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革命”在时间、空间和伤亡代价上呈现出极不对等的态势。以国家元首下台为节点，这场“革命”在突尼斯用了29天，死亡300余人；在埃及进行了18天，至新总统上台死亡近850人；在也门用了31天，死亡2000人；在利比亚用了6个多月，死亡3万人；而在叙利亚，“革命”持续至今已经两年零3个月，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仍未倒台，反对派依旧各自为战，死亡人数将很快超过10万。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新变化

自今年3月起，随着叙利亚内战进入第三年，战场形势和各派力量组成发生了不少变化：

在叙利亚政府方面，国际社会普遍低估了阿萨德政权的军事实力和民意基础。内战两年多来，叙利亚政府军不但没有大批倒戈，且(据一些西方专家估计)尚未在战场上动用最强的军事力量。在首都大马士革和满目疮痍的经济中心阿勒颇(Halab)，两年来始终未见中产阶级和商人游行敦促总统下台。据反对派人权领袖Haytham Manna今年4月在埃及游说时介绍，如今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已经放弃了政权更迭的想法，一些民众虽然不满阿萨德的统治，但在经历内战、杀戮、颠沛流离和宗教专制之后，他们对反对派武装上台感到更加恐惧。

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与黎巴嫩真主党联合行动，于今年5月19日发起对南部要塞古赛尔(Al-Qusayr)的进攻，6月5日已初步拿下该镇和周边地区，现正逐步扩大实际控制范围。古赛尔距叙黎边境仅15公里，一旦从反对派手中夺过这一战略高地，政府军将掌控叙利亚与黎巴嫩北部的接壤地带，并和真主党夹击这里的反对派武装。赢得这场战争还将帮助叙政府打通从首都大马士革到地中海西岸(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聚居地)、再向北至阿勒颇的通道，切断反政府武装的军备补给。

叙利亚反对派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总部位于开罗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简称“全国联盟”，2012年11月成立，前身为2011年8月组建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全国联盟成立后，全国委员会并入其中)；二是在叙境内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部队。

先说叙利亚全国联盟的变化。从2011年3月叙利亚冲突爆发至今，作为海外反对派联合组织的叙全国委员会和全国联盟内部始终矛盾重重，问题一直没得到妥善解决。2013年年初以来，全国联盟中各党派为争夺反对派领导权争吵不休，把组织推向崩溃的边缘。

为改变伊斯兰势力(主要是受卡塔尔、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独大的局面，改善组织形象，从而吸引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全国联盟于今年5月24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扩充席位、增加世俗和自由派的代表权。原本3天的会议因为代表的愤怒争吵被迫延长至6天，反对派人士米歇尔·基洛(Michel Kilo)领导的自由派团体希望在全国联盟现有60个席位的基础上增加自己派别的25名代表。这个提议虽受到西方欢迎，却严重动摇了反对派内部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最终，全国联盟只同意接纳自由派团体中的5人，基洛本人大失所望，为此拒绝加入联盟，他所领导的党团也开始分裂。

阿萨德尚未倒台，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就忙着内斗、分家。全国联盟既无力和叙政府谈判对话、解决危机，又面临与叙境内反对派武装“脱钩”的危险。土耳其会议暴露出全国联盟的低效无能及其在叙利亚问题上日益边缘化的地位。有代表在会后对记者表示，各派反政府势力之间无法调和的分歧使得“全国联盟”一词本身充满讽刺意味。这样的局面让国际社会和叙利亚民众对该组织在阿萨德倒台后有效掌权丧失信心。

在叙利亚反对派的另一面，即叙境内武装力量方面，随着战事日益惨烈和战争形势逐步逆转，反对派武装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同时增加了汽车爆炸、自杀式恐怖袭击和针对政府官员的暗杀。在调整战术的同时，各反对派武装团体的实力对比也出现新变化：在叙利亚自由军(主要由叛逃的政府军官兵和志愿者组成，其主体是宗教的，但非极端)之外，胜利阵线(Jabhat a-Nusra)和“自由伊斯兰运动”(Haraka Ahrar a-Sham al-Islamiya)等激进伊斯兰团体凭借精良的战术和充足的装备赢得了其他武装分子的支持，现已成为反对派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恐怖组织渗入和反对派武装极端化是叙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反复强调的问题。类似的政策表态曾一度被外界解读为“阿萨德政权对革命的诋毁”和“延续独裁的说辞”。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预言正逐步叙利亚战场变为现实。

