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寺内一角（刘广寿摄）

淮南第一观

唐代开放的扬州，海纳百川。隋唐时代扬州是我国的佛教艺术中心，天台宗、三论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都有流传。扬州不仅接受日本、新罗等亚洲各国僧侣前来交流和学习宗教文化，还派僧徒前往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传播唐朝的宗教文化。

早在隋代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时，便大力提倡佛教，使扬州成为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杨广本人也受过菩萨戒，举办过盛况空前的千僧会，是位居士。当时扬州高僧云集，寺院林立，佛学活动十分活跃。隋文帝时扬州写经业也十分发达，书手多达数十人。文帝三次敕令各州建造佛塔，扬州是全国第一次立塔的30州之一。

时至唐代，扬州仅城内就有寺庙数十处。天台宗、三论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都有流传。唐代僧人都将戒律看作入道正传，一时大兴。淮南佛教则因道岸、义成、法慎、鉴真等律学大师弘化而更为昌盛，使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达到了顶峰。此时，佛教对外交往也日渐增多。鉴真东渡，就是中国和日本、扬州与奈良佛教结缘的千古佳话。

鉴真，从扬州东渡日本的中国高僧

鉴真是唐天宝十二载（753），应邀乘坐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的遣唐船到达日本的。鉴真东渡不仅是为了弘扬佛法，还将中国繁盛的佛教文化艺术全面地介绍到日本，普渡众生。因此他不是单枪匹马，而是以僧团形式东渡的。挑选了扬州、台州、藤州、衢州的昙静、思托、法进、义静、法载、法成、智首、潘仙童及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21人，带了大量的如来肉舍利、佛像、经卷、菩提、古莲子、金铜塔、药材等，还有王右军、王献之真迹行书及各种字帖50帖。鉴真到日本后，正四位下安宿王作为敕使出迎，安置在皇家寺院东大寺。不久，吉备真备又以国使身份来东大寺宣布日本天皇圣旨：“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此后，又敕授鉴真、法进、思托、普照、延庆、昙静、法载、义静等“传灯大法师”位。

两个月后，鉴真便在东大寺卢舍那佛前立戒坛，圣武天皇登坛，以鉴真、普照、法进、思托等为师证授菩萨戒。接着又为皇后、皇太子、大臣等登坛授戒，还为440多名沙弥授戒。这是日本第一次以三师七证正规授戒，场面十分隆重。此后移天皇授戒坛土建造了正规的戒坛院。院内又依唐代扬州寺院模式，安置了全身甲胄的四大天王塑像。这是按佛教教义在日本建立的最早的“结界清净”之地。鉴真东渡日本，全力将盛唐高度发达的文化毫无保留地传至日本，为民造福，普渡众生。

鉴真在扬州就是建筑大师，主持建造过80多所寺院，到达日本主持建筑的戒坛院，经受了大地震考验，千百年来受到特别保护，现仍完好地保存在奈良。鉴真后来又主持建造了唐招提寺，现为日本国宝，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鉴真的弟子主持建造的金堂，也被列为日本国宝。鉴真在长安、扬州主持塑造过无数佛像。他从扬州带去一批技艺高超的雕塑师、玉琢人，到日本后在唐招提寺塑造了众多佛像，至今仍是日本国宝的卢舍那大佛造像，是盛唐雕塑造像文化东传的杰出代表。还有保存至今的药师如来像、千手观音像以及帝释天像、四天王像，也展示了唐时扬州造像艺术的巨大成就。鉴真生前弟子以扬州漆器工艺为他塑造的干漆夹纻像，亦被列为日本国宝。该像曾应请赴法国巴黎和中国北京、扬州展出过。1980年鉴真宝像在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支持下回国“探亲”，在扬州和北京展出了23天，中外观众达50多万；上世纪70年代鉴真祖庭扬州大明寺建造的鉴真纪念堂，就是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仿照日本国宝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造的。1980年鉴真像回扬州探亲时就供奉在新建的纪念堂内。也就在这次回扬州探亲期间，扬州工艺大师用中国唐代传统干漆夹纻工艺临摹了鉴真像。

鉴真在日本整顿戒律，成效显著，“经鉴真授戒者方始为国家公认之僧尼”，日本奉鉴真为律宗开山祖；鉴真精通医药，为万千百姓看过病，还应请为天皇看过病，“效果甚好”，至今还有许多鉴真带去的验方在日本民间流传，其时，市面药店的药物，均经鉴真鉴定过，凡经鉴真鉴定、贴有鉴真像的方为灵药。民众称其为医药始祖。鉴真带去的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真迹50帖，至今还保存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内，今日“唐招提寺”门额，就是孝谦女王所书，属于二王体。后来鉴真升任日本宗教首领大僧都，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普照和圆仁，与扬州结谊深厚的日本僧人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在近300年的唐代，入唐留有名号的僧人就有50多人，其中与扬州关系密切的是普照和圆仁。学问僧普照一共八下扬州，唐天宝元年（742）他和荣睿一行7人从长安来到扬州，专程邀请鉴真东渡弘法，多次失败，但普照没有灰心，终于在12年后再来扬州，与遣唐使一道，将鉴真邀请到了日本。

