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3年7月23-28日，我与致公党中央委员吴宏武先生和北京青年旅行社高福来先生一行三人，赴蒙古国考察和了解蒙古国佛教现状。我们本次出访得到蒙古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达希乔依伦寺、满巴扎仓寺、乌兰巴图郊外的丹巴达杰楞寺以及在蒙古国哈拉和林古都最早的寺院额德尼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给自己的上师修建的额尔德尼堪布寺等寺院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

蒙古国成吉思汗国际机场与首都乌兰巴托市区道路相距15公里。在车上，我们沿途欣赏到乌兰巴托郊区的蓝天白云的景色，一座座洁白的蒙古包坐落在静静流淌的图拉河的两岸，穿戴着传统蒙古服饰的人们忙碌于自家院中的家务。乌兰巴托是蒙古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建于1778年，当时被称为“库伦”，即庭院之意，1924年受苏联红色革命的影响，改名为乌兰巴托，即红色英雄之意。

800多年前的1189年，铁木真成为蒙古各部落的首领，1206年，他统一了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竖起九游白纛大旗，标志着大蒙古帝国的成立，铁木真被推举登基为蒙古可汗，即成吉思汗，成为大蒙古帝国历史的由来。但在1206年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成立以前，历史上还不曾存在蒙古这样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蒙古民族共同体[1]。

17-19世纪为清朝时期。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并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推上了皇帝宝座，年号为“共戴”[2]。

蒙古国全国有人口2，869，500人，其中：首都乌兰巴托有人口1，227，000人，以游牧生活的人口有289，646人。蒙古国的国土面积为1566，500平方公里，从西到东长为2，392公里；从北到南长1，259公里。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0%。

蒙古佛教联盟成立于1961年，并于当年作为地区佛教中心，加入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下设主席、副主席，目前与30多个国家及宗教组织建立了联系。

亚洲佛教会议组织总部是根据苏联、蒙古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佛教徒的倡议，于1969年12月在乌兰巴托成立。1970年6月来自15个国家的佛教组织在乌兰巴托召开会议。至1986年召开了七届全体大会。

上世纪80年代由蒙古国国家投资修建成立图书馆，开展保护佛教寺院和研究佛教文化工作。

乌兰巴托甘丹寺等寺院现有常住僧侣120人左右，他们主要靠信徒捐赠和国家津贴维持生活。每年2月举行大法会，人山人海，呈现出节日盛况，吸引着蒙古草原佛教僧俗前来礼佛随喜，可谓佛缘殊胜；在蒙古佛教僧俗的意识中，他们认为在节日殊胜日，做功德乐善好施，是平常功德的千倍以上；随之形成了一年一度举行法会的惯例。

1990年4月后恢复了几座较大寺院，蒙古国第一座寺院 1586年的额尔德尼寺等。现在蒙古国仍然规定必须保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和宗教团体皆不干涉对方的事务，并成立专门机构协调政府和寺院领袖之间的关系，指示行政官员，协助部分寺院的重建工作。蒙古佛学院。创办于1970年，设在乌兰巴托，主要培养蒙古和俄罗斯（原苏联）的佛教僧侣骨干，一些年轻学僧还派往日本、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等国见习。学院现有60多名学员，蒙古和俄罗斯各占一半。

主要佛事活动。蒙古佛教徒的主要佛教活动有“白月节”（Cagansar 春节）。蒙古人崇尚白色，使用蒙古古历法“霍尔”，正月为白月，从初一至十五，人们到寺院里过节。

4月7日、8日和15日，纪念释迦牟尼佛 “诞辰、成道、涅槃”的法会。6月4日或6月15日举行绕寺节，俗称转弥勒节，历时两天，诵经和转经，热闹非常。还有灯节，在藏历10月25日举行，是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的涅槃纪念日，寺内外燃灯供佛，故称燃灯节，还有其他多种佛教节日，在此不做一一介绍了。

一、满巴扎仓寺（sman pa gra dshaG）

2013年7月23日，我们拜访了住持那楚克道尔吉(sna rdorje)大喇嘛，大喇嘛在美国等国家留学多年，精通英语，能够以流利的英语发表学术论文，精通蒙古医药学，通达佛教密宗密咒。大喇嘛认为每一尊佛的咒文真言必须念诵修持70万遍，方可有功效。现在有30多名僧人，有600多名僧俗学习蒙古医药学。现任蒙古国佛教协会主席。

