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1934年生，浙江嵊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被称为“中国文化最真诚的倡导者、实践者”。著有《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点》《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等。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述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等。

杨曾文山东即墨县人，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原主任，博士生导师。代表作《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神会和尚禅话录》《唐五代禅宗史》等。

2013年12月26日，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8楼世界宗教研究所那间不算大的“大会议室”举行。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方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等中国宗教学顶级专家汇聚一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堪称2013年中国佛教文化领域一件盛事。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温金玉在发言时称此次研讨会是“群贤毕至”；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研讨会结束时说，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也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蓬荜生辉”。

关于泾川佛教文化资源的地位

泾川古称泾州、安定。说到泾川的佛教文化，不得不说泾川出土的舍利子：1964年，出土隋敕唐瘗之大云寺佛祖舍利14粒；1969年，出土北周宝宁寺佛舍利数十粒；2013年，出土北宋龙兴寺“诸佛舍利2000余粒并佛牙佛骨”。

楼宇烈先生说，按照佛教的规制来讲，必须是佛、法、僧“三宝”俱全。尤其是佛宝，就是舍利，显得尤为珍贵。有了舍利，就说明有佛宝了，这是一个寺院建造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有地位的标志。隋文帝当年在全国建立寺院，都是分给地方舍利，但是现在出土的并不多了。泾川发现了隋代的舍利，可能还要更早，在这样的象征下建立的寺院，意义非常重大。而在同一个地区，三次发现舍利，数量又多，在全国是没有的，有北周的、有唐代的、有宋代的，历史延绵这么长久，将近一千年，这是一个标志，可以说泾川是佛宝频出的神圣之地。

泾川第一次出土的14粒佛舍利，是随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五重套函”出土的。楼宇烈先生说，“五重套函”非常罕见，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引入了佛教，因此被写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里面，其意义是非凡的。舍利的历史传承是最重要的，第三批发现的舍利有几千粒，现在清理出来了1700多粒，估计要更多一些，铭文写得很清楚，是诸佛舍利。佛教讲，觉悟了的人就是佛，诸佛舍利就是历代高僧的舍利。这么多的舍利，不仅意味着泾川佛教历史的悠久，也意味着佛教文化的兴盛。

杨曾文先生将泾川第一次出土的佛舍利称为泾川佛教文化的一个“亮点”。他说，隋文帝曾分三次向全国190多个州中的113个州分舍利，泾州大兴国寺在第一批分到舍利的30个州中居第14位。隋文帝从小长在寺院中，到7岁才离开寺院的，他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隋文帝当政之后，把一包印度老僧赠送的舍利，分送到他之前到过的各州，建立大兴国寺供奉，《高僧传》有记载。武则天称帝后，敕令各州兴建大云寺，在大兴国寺发现了隋文帝舍利，但这一次瘗埋，改变了隋文帝只用石函和琉璃瓶的规制，用“五重套函”供养，泾州是全国发现的最早用这种新方法供养舍利的地方。

