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界末儒学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到20世纪初“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儒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儒学研究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儒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
儒学研究成果丰硕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对儒学的研究现状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
舒大刚：综观目前儒学研究的现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加强了儒学历史和思想的研究与总结，成果有张岂之的《中国儒学思想史》、赵吉惠等的《中国儒学史》、刘蔚华等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庞朴的《中国儒学》、汤一介和李中华等的《中国儒学史》（八卷）等，都是对儒家历史和思想的总结。第二是加强了儒学核心内容——“经学”历史的研究，成果有金景芳的《学易四种》及《周易讲座》、姜广辉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三卷）、洪湛侯的《诗经学史》（两卷）等。此外在一些有关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论著中，也有关于儒学思想的研究。第三是加强基础性，特别是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对儒学成就的全面清理，出现了北京大学的《儒藏精华》、四川大学的“大《儒藏》”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收集和整理了传世儒学文献，弥补了儒学自古无藏的空白。同时，在出土儒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上博简《周易》及儒书、郭店简《缁衣》等、清华简《尚书》佚篇、敦煌儒学遗书等），也取得前所未有成绩，极大地补充了儒学研究新资料。
2009年10月，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成立，为我国儒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搭建了专门机构和固定平台。成立四年来，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四川省项目等共20余项，推动了我国的儒学研究。
研究成果缺乏实践与致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的儒学研究存在怎样的问题？《巴蜀全书》的编撰将对我国儒学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舒大刚：儒学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是“学术研究有余，儒学致用不足”。学术研究自然是必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但是儒学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是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诚正格致”“修齐治平”的致用之学，如果对它只有研究，没有弘扬，只有学术，没有实践，特别是没有面对现实社会需要而提出的解决办法，儒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传世的真谛。
为服务地方文化研究与建设，2010年，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发起和组织了四川省建省以来最大的文献整理工作《巴蜀全书》编纂，希望藉此实现对四川、重庆等省市的文献进行全面清理和重点研究，为四川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贡献力量。《巴蜀全书》是一项文献整理和文化重建的基础性工作，计划完成时间10年。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巴蜀历史文献的调查、考证和整理规划等基础工作，同时还完成一批重要文献的校勘、注释和新编。
由于儒学在巴蜀地区传播甚早，从汉代便形成儒学中重要的流派——“蜀学”，曾经涌现出司马相如、严遵、扬雄、李白、李鼎祚、苏洵、苏轼、苏辙、范祖禹、张浚、张栻、郭沫若、蒙文通等著名学者，产生过许许多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对巴蜀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对中国儒学重要流派成就的总结和研究，是对“蜀学”的系统回顾和全面研究，也是对中国儒学更具体、更成体系的继承与弘扬。
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强创新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的儒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您有何建议？
舒大刚：儒学的历史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就是在继承二帝三王优秀历史文化基础上完成的，后世儒者又是在钻研和弘扬孔子所留下的《六经》及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不断阐释，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研究和发展儒学，也要从继承和创新两个维度来推进这一工作。
目前学术界对儒学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过分依赖西方学术习惯，都采用章节体和人物评传的形式来写，对儒学史的展现还不够全面。儒学研究者应当继承中国故有史书体裁，如学案体、典志体、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等，将儒家各个时期、各位人物、各个流派、各个方面的历史和成就展示清楚，这样才算对中国儒学历史有了全面的总结和了解，以便于继承和弘扬。
同时，中国儒学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通过对儒家经典体系的重构和儒经的阐释完成的。为了适应当代儒学的发展与应用，今天也应当建立当代的经典体系。此外，儒学本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学术，它的实践性和指导性很强，当代儒学研究要将“藏之名山”和“传诸民间”结合起来，兼顾“传世之作”和“应世之作”。儒学要适应现实社会，指导现实生活，又必须对它进行发展和创新。建议当代学人多写一些儒学普及作品，特别是涉及以儒学指导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作品。儒学研究者要花更多精力来研究儒学的现代性，撰著更多可供当代社会参考的儒学读本。（作者：记者/郭潇雅、吴运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