接着我们参观了蒙古国国立历史博物馆，该馆成立于1924年，有9个展厅组成。分别就蒙古文化的起源、蒙古原始时代、匈奴的国家、突厥的时代、维吾尔帝国、契丹国、蒙古大帝国、清朝时期的蒙古、20世纪的蒙古、蒙古少数民族的服装以及装饰品、蒙古的传统文化艺术、居住、游牧、狩猎、农业等做了详细的展示。

二、达希乔依伦寺（bkra Cis chos gliG）

7月25日我们拜访了达希乔依伦寺（bkra Cis chos gliG）住持是丹巴扎布（Tam pa skyabs）大喇嘛。该寺拟投资6000万人民币修建弥勒殿，弥勒佛像是由雍和宫赠送的16米高的铜制坐像。达希乔依伦寺坐落于中国大使馆的北侧。寺院特点是蒙古包建筑形式，大殿内还供奉有南非黄花梨雕刻的108颗念珠，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念珠。

弥勒佛是贤劫千佛的第五佛，现为兜率天的菩萨，也是未来世界的佛主，将继承释迦牟尼佛莅临这个世界普度众生。因此，塑造弥勒佛像是一般以转法轮手印及垂足坐姿为常见，随时准备莅临世间讲经说法，与乐有情，造福众生之利益。佛经中讲：无论口诵心念，或耳闻弥勒佛真言咒语者，自释迦牟尼佛涅槃，至佛出世，若坠三恶道者，皆悉度出之，不令坠诸恶趣。其所获福德，能成转轮圣王，能生于兜率内院，弥勒菩萨前。如生其他善处，无诸障难，能得一切如愿，寿命财宝，长远丰饶，无不具足[3]。

蒙古族地区把弥勒菩萨（Maitreya Bodhisattva）习惯称为“迈达拉布尔汗”（蒙古语：maidar burqan），即“弥勒佛”之意，弥勒菩萨是梵语的译音，即迈都丽雅（Maitreya）。汉文意译为慈氏，藏语意译成“强巴”（byams pa）[4]。

据大喇嘛介绍说，蒙古国自古就有建造弥勒佛像的传统，建造最大的弥勒佛是从哈拉哈地区大库仑的大堪布若门汗Agvanhaidav开始，以及第五世至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大库仑（乌兰巴托）建造过弥勒佛像。

大堪布若门汗Agvanhaidav在如何建造弥勒佛像中记述说，弥勒佛的头部与雨伞一样圆形、高额，眼睛如同菊花，脸颊圆满，喉咙像海螺，上半身如同狮子、腰围很细等，与佛经中记载的弥勒佛毫无差别。

建造三层楼的弥勒佛大殿，将结合藏汉蒙建筑艺术风格，同时保持和继承蒙古建筑艺术风格。弥勒佛殿的建造，将为乌兰巴托地区的佛教文化、教育、经济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自从蒙古国1990年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以来，达希乔依伦寺住持丹巴扎布大喇嘛为首，全体僧众皆积极投入恢复和兴建弥勒佛像的殊胜事业中，2005年正式向大众介绍此善举，希望大家踊跃鼎立相助这一名流千古的大功德。

2007年，著名雕刻家N. Orgil应邀成为蒙古国画家协会的会员，他依据乌兰巴托的朝金喇嘛寺院博物馆所藏的，由弥勒佛的化身至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纳巴扎尔活佛建造的弥勒佛像为蓝本，设计制造16米高的弥勒佛像。其特点有别于藏传、中国汉传和其他地区制造的弥勒佛像，继承和体现了扎纳巴扎尔活佛以来蒙古佛教造像艺术的特征。2010年，以雍和宫做功德善款并介绍委托四川成都市的雕刻家，按照雕刻家N.Orgil先生设计的图案，用黄铜塑造弥勒佛像。由Baldans有限公司的建筑师D.Baldan制造完成。

丹巴扎布大喇嘛介绍说，扎希乔依伦寺为了满足信教僧俗，将兴建五层玻璃结构的大殿堂，作为大家了解佛教文化、蒙古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开设佛教讲座、研讨会、禅堂等丰富多彩的利乐大众的活动。建造弥勒佛像也是为乌兰巴托城市建设增添光彩，为世界佛教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希望打造成为国际弥勒信仰的中心。

丹巴扎布大喇嘛还介绍说，建造佛像有五大功德：一、能住华丽的宫殿、长寿、获得荣誉、身心快乐；二、增加财物、粮食、金银、结交善友；三、将成为男财女貌、像金子般光明、身体强壮、获得多种装饰品；四、像转轮王一样威风，精通帝国的七种知识、朋友多、被人尊重；五、寿尽后投生高贵人家，富有权利和财富等。