泾川的佛教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有1500余处。方立天先生将这些遗存分为五个类型，第一就是三次出土的舍利及佛牙佛骨。他说，舍利是信奉的对象，属于信仰文化，对信徒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舍利也成为泾川佛教文化区别于敦煌、张掖、麦积山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泾川还有“百里石窟长廊”，有窟龛600多个，这个很壮观；有佛教的造像，铜像、石像、泥像都有，有436尊之多；有碑铭，砖造的、石造的、铁造的，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都很高；而寺庙，历史上很多，目前仍有几十处，分布在各个乡镇村落。他由此总结出泾川佛教文化的四个特点：历史久、舍利多、长廊长、文化价值高。同时，他也非常认可“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说法：“如果说敦煌是佛教艺术的宝窟，那么泾川就是佛教信众的圣殿。”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斗城先生说，泾川是甘肃的东大门，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第一大站，佛教文化的沉积非常深厚。除了泾川三次发现舍利以外，他重点分析了泾川发现的佛教造像、佛像窖藏和佛教碑刻。他说，上世纪泾川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佛造像，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最完整的鎏金铜佛造像，而且时代是比较肯定的，是前凉王归义侯张天赐所藏；前凉造像非常少，泾川就有一件，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断代提供了标尺，也标志泾川佛教进入了第一个高潮。龙兴寺佛像窖藏是碎身舍利的安葬，敦煌藏金洞17号窟里面也属于这种现象。泾川佛教碑刻中，南石窟寺碑非常重要，为我们研究北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没有这个碑，我们就不知道泾川的南石窟寺和庆阳的北石窟寺是什么时候开凿的；金大安铁钟铭文，上面有供养者的姓名，对研究近代北方地区民众信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因此得出结论：“泾川佛教文化在甘肃的地位仅次于敦煌。”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嘉木扬·凯朝先生专门为研讨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如何继承挖掘泾川佛教文化》。他说，泾川有那么多石窟，那么多佛像，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大的博物馆。他的论文的副标题则是“中华第一佛宝地宫”。他自问自答，为什么是“第一”呢？泾川第一次出土的14粒佛舍利，装在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五重套函”里面，郭沫若老先生说了，“舍利石函，贵在石函”，这已经点破了。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三北先生进一步证明了嘉木扬·凯朝先生关于“中华第一佛宝地宫”的说法：第一是次数多，泾川三次出土舍利，相比其他地方，这是特殊之处；第二是数量多，仅第三次出土的舍利就已经清理出了1770多粒，还有三个舍利瓶没有打开，并且还有佛牙佛骨；第三是前后延续时间长，从北周到隋唐再到北宋；四是规格高，属于皇家寺院。“有了这四点，就可以确立‘第一’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温金玉先生说，泾川县佛教文物接二连三地出土，就像一把把金钥匙一样，开启了一直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古丝绸之路文明的大门，不仅见证了古泾州厚重的文化积淀，也为当今如何构建文化产业平台提供了重要线索。他说，泾川是丝路重镇，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是沿着丝绸之路进来的，就泾川大云寺来讲，处于佛教桥头堡的地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创新地、交汇地，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找到了重要坐标。泾川三次出土舍利，这是全国少见的，在泾川佛教文化遗存中是最令人推崇的，也是泾川佛教文化的“品牌”。

关于泾川佛教文化兴盛的背景

泾川三次出土舍利子，泾川有十分壮观的“百里石窟长廊”，泾川有大量佛教碑铭文献，泾川曾经有众多著名寺院，现在仍然有几十处寺院分布在全县各个乡镇村落……泾川在历史上佛教文化的兴盛可见一斑。

方立天认为，泾川佛教文化兴盛的原因有四个：第一是自然环境。这里条件很好，气候温和、雨量适中、物产丰富，号称“陇东粮仓”，这为佛教文化兴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同时，泾河两岸的石质山岩，也适宜开凿佛教石窟。第二是区位地理。泾川是甘肃的东大门，也可以说是西安的西大门，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第一站，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的地方，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第三是政治地理，泾川位于周秦汉唐以来的心脏——关中地区的上游，具有“拱卫关中”的战略地位，前秦、北魏、西魏、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推崇佛教的政策，很快就会传到泾川，对泾川佛教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第四是民族交汇，泾川是民族交汇最为频繁、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佛教文化众生平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等教义，成为了维系民族友谊、团结的纽带，这种互动交流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杨曾文先生说，泾州处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是经济方面的经商之路，是政治方面的使者之路，也是中印、中亚佛教文化交流之路，泾州紧靠古都长安。可以说，京城有的泾川就得有。泾州有百里石窟，有王母宫石窟寺、南石窟寺，有宝宁寺，从造像风格上看，工匠都是随着政治中心而走，哪里有佛教就向哪里流动。

杜斗城先生认为，泾川佛教的兴盛跟北魏末期胡太后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是泾川人，胡太后实际执掌朝政多年，对泾川石窟寺院建设重视有加，南石窟寺的七尊造像就是北魏七个皇帝的造像。北魏胡太后较早对泾川佛寺的重点创设，奠定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地位，历代皇帝便在泾州敕建寺院。目前见于记载的就有北魏宣武帝、隋文帝、唐武则天、唐宣宗、宋真宗、元世祖、明孝宗先后多次敕建寺院，诏令供养舍利。历代皇帝的敕赐，更加提高了泾州佛教在周边及国内的地位和影响。

