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成立，杜维明在古稀之年从太平洋彼岸回到了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一场攸关生命的大手术后，这位世人眼中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希望用余生以“文明对话”的视野促进儒学的国际学术交流。

2013年8月，在他的主要努力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在2013年雅典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击败巴西，获得了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办权。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5岁起便研习儒家文化，曾师从唐君毅、徐复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他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2008、2013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2010年起，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

在各个时期，杜维明的思想和著述重点有所不同。1966-1978年，他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是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迄今，他所关注并拓展的领域有：“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等。杜维明自我期许，能为21世纪的儒家哲学作出贡献。

已有110余年历史的世界哲学大会，在2018年将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被誉为世界哲学界风向标的世界哲学大会将为中国哲学界和学术界带来怎样的新气象，又将怎样促进中国的学术自信？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主办权的主题申办者杜维明。

西方哲学需要走出象牙塔

文汇报：在由您代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努力下，中国获得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的举办权，这是该会首次在中国举办，是中国哲学界的大事，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幸事。我们知道，世界哲学大会第一届会议是于1900年在巴黎召开，二战期间中断，二战后，这个每5年举行一次的学术盛会重新恢复，2013年的雅典会议是第23届。您能否介绍一下，世界哲学大会是如何推动世界哲学发展的？

杜维明：的确，世界哲学大会就如同哲学界的“奥林匹克”，体现着世界哲学界发展的最新趋势，希冀在哲学中反映时代精神也是世界哲学大会的一个美好愿望，因此，意义不可小觑。

中国努力争取主办权，一则，该会历史悠久，跨越了两个世纪，实属罕见。二则因为哲学是科学之母，此前虽然也有世界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世界美学大会等世界性学术会议在中国各地举办、召开，但世界哲学大会的分量毋庸置疑。它和争取到主办奥运会、世博会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学术角度看，甚至更能引起世界对中国的关注。

世界哲学大会自觉并集中体现了欧美思想——你可以说它是某种程度的“欧美中心论”，这种骨子里的“欧美中心论”可以说是傲慢，不过也可以理解为自豪。

世界哲学大会每次全体大会4-5场，大约十余人能发言，这些发言的主题就代表着世界哲学的方向。从1960年代开始，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美国分析哲学学派一直占据主流。我1962年去哈佛读书时，美国有影响的哲学系通常开5门学科：逻各斯、认识论、本体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这都是分析学派派生的，这些学生毕业后占据了美国哲学界的核心位置。反观同时代的中国，我在台湾，读的是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大陆可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居多，这些在当时世界哲学领域就是边缘化的。

文汇报：世界哲学大会是由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FISP）主办的。1983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第一次组团参加蒙特利尔会议，1987年正式成为FISP成员，后来上海社科院也加入了。您当时一直在美国学术界，您了解到中国和世界哲学大会间的交流是怎样的？

杜维明：中国在1950年代，曾有过一个4人的团队参加会议，当时至少有冯友兰和金岳霖。1983年蒙特利尔会议，北大的汤一介去参加了；1998年在波士顿举办，有个话题叫“作为育人为核心的哲学”，主题发言请了希腊和儒家学者，我做了全体大会演讲；2003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我受邀但没去成；2008年，在首尔召开的会议上，首次邀请了亚洲的儒家、道家、佛教学者参与。因此，世界哲学大会走出欧美的节奏相当缓慢。

说到世界哲学大会首次进入亚洲，还有个关于中国哲学的插曲。2001年，德里达终于应邀来中国，进行了16天的访问，行程到达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香港，在上海，他与王元化先生交流，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一时间“中国没有哲学”成为一个命题。其实，作为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的德里达是在某种程度上赞美中国。德里达试图解构以欧洲为中心的哲学，希望能跳出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试图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原初哲学是一致的。当然，到了2008年，中国哲学的合法化已经是个伪问题了。

21世纪初，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先后来到中国，也显示了这些当代哲学大家不自觉地对世界各种文明的重视。这是我所了解的世界哲学大会与中国的交汇信息。

文汇报：中国哲学从欧美中心话语的边缘化状态走到被关注阶段，的确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争取到2018年主办哲学大会是水到渠成吗？能否为我们介绍其中过程？

杜维明：还真是有点波折。

2003年伊斯坦布尔会议，我虽没去成，但已萌发争取中国主办的意愿。2007年时，我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名义，邀请FISP董事局和韩国哲学大会地方委员会成员来哈佛召开研讨会，当时的题目叫《21世纪哲学的再思考》，会议之余也举办了行政会议，我表达了主办意愿。2012年年初，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的启动大会上，我向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陈述了我的意愿，周其凤校长当即承诺，北京大学将全力支持哲学系出面申请。不久就听说巴西准备申报，而且举全国之力充分备选。但在雅典会议上申报陈述前的5天——8月3日，巴西也许是出于策略，宣布退出。就在8月8日晚上，在雅典会议的现场，巴西以出人意料的强势宣传阵容出现了，政府、企业、学术界、旅游局纷纷出面，派发精美的宣传册子，政府和旅游局承诺将以最为环保和周到的服务，迎接世界哲学大会的召开。与此同时，智利、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纷纷力挺，大有“非我不可”的气势。这对没有思想准备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戏剧性的“当头一棒”。8月9日大会，我做了主题陈述。