大喇嘛还说，佛像要使用112种十全十美的各种颜料塑造，以64种殊胜特色表达佛像的庄严，指导印刷108部经典，佛像代表着佛菩萨的“慈悲喜舍行愿无尽”的普度众生，离苦得乐的菩萨行。佛教最重要的理念，在于因果关系，即业力的解释；众生所做的一切事情，佛教叫业果，每一个人做的任何事，就像自己的影子一样，随时都不会离开你。善恶因果也是如此，自业自受，任何人都代替不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诸佛非以水洗罪，非以手除众生苦，非移自证余者，示法性谛令解脱。”

“如病应知断病因，当得乐住应依药，苦因彼灭如是道，应知应断应证修。”

佛（医生），法（药），众生（修持者）患者。

有病一定要自己吃药，就像饿了自己吃饭，渴了自己喝水一样。

三、甘丹寺（Gaden Tegelen ling，兜率天宫）

甘丹寺的管家喇嘛伊希朝克（Ye Ces mchog,胜智）接待了我们，他说，甘丹寺现有僧众80多名，蒙古佛学院有700多名。每天都举行佛事活动，用蒙古文和藏文念诵经典。2002年10月，韩国佛教真觉宗举办的国际佛教学术研讨会之际，甘丹寺堪布大喇嘛一行10多名僧众应邀参加并举行了盛大的火供仪轨大法会。笔者发表了“蒙古佛教历史性的展开”。

甘丹寺是蒙古国佛教中心。蒙古国佛教以格鲁派为主，宁玛派、萨迦派等都有信仰和传播。甘丹寺位于乌兰巴托市中心，是蒙古国最大的佛教圣地。寺内建造了高达26米的观世音菩萨铜立像。是近代雕塑艺术家尼占巴的艺术代表作。甘丹寺还准备建108米高的弥勒佛像。现资金善款正在募集之中，将在2015年建成。

四、丹巴达杰楞寺(bstan pa dar rgyas gliG)

7月24日我们拜访了丹巴达杰楞寺（bstan pa dar rgyas gliG）的大喇嘛，建于1754年，是为二世活佛（blo bzaG bstan paHi stoG min）建的寺院，迄今已有248年的历史。该寺最兴旺时僧众曾达500多人，而现在只有26名僧人。还建有一处日本寺院，是日本僧人为战死者超度的地方，丹巴达杰楞寺的大喇嘛说，曾经有两名日僧为亡者念经祈福往生净土。

丹巴达杰楞寺接待我们的青年喇嘛制作的面供八瑞祥

五、胡根汗山（Hugmu Tarin Hiid）

7月25日我们来到位于乌兰巴托以西280公里的胡根汗山，有连绵10公里的戈壁沙丘，胡根汗山岩石和峭壁后面是Uvguun Hiid寺院。当时扎纳巴扎尔活佛为纪念他的老师而建立的两座寺院，后在1688年被毁。寺院原名Hugmu Tarin Hiid，现改名并重新开放。游客可以在这里礼佛朝拜。

1693年，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纳巴扎尔活佛给他老师修建的寺院，寺院名：Erdeni Kanbu ki-da额尔德尼堪布寺，1939年社会主义时期被拆掉了，100多名喇嘛被杀，1992年，大喇嘛堪布的女儿重新主持修建，她就出生在此寺院。

六、哈拉和林的额尔德尼召

7月26日我们来到距离胡根汗山90公里的哈拉和林，是13世纪蒙古帝国首都的遗址，也是蒙古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地方。蒙古最古老的佛教中心——额尔德尼召始建于1585年，也分布在哈拉和林古都遗址。

现在有50多名僧人，办有喇嘛中学，学习旧蒙古文和藏文经典[5]。

七、蒙古国的弥勒信仰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在蒙古族历史和蒙古佛教历史中，影响非常大的弥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Qutugtu，尊贵的圣人之意），蒙古人俗称尊师为“温都尔格根”（ündür gegen），温都尔格根是蒙古语，高贵的圣人之意。佛教史上僧人当过一国之主皇帝的，也只有这位弥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人。

多罗那它尊者（Tāranātha，1575-1634）是著名的《印度佛教史》的作者。西藏名为衮嘎宁波（Kun dgah s?ing po，欢喜心之意)。

多罗那它尊者于1614年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拉孜县彭错林区创建了一座达丹彭错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G）。不久，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 Han，1534-1586），派人到西藏邀请高僧；藏巴汗于是就派遣了与格鲁派以外的觉囊派高僧多罗那它尊者前往喀尔喀蒙古传教。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多罗那它到达蒙古后，常驻库伦，即今日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传授佛法和佛教文化艺术。