《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编审黄夏年认为，泾川的佛教是没有宗派的，是跟政治结合非常紧密的佛教，从龙兴寺、大云寺、中兴寺这些寺庙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中兴、龙兴是皇朝的良好祈愿；这里又有舍利，可见舍利在政治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泾川佛教文化开发的建议

毫无疑问，泾川佛教文化不仅对当地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对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产生重大作用。面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资源，专家们认为，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什么，我们还要做什么？

楼宇烈先生对泾川的佛教文化资源感到“非常震撼”，他说，泾川具有那么多寺庙、那么多造像、那么多碑文，第一，要建立一个展览馆，集中展示本地区佛教文化历史文物、资料，使大家有一个完整的、感性的认识；第二，从现在开始加强研究工作，从文献历史，从文物考古、从造像碑刻以及器物等各个方面加快研究，“五重套函”非常罕见，意义非凡，应该大做文章。他说：“把展览馆建起来，把研究搞起来，重新建立对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认识”。

方立天先生建议，适当恢复泾川佛教文化遗迹，但一定要防止被商业化。在指导思想上，要先充实内涵，再发挥作用，由重点到一般，由容易到困难，由近到远；要进一步摸清家底，弄清楚泾川佛教资源的重点、亮点、特点在哪里，泾川佛教资源和道教资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要从文化底蕴的角度去诠释、去阐扬，比如碑铭可以从书法的角度，佛像可以从美术的角度，舍利可以从信仰的角度；要与敦煌、麦积山，特别是西安保持合作、互动，商议共同面对的问题，组建大文化圈。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龚鹏程先生说，从泾川佛教文化的重要性而言，应该有一部泾川佛教史。但是，现在只有一些文史资料，甚至还没有比较详细而完整的泾川佛教史料汇编。我们对泾川佛教的研究，不能仅仅限于舍利，还有石窟，还有关注比较少的金石、碑铭，其艺术价值、史料价值都非常重要。关于保护问题，他说，过去出土的文物应该保存在博物馆里，2013年的发掘应该建遗址博物馆，这样的保护有助于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结合，在“西有敦煌，东有泾川”这样一个庞大的历史文化和遗址支撑下，可以清晰地显示丝路文化在甘肃的完整体系。

提起泾川出土的舍利，杜斗城先生说，泾川最有资格成立“中国舍利研究中心”，聘请国内甚至国际上最顶级的佛教学界专家，对泾川出土的舍利进行深度研究，并与世界范围内出土的舍利进行对比研究，提升泾川舍利文化在泾川佛教文化以至世界佛教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姚卫群先生指出，泾川出土的佛舍利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都要早，但是知名度却与此不成正比。他的建议是，能不能再找文史方面的资料，和这些出土文物相印证，增加其文化内涵；能不能将泾川出土的舍利和全国其他地方出土的舍利进行比较，看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能不能将泾川出土的舍利和其他文物进行分析，看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温金玉先生提了许多建议，每条建议都以古诗句开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养在深闺人未识，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呼始出来，酒香也怕巷子深……他说，泾川佛教文化，既要建立博物馆，又要建立研究院，文物馆和研究院要并重；眼光不能局限在学术界，更应该是在佛教信仰圈，要游客与香客并重；在未来文化发展定位中，应该以舍利崇拜为突破口，弘扬中国佛教的礼拜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邢莉教授说，泾川是东部文化和西部文化的一个交融点，是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交融点，还是佛教和道教的一个交融点，多重文化重叠、并存，共生，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的。泾川有N个文化链，佛教文化链、西王母文化链、道教文化链，它们不是孤立的，是一个系统，为什么这个地域允许佛教文化存在，这些都需要研究考证，确定泾川佛教文化的地位，提高泾川佛教文化的知名度。

整整一天的研讨会，前后有20位专家学者发言，很多专家都因为发言超时被主持人再三提醒。

卓新平先生在闭幕会致辞中说，如果要谈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话，那么甘肃当仁不让；如果要说甘肃是中华文化聚宝盆的话，那么泾川就是其中的一颗明珠。

泾川佛教文化研讨会之所以能吸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40多名中国佛教学知名专家学者参会，也正是因为这颗明珠的魅力。他们的专业不尽相同，观点不尽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进一步加强泾川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让泾川佛教文化资源在推动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正能量”！

（来源：《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