在15分钟的陈述中，我说了三点。第一，中国需要哲学。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10年一场战争，从1949年到1979年，每5年一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后，提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以此修正近年来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凸显的不平衡现状，回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来。这必然会带来全社会在人生价值的追问，世界观的认同，文化的发展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转向。中国需要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需要全球范围内哲学上有建树的人帮助中国一起发展。

第二，西方哲学需要走出象牙塔。由于追求学科上的纯净，西方哲学已经自我边缘化了。虽然当代有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罗尔斯等杰出大家，但是哲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式微。哲学必须显示出影响力。而中国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宽广的视野。

第三，哲学本身必须“全球化”。哲学的太阳从希腊升起，不能再从希腊落下，要照耀多个文明大国，包括中国、印度、拉美等。

我的陈述说服了不少人，最后，中国得了56票，巴西得了20票。

世界哲学的原创组成部分具有多样性

文汇报：您可否为我们勾勒一下，这一个多世纪来，世界哲学是以怎样的脉络发展？

杜维明：如果把哲学作为一门职业，它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发展方向。自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以降，都主张学者不闻天下事，追求没有现实意义的最高真理，就和神学家是为了追求上帝的智慧而存在一样。比如，分析哲学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了解真理。

这里要指出，西方哲学的谱系是最强的，但凡提起西方哲学，无非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康德-黑格尔，接着就是近当代的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尔斯-乔姆斯基-哈贝马斯，承继性很强，因此，几个大的山峰和风景线已经确定。现代哲学中的维特根斯坦是位转折性的思想家，他是智性工作的代表，他的工作也使得哲学成为最像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此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以分析哲学为标志的哲学由于追求方法论的纯净，逐步自小门户。慢慢地，分析哲学不仅和社会脱节，也和其他社会学科脱节。

而存在主义哲学的出现，又体现了哲学参与现实的发展。1981年，我回到哈佛大学执教时，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正广受欢迎。存在主义哲学关注政治、关注宗教，出现了精神性的转向。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泰勒认为自己是得益于天主教的传统，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认为现代道德学的德性应从天主教中寻找，认为自己是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德里达也是回到了犹太教的传统；哈佛大学的数理学家普特南在退休前开了两门功课，一门是关注4个犹太思想家，另一门是聚焦非科学性的知识；另一位女性哲学家努斯巴，关注希腊哲学中的修炼；而福柯最佩服的哲学家皮埃尔·哈道特则研究作为生命之道的修炼。

文汇报：若以西方哲学这一参照系来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怎样的状态？

杜维明：这些是近60多年来西方哲学的转变和特点。中国哲学由于特殊的“反传统”，一直就缺少自己的谱系，就儒学脉络而言，前有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后有朱熹、陆象山、王阳明、戴震，但研究先秦的不关注宋明，研究宋明的不关注先秦。就算有最强谱系感的新儒家也只有三代的延续。这是比较方法中的“矮化原则”所致，以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比较，凸显本国文化的丑陋性，如此的“反传统”后，能让所有人达成共识的、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已经不存在了。对于西方的分析主义和存在主义两大学派，中国不断有拿来主义的学习精神，改革开放后，逐步在拿来主义中构建中国哲学。

文汇报：儒家哲学源远流长，资源丰富。您认为儒家文化能否成为世界哲学的原创组成部分？

杜维明：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个世界必将是一个多元现代性社会。我认为，未来10年内，我们要非常关注印度、土耳其、伊朗。

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儒家哲学可以说属于梁启超所讲的“动力横绝于天下”——调节得好，正能量会很大，但需要大智慧。我认为，就儒学对世界的贡献而言，21世纪的社会将是全球性的，这就需要有一套世界公民的信念和世界公民的语言，而儒学就是这样的语言。怎么理解呢？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不可能提供世界语言，基督教一定是让您相信上帝，而佛教徒必须要相信来世，然后它们才能有关注地球等人类共同困境的超越性，即我所界定的世界语言。但是儒家文化就不同，不需要有特殊的信仰。儒家有这样一种气魄，它可以和所有宗教对话，但是儒家绝不会认为世界语言只有儒家。