在日本入唐求法的僧人中，圆仁与扬州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他在自己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叙述了他与扬州的缘分。他在《行记》一书中，生动地记载了自己在扬州的所见所闻，有扬州社会风情、古寺名刹，并亲自参加了许多民间活动和宗教活动。他是唐开成三年（838）6月乘遣唐使船启航来中国的。他到了扬州海陵白湖镇时，看见河中水浅，有许多运盐船难以通航，便用水牛集队在岸上牵引，形成一道水乡的迷人风景线，令人啧啧称奇。

海上行程一个半月，四条遣唐使船终于到达扬州，大使拜访扬州都督李相公，一要申办赴长安手续，二要申请圆仁等僧人巡礼台州的公验，不得不在扬州等候。想不到一等就是几个月。这期间圆仁有机会拜访了扬州许多寺院。他在鉴真主持的龙兴寺，看到璃琍殿东有普贤回风之堂。说昔日有火，焚烧龙兴寺。烧到法华院时，鉴真弟子灵佑正在普贤堂内诵法华经。忽然一阵风吹灭其火，普贤堂无恙，时人便称之为“普贤回风之堂”，又于东塔院安置鉴真和尚素影，题“过海和尚素影”。又于堂内建过海和尚碑铭，记述鉴真和尚为佛法渡海之事，称“和尚过海遇恶风，初到蛇海，蛇长数丈余，又至黑海，海色如墨……”圆仁参拜龙兴寺后，大为感动，遂将此事记入《行记》中。圆仁一行参加了一次扬州府的设斋活动及唐代佛事仪轨。他在《行记》中详细叙述了设斋的仪式、邀请僧人的规则、僧人施舍多寡以及祈晴祈雨的风俗；书中还记述了僧俗同贺冬至节的习俗。日本判官藤原朝臣贞敏于开元寺设斋，出5贯6百钱做饭食，供养菩萨和僧人；圆仁自己也出50贯钱在扬州开元寺设斋。圆仁等人在扬州期间朝拜过许多寺院，他说“扬州有40余寺”。遣唐使和圆仁一行还在扬州过了一次春节，他在书中特别记述了唐朝扬州僧俗过年的风俗。除夕之夜的习俗他是这样写的：“二十九日，暮际，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寺家后夜打钟，众僧参集食堂礼佛。礼佛之时，众皆下床，地上敷座具。礼佛了，还上床座。时有库司典座僧，在于众前……未及晓明，灯前吃粥，饭食了，便散其房。迟明，各自出房观礼，众僧相共礼谒，寺家设供，三日便休。”正月十五上灯，圆仁这样写其时僧俗风情：“十五日夜，东西街中，人宅燃灯，与本国年尽晦夜不殊矣。寺里燃灯供佛，兼奠祭师影，俗人亦尔。当寺佛殿前，建灯楼，庭中及行廊侧皆燃油，其灯盏数不遑计知。街头男女不惮深夜入寺看事，供灯之前，随分舍钱。巡看已迄，更到余寺看礼舍钱。诸寺堂里并诸院，皆竞燃灯，有来赴者，必舍钱去。无量义寺设匙灯、竹灯，计此行灯，其匙竹之灯树，构作之貌如塔也。结络之样，极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许，并从此夜至十七日夜，三夜为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一部研究扬州寺院和民间习俗文化的珍贵史料。

扬州，中国接受伊斯兰教的最早城市之一

唐代开放的扬州，海纳百川。隋唐时代扬州是我国的佛教艺术中心。扬州在热情接受日本、新罗等亚洲各国僧侣前来交流和学习宗教文化的同时，又派僧徒前往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传播唐朝的宗教文化，乃至有些僧人魂落异乡。与此同时，繁盛开放的扬州也接受其他宗教文化的传播。伊斯兰教是在唐代初期传入中国的。唐永徽二年（651）八月，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首次遣使来华通好。就在同时，伊斯兰教传到了扬州。《闽书·方域志》记载：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年间（618-626）来华传教，一贤传教于广州，二贤传教于扬州，三贤、四贤传教于泉州。1980年扬州唐子城遗址东郊外出土的一座唐墓中，有一件青灰色釉绿背水壶，一面为云气纹，一面是阿拉伯文。文字记载意思是“真主最伟大”。专家鉴定为唐代中期伊斯兰教文化遗物。这是唐代穆斯林在扬州活动的佐证。伊斯兰教在扬州更为广泛的传播，还是后来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十六世裔孙普哈丁。他在扬州建了礼拜寺，即俗称的回回堂，现为国家重点文物。此外，唐代还有波斯人定居扬州高邮菱塘乡，居民多是伊斯兰教徒。一千多年来，他们依旧保持着伊斯兰教的各种生活习俗。为落实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扬州郊区专门建立了波斯庄，村头有“波斯庄碑亭”的大石碑；有300多户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后裔的菱塘，成立了江苏省唯一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民族乡扬州高邮菱塘回族乡。

（来源：2012年10月25日《扬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