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跋山涉水、行程万里，从雪域高原进京朝觐拜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的会面，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笔。六世班禅的朝觐充分反映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信念和意志，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巩固和提升了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权威，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的团结。2013年10月10-11日，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学者共同研讨这次历史性会面的意义，分享新的研究成果。

班禅觐见历史意义永垂史册

六世班禅是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爱国主义者，其爱国爱教情怀已成光辉典范。六世班禅是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后，第一位进京朝觐的班禅，这是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之后又一富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强调，六世班禅的朝觐，巩固和提升了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地位和威望，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巩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特别是汉族、藏族、满族、蒙古族之间的团结和谐，功德圆满，泽被千秋。深入研究这段历史，不仅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推动西藏和四省藏区（四省藏区即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在西藏之外，藏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居住的民族自治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六世班禅觐见的背景之一是清朝达到鼎盛，这次觐见体现了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以及发自内心的向心力。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那仓活佛表示，六世班禅大师对中央的倾心内向是自觉的、真诚的，大师尽全力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历史的必然。六世班禅大师主动来朝这一壮举，具体实践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大环境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本意，体现了我国宗教界与中央政府在根本政治立场上的一致性。“庄严佛土、利乐有情”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爱国与爱教历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宗教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和社会的支持，才能弘传与发展。所以，宗教要回报社会、服务信众、利国利民，主动寻求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有效途径，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今天每一位宗教界人士的责任。

六世班禅跋涉万里，历时一年到达承德，住在特别为他修建的须弥福寿之庙，参加了隆重的皇帝万寿庆典，随后进京陛见，朝拜各处圣迹。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揣振宇表示，史籍记载了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之间的真挚情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更加紧密、更加牢固。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皇帝是清朝治藏政策成功的典范，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一段隽永不朽的佳话。

新材料推动研究向多角度多层次迈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英认为，对六世班禅进京的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深入发展的阶段，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学界的认识正在深入。随着《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清宫热河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等汉、藏、满等多语种档案文献的整理公布出版，亟需将各种文献资料综合整理、去粗取精，为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提供资料保证。对其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不仅有了新的必要性，而且有取得新的重要研究成果的可能。六世班禅东行途中，以岱海所受的清廷接待最为隆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郭美兰称，根据该馆所存的满文档案及相关文献资料，梳理皇六子永瑢在岱海迎接六世班禅及相关活动，特别是永瑢用藏语与六世班禅交谈，可见清廷对西藏地方宗教领袖六世班禅极度尊重，更体现了清廷对六世班禅入觐一事的高度重视。

多位学者表示，承德须弥福寿之庙、香山宗镜大昭之庙、西黄寺、圆明园和雍和宫等建筑，作为这次朝觐的见证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所留存的碑铭等遗存值得深入研究。此外，随着田野调查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北京、西藏等地档案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发掘整理和陆续公布，日后还会有更多的金石材料等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促使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馆长、研究馆员安才旦介绍，京承两地与六世班禅入觐直接相关的石刻，类型包括石碑、石刻经幢等，文种包括汉、满、蒙、藏、梵，时间跨度自1777年到1790年，其中有承德的《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北京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碑记》等，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值得注意。特别是《七佛塔碑记》树立于1777年，而六世班禅获准入觐是1779年初，到达承德和北京在1780年，但是结合汉藏文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该碑塔虽立于三年之前，但是与班禅东来入觐之行直接相关。

研讨会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等共同主办。国内史学、民族学、藏学、宗教等多个学科50多位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参加了研讨会。（记者：张春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