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中的文殊菩萨

东晋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0九《菩萨住处品》云：“尔时心王菩萨摩诃萨，复告诸菩萨言：……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

于阗三藏实叉难陀于武则天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奉武则天之旨新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五《诸菩萨住处品》中也有内容完全相同的译述。因为《华严经》中说文殊菩萨现住处在“东北方”，名“清凉山”，于是佛教信徒逐渐将其与位居天竺东北方的中国的五台山相联系。曾与实叉难陀合作新译《华严经》的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于景龙四年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则说得更为明白：“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菩萨言：我灭度后，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游行居住，为众生于中说法。”

此经与《华严经》相比，不仅文殊菩萨的地位明显提高，由为其眷属说法的诸菩萨中的一位 (尽管是比较重要的一位)，变为继佛灭后为众生说法的菩萨，而且更容易使人明白无误地将文殊的说法道场与中国五台山联系起来。由于唐代佛教的高度繁荣发展，在整个佛教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连来自佛教发祥地的天竺僧人也逐渐认同中国已经成为佛教世界的中心之一，菩提流志所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正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倾向。

文殊说法道场

既然有来自天竺和西域僧人翻译的佛教经典作为依据，那么中国佛教信徒自然更乐意将五台山确凿地指实为文殊菩萨的说法道场。华严宗三祖法藏是活动于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高僧，其所撰《华严经探玄记》确切地指出：“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是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法藏于圣历二年在佛授记寺为武则天讲授新译《华严经》，其观点的影响自然非同一般，这是不难想见的。此后这一观点被中国佛教学者广泛接受，并加以进一步演绎。如中唐华严宗四祖澄观撰于兴元元年至贞元三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就阐述：“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这里已经不仅把五台山全然指实为清凉山，而且更进一步将五台山的地理特征演绎解释为文殊菩萨的种种智慧德行。

至此，五台山由中国一座普通的山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佛教圣地——文殊说法道场，其演变从北朝开始，到中唐时趋于最后完成。这一演变历程正可作为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之一——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它表明了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五六百年的发展，至中唐时已不再是一种完全来自异域的宗教文化，它已经与中国本土密切结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也已经被公认为佛教世界的中心之一。

巡礼五台山

随着五台山逐渐演变为文殊说法道场，五台山也逐渐成为吸引佛教信徒仰慕崇拜、争相巡礼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文殊信仰由此兴起。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记载，从北朝开始，就不断有北方僧人为寻访文殊大圣之迹而到五台山巡礼、修行。至唐朝时，南北各地更多的佛教信徒前往五台山参拜。唐高宗、武则天时代，朝廷也格外崇奉五台山。“龙朔年中，频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行圣迹”，会赜返京后向高宗奏闻种种圣迹佳祥，“又以此山图为小帐，述略传一卷，广行三辅”，于是“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长安三年，武则天敕准将工匠用玉石琢制的女皇塑像送往太原崇福寺，以表“帝王日万机之务，犹造玉身，来礼大圣”。既然皇帝以万乘之尊犹崇奉礼拜文殊大圣，普通佛教信徒更是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从此在中国掀起前往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的热潮。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代宗大历年间，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一个巡礼五台山的高潮，当时活跃在中国的各个主要佛教宗派的宗师大德纷纷前往五台山巡礼。禅宗高僧无著于大历二年从浙东“远诣台山，志求大圣”；密宗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于大历五年奉诏“往五台山修功德”；华严宗四祖澄观于大历十一年“誓游五台，一一巡礼”。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