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先秦诸子之集大成者。梁启超曾说过，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然而自宋代以后，荀子思想、学术备受冷落。清代虽有学者为其辩护、正名，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荀学“非正统”的命运。

20世纪初，随着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荀子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对于荀子是否是“性恶论者”这一问题已具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更体现在学术界对荀子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荀子思想的现实意义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10月12—15日，由邯郸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协办的“荀子思想的地位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邯郸召开，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美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荀子研究亟须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学者提出，荀子思想在当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

内史外论发掘荀子思想

从早期儒学重构这个角度，海内外学者都注重对荀子基本命题的理论发掘，从而将荀子思想置于一个客观而多元的早期儒家思想体系中。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李晨阳揭示了荀子“称情而立文”命题得以成立的唯一前提是存在中性的“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林宏星（笔名东方朔）则对荀子“可以而不可使”主张进行了系统考察，阐明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普遍性以及意识到冷峻的现实世界而与孟子相区别的“不可欲”性。这些基本理论的开掘，奠定了一些学者提出荀子乃“性朴论者”的立论基础。

以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周炽成等为代表的学者则通过文本或内史的考察，明确提出了“性朴论”主张。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教授李哲贤甄别了学术界关于“性恶说”的论述，发现这些论述中讨论的“性”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恶”是由“性”或欲望的流弊而产生的。可以说，荀子的思想多少受制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荀子形象的阐释。

荀子处于儒家中道传授谱系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惠吉兴认为，尽管在宋理学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尊孟排荀”思潮。但宋代理学家对荀子思想也有诸多的借鉴和吸收，诸如“治国理政，一准于礼”说、“礼制则制，礼乱则乱”说、“刑教”论等深受荀学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以清华简《保训》篇的内容对荀子被排除在儒家道统这一问题作出分析和说明。梁涛认为，从《保训》的内容来看，尧、舜、禹、汤、周公等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道的思想传统。如果说“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儒家内部存在一个中道传授谱系的话，处于这个谱系的恰恰是孔子、子思、荀子，孟子反而要排除在道统之外。若从礼义、中道的角度看道统，荀子的地位无疑大大地凸显。

荀子思想有益于现实社会治理

除了论述荀子思想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思想的现实价值也是此次与会学者论述的热点。学者认为，荀子对政治、军事、社会、教育、经济、知识、名理、心性及人生等皆有论述，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振国认为，荀子的治学精神包括以我为主、综合百家的思想立场，经世致用、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以及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表示，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对子思、孟子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其他学派的批判、综合，反映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毫无顾忌又大公无私的品质，正是这种科学精神使他能够不仅集儒家之大成，而且集百家之大成。

研讨会上，邯郸学院“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成立。邯郸学院院长杨金廷指出，该中心的成立旨在为海内外学者研究荀子提供一个开放性平台，将荀子思想发扬光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认为，荀子思想形成与赵文化关联性很大，研究荀子思想就必须研究赵文化，希望新成立的“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在两者关联性研究上能发挥独特作用。 （唐红丽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