教，在北大取消经学，而将之归入现代学术中的文学、历史、哲学三系。

杜维明最后提出北大是否可以建立或恢复经学教育。他认为经过中国大陆及海外三代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以及北大乃至中国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开展着的经学实践，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可以吸取德国的理想主义、法国的生命主义、英国的实验哲学、美国的实证主义，以激活、转化和重建儒家的传统。（文/胡仲平）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