多罗那它尊者前往喀尔喀蒙古之时，达赖喇嘛四世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1589-1616，功徳海，蒙古人）赠给多罗那它尊者“迈达理”（Maidari）的称号，迈达理是梵文maitarya的音译，意为弥勒佛。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罗那它尊者称为“迈达理格根”（Maidari gegen），格根乃蒙古语，是指活佛之意，即是说，多罗那它尊者是弥勒佛“乘愿再来”的活佛。多罗那它尊者赴喀尔喀蒙古之后，他的讲经说法和兴建佛教寺院的原动力，受到蒙古王公贵族和民众的欢迎[6]。

多罗那它尊者于1634年示寂于喀尔喀蒙古的喀尔喀部，他在喀尔喀蒙古传教弘法长达20余年。第二年土谢图汗衮布恰好生育一子，蒙古各部汗王认定衮布之子为多罗那它尊者的“乘愿再来”的转世活佛，同时还将他尊为蒙古地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35-1723），此即成为喀尔喀蒙古最大的活佛转世由来。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生精进于弘扬佛法，特别是在制作佛像艺术方面，师尊亲手创作，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蒙古佛像、菩萨像等的艺术风格，开拓了蒙古佛教艺术史上的新编章。

扎纳巴扎尔（Zanabazar，乍那巴乍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授居士戒，即在家戒（obasig sanwar，乌巴什戒）的法名。是尊师三岁时1638年，由扎木巴力巴诺们汗（rGyal dpal pa nomon qagan）授的在家居士戒。由旺希布如勒喇嘛授了出家戒，法名为罗布桑丹贝成勒（bLo bo bzaG bstan baHi phrin las）[7]。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布桑丹彬多密（1724-1757）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出现在蒙古地区的一位著名政教领袖。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布桑丹彬多密（Blo bzaG bstan Hdsin mthu mi，善慧持教力者之意）平息叛乱，抵制沙俄的分裂活动起了积极作用[8]。

八、蒙古地区佛教的传播和修建佛教寺院

1.据《元史》1291年的记载，在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时代，全国约有佛教寺院4万座，僧侶约20万人，包括汉传佛教和蒙藏佛教寺院。蒙古地区佛教发展到了清朝，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1662-1820），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侣人数达到历史上最多的时期。

元朝建的北京白塔寺

2.至13世纪，佛教逐渐传播到蒙古地区以后，从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至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约450年间，开始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 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 Hgyur）。先后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翻译和刻印活动。

3.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是文化教育艺术和宗教活动中心。蒙古地区多数人家的男孩中半数以上均出家为僧。加之蒙古人笃信佛教，因而较多地将家里最聪明的男孩送到佛教寺院。蒙古人认为，孩子为僧福报大，相当于全家塑造了一座金塔（Altan suburga）。加之过去蒙古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落后，普通人家的孩子一般能够接受到教育是非常困难的。

蒙古国最早建的额尔德尼召

4.蒙古地区佛教寺院又是医疗中心，担负着为百姓看病就医的重任。因为过去蒙古地区除佛教寺院以外几乎没有医师和诊所，所以说寺院中的医药僧院，即是培养医药学人才的场所，也是救治病患的地方。因此，佛教寺院的医学高僧受到蒙古大众的深切爱戴和崇敬。

5.蒙古地区的佛教寺院又是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佛教寺院相当于草原的城镇，即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每个月、每个季度、每一年几乎都有盛大的“庙会”举行，在“庙会”上牧民们用自己的牛、马、羊及皮毛和肉类等畜产品，交换中原各族商人带来的布匹、茶叶、食盐等物品，这种友好的经济贸易活动，对促进蒙汉等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语  蒙古人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意识

我多年研究和考察中，留意到蒙古人的历史意识的渊源究竟在哪里；贯穿蒙古历史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特色又是如何形成的；蒙古人对自己的祖先和蒙古历史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蒙古人为何接受佛教文化，特别是为何接受藏传佛教文化。这些疑问始终没有离开本人的研究范畴。我认为，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天”的宗教文化意识，二者密切相关。就是说，蒙古人崇拜“天”的宗教文化艺术意识与汉民族崇拜“天、道”的文化思想意识以及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三界思想中的“天”的宗教文化意识，进一步来思考联系起来的话，蒙古人的信仰意识中，与天的概念接近的“藏区的传播佛教文化之圣地——拉萨”（lha sa）汉译为“天界之地、供佛之地”被视为佛国；如此，种种思想文化意识和宗教文化艺术意识的巧合，可否能够解答上述问题。在这里阐明和分析蒙古人的宗教文化艺术意识与其他民族间的共通点和相异点的问题，考察和阐述蒙古人的历史文化意识以及宗教文化意识特质。上述情况在13世纪著述的《蒙古秘史》，17世纪著述的《阿勒坦汗传》等资料中均有详细的论述。