上文提到的“自由伊斯兰运动”主要由叙本国宗教极端势力组成。据英国媒体估计，该组织成员仅在阿勒颇一地就达5000人。不同于“自由伊斯兰运动”，胜利阵线汇聚了来自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国的武装分子，人数在5000到10,000之间，是叙境内作战能力最强的反对派团体和名符其实的“国际纵队”。这些武装分子频繁活动于叙利亚北部和东部，作战经验丰富，擅长不对等战争。今年4月，胜利阵线公开表明自己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声称对叙境内多起自杀式爆炸负责。该团体在迈亚丁(Mayadin)、拉卡(Raqqa)和阿勒颇影响力大，现已承担起局部地区的社会管理职能，建立了教法委员会和宗教法庭，在各领域全面推行政教合一制度。这样的管理方式并不被叙利亚人认可，甚至引发胜利阵线和其他武装派别的冲突。但在生存权尚且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当地民众无心考虑日后的政治格局，只能默许伊斯兰极端势力统治，暂且解决温饱问题。

胜利阵线等激进组织对其他反对派武装团体有很强的吸引力。前者战术精良、组织严明、行动力强，且从海湾国家获得了充足的武器装备。后者对西方的武器援助暂且不报奢望，它们支持、参与胜利阵线，有的出于对极端思想的认同，有的则为推翻政权寻求权宜之计。因此，面对西方政府对叙境内恐怖组织的谴责，其他反对派武装团体态度暧昧。有些自由军战士反问西方政府：“如果不投靠胜利阵线，我们还有别的指望吗?!”早在2012年12月，美国国务院就将胜利阵线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叙最大的反对派“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随即表示美国的决定“十分错误”、“过于草率”。直到胜利阵线公开声明自己与伊拉克基地组织的联系，穆兄会才发表批评言论，认为胜利阵线的行动为推翻阿萨德政权“帮倒忙”。

为了将恐怖组织排除在叙利亚政治进程外，美国政府推动组建与叙国家联盟相配合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Supreme Military Command)，有选择地整合叙境内武装力量，加强西方对作战部队的控制力，避免他们与流亡海外的反对派脱钩。但有专家指出，胜利阵线等极端组织成员其实早已渗透在其他反对派武装中，并通过后者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据反对派的人权领袖Haytham Manna估计，从境外涌入叙利亚的“圣战分子”现在约8000至15,000人。从事战争研究的美国学者Elizabeth O’Bagy曾于今年多次赴叙利亚采访反对派将领。她的结论是，目前正在作战的反对派中根本找不到世俗派。

O’Bagy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与我在埃及的观察不谋而合。叙利亚陷入内战后不久，我到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全世界逊尼穆斯林的教学中心)就叙利亚危机向一些伊玛目请教。他们开门见山地说：“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和异教结合的怪胎，根本算不上穆斯林；叙利亚革命是信众抗击异教徒、收复穆斯林失地的斗争(jihad，即圣战)。”

由于内战，叙利亚人被迫迁移到周边国家。在我接触到的定居埃及的叙利亚人中，那些家境小康、认同政教分离的全部是政府的支持者。他们把阿萨德奉为“阿拉伯世界的杰出领导”，声称叙利亚问题是西方和海湾国家搞出来的阴谋。

在埃及，民众对叙利亚问题的看法正走向两个极端：较为保守的穆斯林和伊斯兰党派的支持者普遍拥护叙反对派武装。在社交媒体上，他们对叙利亚战事的通报和分析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而另一方面，那些反对穆兄会统治、怀念穆巴拉克的埃及人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阿萨德政权辩护——在他们眼中，当前的叙利亚内战是(以政府军为代表的)世俗派同专制伊斯兰势力的较量，而海湾国家支持的保守力量一旦在叙上台，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将陷入倒退。

以上言论孰是孰非姑且不论。这些观点虽然对立，但汇总到一起却表明了人们的共同立场：正在叙利亚上演的是一场宗教革命、宗教战争。（文：王丁楠）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