美国社会思想家爱德华·希尔斯生前曾开了几个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研讨会，名为“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1990年初希尔斯曾对我说，苏格拉底教育的是少数精英，而孔子有教无类，可以说是最早的“世界公民”。世界公民的“公民”概念，对应有三层意思：第一是文明的。第二是非军事的，希腊文明提倡英雄崇拜，奥林匹克体现的就是尚武精神，但儒家有文科官僚制度，圣贤人格是最高境界。第三是民间的，孔子之前官方教育很完备，到了孔子才开创民间游说和教育，在人类文明史中，孔子传播儒家思想的时间长度、地域广度和受教人数都创下了人类文明之最；同时，儒家的价值可以通过母亲的言传身教来传承，儒家对女子是尊重的，而信众达10亿人口的天主教至今还保留着男子中心主义。从希尔斯的理解中，也可以看到儒家传统最具备“世界公民”这一理念的基础。

就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而言，它很有成为21世纪普遍价值的潜力。最近50年内，西方学者都在反思启蒙主义，他们普遍认为，征服、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浮士德精神是启蒙的成果，由此基础上展开了20世纪的人类共同价值：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平等、个人尊严等。所以，我的观点是：在21世纪，如果这些人类共同价值不和扎根于儒家的核心价值对话，那么极有可能会异化为非价值，这些人类共同价值要朝前走，必须有儒家价值的补充——自由之外要有正义；理性背后要有同情和慈悲，理性不能是工具理性，哈贝马斯因此毕其一生发展了“沟通理性”；权利之外要有责任；博爱要发展出社群之间的融合，因此，虽然凡俗的人文主义能消解理性主义，但在凡俗的人文主义之外，更需要精神性的人文主义，而儒家能提供丰富的源头。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在《崇物论》中指出，儒家是生态文明发展到最高境界的哲学，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张载《西铭》中提出“乾为父，坤为母”，“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来看，儒家代表人物从来就把自然当作人的社群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儒家的人文关怀是比较全面、包容的。从当代意义上，儒家的德性伦理与亚里士多德接近；它的责任伦理和韦伯的观念接近；关爱伦理与女性主义较契合。

因此，儒家学说的丰富性和精神人文性使其能成为世界哲学的原创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都有成为21世纪普遍价值的潜力，而21世纪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世界公民的全球性社会中，儒家文化能提供一套公民语言和公民信仰。

尊重差异的进一步是“庆幸”差异

文汇报：您回国任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近4年，也更近距离地观察了中外学术交流。对于现在的中国哲学界，您有怎样的观感？2018年在中国主办世界哲学大会，对中国哲学界的发展会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杜维明：就我不完全的观察而言，我感觉中国哲学已经在走出拿来主义的认同危机中，开始形成自信。当前，有一批在国外受了良好西哲训练的学者回国并转向研究中国哲学，他们中有研究存在哲学、现象学、心灵学的，纷纷扎根各大高校；而就大陆儒学研究而言，我不夸张地讲，正呈现动力最大、人才最多、议题最丰富、碰撞最激烈的态势，处于“健康状态”，再给10年时间，一定会更进一步。从“道·学·政”看，每个领域都不乏有潜力的研究者。

2018年中国主办哲学大会，当然是一个国际交流的好契机。现在中国哲学的交流力度和广度尚乏力——国内扎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英文交流能力欠火候，而国外潜心研究儒学的学者需要更好地学习中文，像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能熟练翻译《论语》《中庸》《道德经》的人太少。相信2018年，来参会的国际学者会超过3000人，是加大国际交流力度和广度的好机会。

文汇报：在21世纪开放交流的学术氛围里，中国哲学要具备学术自信，需要学人怎样的努力？

杜维明：我认为中国哲学具备学术自信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要足够地开放。各阶段的爱国主义不能异化成狭隘民族主义，在文化中国内部首先要将不同的集群融合成很高的和群。要和周边的儒家文化圈在交流后形成相对覆盖的共识，就一定要打破不符合哲学思考的惯性：把数据当成信息，把信息当成知识，把知识当成智慧，把智慧当成精神性。其次，在接受多元文化的同时，也要增强本文化内的反思能力。

第二，就对话而言，首先要有对话的文明，即不同文明间要有容忍、承认、尊重、参照、学习；尊重差异的进一步是“庆幸”差异。其次，对话的最高原则是遵守“恕道”和“仁道”。2001年是联合国促进文明对话年，我在活动中与孔汉思讨论对话原则，他说，基督教的金科玉律是“己所欲，施予人”，我说犹太教和儒家的金科玉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称其为“恕道”。这里可取正面或负面去实施。基督徒受了上帝的福音要和人分享，叫传教，但一旦对方不愿接受，反而激起他更强的使命感，一定要说服你，极端事例就是十字军东征。而儒家是“往教非礼也”，需要你自愿接受，所以，儒家的另一境界是“仁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依据这样的对话原则来广泛交流，并庆幸差异，我想，反思能力必然会逐步增加，开放性随之形成，多元现代性也会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时的学术自信是内生的，辅之以国家的发展繁荣，非其他外力所能轻易击毁。（记者：李念；图：莫非）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