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如果说，蒙古族人最初接受佛教文化影响是藏传佛教文化，还不如说是蒙古人最初受汉传佛教文化艺术影响最大应该是较为正确的。理由是蒙古帝国的汉传佛教居士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3）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至后来大约26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即“慈、悲、喜、舍”（巴利语为mettā karunā muditā upekkhā）的菩萨精神。所以说蒙古人最初接触佛教应归功与蒙古帝国的禅人宰相耶律楚材。也就是说蒙古人最初接受汉传佛教文化影响之可能性最大，与耶律楚材的尽力有密切相关。但是，为什么蒙古人最终又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而且还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呢？笔者认为大致是这样的：藏族人、蒙古族人都是遊牧民族，生活方式有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天”的原始宗教意识。藏族人把“天”用藏语叫“拉”lha。藏族人的宗教意识中的“拉”lha，即是佛教的“佛、菩萨和天”之意。是因为蒙古人也崇拜“天”的宗教意识，所以对蒙古人来说藏族人信仰的佛教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且对一般的蒙古民众来说，藏族人信仰的“拉”lha与蒙古人信仰的“腾格里”tengri，即蒙古语的“天”有众多相同之处，所以笔者认为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

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邀请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光临蒙古地区这一史实，作为蒙古人的阿勒坦汗，受天命而行，其相关记载在《阿勒坦汗传》里是可以查阅到的。所以说，蒙古历史成立的根据是依“天意”。最初是依“天意”而维持世间，在“天意”的基础上，还必须要知道为父母有情一切众生的大恩，再加上要报答大恩的“报恩”；即“天意”和“知恩”以及“报恩”成为蒙古人历史意识的基础。

说蒙古地区佛教是藏传佛教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从汉传佛教的耶律楚材禅师和海云法师，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再加上藏传佛教的三个途径传播的佛教文化才是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的真实缘由[9]。

蒙古族地区佛教的传播过程，可以这样来概括：蒙古人在佛教思想方面主要吸收了汉传佛教的思想（耶律楚材禅师和海云法师的影响较大）；在佛教仪轨方面主要吸收了藏传佛教密宗方面的仪轨较多，而且主要是受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影响较深；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以贵族阶层为主，明清以后在贵族佛教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民众佛教为主的趋势。

就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两大治国特征来讲，成吉思汗以武力征服统一了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忽必烈汗认识到，不管蒙古人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国，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成吉思汗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就是抉择了以文化建设统一中国的理念。忽必烈汗以吸收不同文化，包容各种宗教并存为治国方针，他允许各种宗教文化传播形式以大力发展文化建设，为元朝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事实也证明，忽必烈汗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武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以文化作为武器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使元朝成为在中国历史上领土最大、人口最多的王朝。

赴蒙古国感悟：

蒙古佛教法脉长，弥勒信仰遍草原，

乐善好施行六度，四摄广惠有情众。

弥勒菩萨度量大，草原人民心怀广，

心地善良待客人，试看草原好风光。

注释：

[1]金昭、阿勒得尔图主编《成吉思汗论》（上），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800多年来，蒙古民族始终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民族，而这影响力的核心就是把蒙古民族推向世界历史舞台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缔造者、祖国统一的谋划者、世界格局的设计者。

[2]孙怡荪：《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中卷，第2053页。“共戴”一词来自古代印度最初出现的国王，受到大众的敬重，尊称为“众敬王”（maG bkur rgyal po）。

[3]刘宁、李玉玲主编《佛教法像真言宝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4]关于蒙古地区弥勒信仰参见，嘉木扬·凯朝：《内蒙古佛教与寺院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5]堪布喇嘛额尔德尼奇拉衮，联系电话是99077813，由格贵喇嘛嘉木扬·苏荣接待我们，他的电话是96500607。

[6]有关活佛转世情况，参见“蒙藏地区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缘起”，胡雪峰主编：《雍和宫》，2011年第1期，第2-14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版，第346页。

[8]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馆，2004年版，第209-237页。

[9]嘉木扬·凯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文），日本法藏馆，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