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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   2014年5月15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一、卢汶大学里的中国人

 

这是1982年的一个普通日子,比利时卢汶大学高等哲学研究所所长卡洛斯·斯蒂尔教授正坐在桌前,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教授习惯性地应了一声,随着门的推开,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亚洲人,教授不由有些意外。当年轻人用并不十分流利但十分准确的英语告诉教授,他从中国来,将在卢汶学习中世纪哲学史时,教授更加惊讶了,但这种感觉随即被一种喜悦之情代替:竟有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从事他最感兴趣的研究!

 

哲学是智者的职业,同时更是坚强者与勇敢者的职业。卡洛斯·斯蒂尔教授深知这一点。他 告诉年轻人,这将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他需要有拉丁文基础知识,需要用几倍于欧洲学 生的努力去了解历史背景,熟悉在这种哲学中起重要作用的基督教传统。年轻人默默地点着头,他已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他只告诉教授一句话:我会非常努力地工作。

 

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从此,在卢汶大学的图书馆里,课堂上,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聚精会神的身影。他,就是中国留学生赵敦华。

 

卢汶大学是一所具有中世纪传统的天主教大学,以学风严谨著称。它最早是新托马斯主义的中心,高等哲学研究所就是在教皇的指示下建立的。后来学校进行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但严谨的学风一直保留下来,这种学风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在这里学习、生活的人。

 

这里的英语课程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比利时地处欧洲大陆中间,毗邻法国与德国,但从学术传统上来说,卢汶大学更接近英美。每年,学校都邀请英美的教授来此讲授逻辑学、分析哲学等。学生们渐渐发现,不管学习任务多么紧张,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从不放过每一个学习机会,他如饥似渴地索求着新鲜的哲学滋养。渐渐地,卢汶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个中国青年。他异常聪明,但态度谦虚;他话语不多,但待人热忱;他来去匆匆,但从不忘记应有的礼貌。

 

异乡的求学生活既丰富多彩,又枯燥寂寞。每当夜深人静,思维从理性经纬织成的哲学世界中走出,他都会想念起远方的祖国和亲人。他想起了曾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的父亲。 当年,年轻的父亲放弃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刚刚光复的祖国宝岛台湾,决心以一番伟业报效祖国。然而就在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当国民党的军官士兵们正在倾家荡产头破血流地争抢着一张去台湾的船票时,父亲却毅然踏上了最后一班从台湾开回祖国大陆的轮船……岁月悠悠,1957年,当已经是安徽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时,他才8岁。此后直到1976年,他们一家没有安生过。受人歧视的出身养成了他自强不息的性格,父亲的教诲给了他人生的信念。他知道,父亲没有后悔过,他更知道,支撑起父亲那不停息的脚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良好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对书的热爱。即便是在那些非常年月,他也从未放弃这一嗜好。那时,他把所有能得到的书都读过了:文学的、政治的、哲学的……在一盏枯灯下,他就是啃着这些精神食粮,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得知这一消息,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人生的转机将由此开始。由于对哲学的偏爱,他把几个志愿都填上了哲学系。虽然他高考成绩名列前茅,但一纸政审材料却粉碎了他的梦想,他进入了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师范学院的日子里,他继续看他对哲学的追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1982年,他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文学学士,还同时考取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赴比利时卢汶大学学习,而专业正是他为之着迷的哲学。

 

冥冥中的命运是公平的,它在不断给这位年轻人磨难的同时也给了他聪明的大脑和坚韧的品格。浸透了辛酸与勤奋的劳动终于为他带来了人生的闪光点:19837月获哲学学士学位,19857月获哲学硕士学位,19887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该校同期世界各国的学生中,他的成绩卓然超群:所有课程均为优秀,博士论文《罗素与维持根斯坦的对话——分析哲学问题的起源和发展》被答辩委员会评为最优全优。这是卢汶大学学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评价,他是学校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亚洲人。对于这篇论文,当代分析哲学家伯姆斯评价说:我认为他的博士论文是一个学术上的杰作,对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著作的研究作出了有独创 性的重要贡献。

 

他用6年的拼搏在自己的生命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他向世人证明了自己,表明了一个炎黄子孙的风骨与志向。他的导师卢汶大学副校长海尔曼·狄丹这样评价他:赵是英语哲学课程自1970年建立以来最聪明、最杰出的学生,也是我所知的最有前途的哲学博士之一,注定会在东西方哲学交流和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他仅仅用了短短六年时间,这在一向以要求严格著称的卢汶是很少有的。他实在不想拖太长时间,祖国那一片古老的大地在呼唤着他。他归心似箭。

 

于是,怀着和当年的父亲同样的心情,他迫不急待地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二、智者的追求

 

1988年正是我国的改革开放面临暂时困难的时候。当时,首批出国研究生大多已完成学业, 但对祖国前途的担忧阻碍了他们回国的脚步,很多人滞留欧洲或转去美国谋职。然而赵敦华义无反顾地回来了。他知道,是祖国培养了他,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受惠者的留学生中的一员,他深知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19889月,赵敦华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第一位归国博士。

 

北大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未名湖的灵秀与博雅塔的深沉赋予了她独特的精神魅力。在这里,无论你是蜚声中外的大家,还是默默无闻的小辈,知识面前一律平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不拘一格,对中青年学者一视同仁,排除学术之外的因素,只注重学者自身的素质与能力。作为较早回国的博士,赵敦华并没有受到特殊的优待。他和其他同样年纪、同等学历的学者一样,被评为讲师,住进筒子楼。

 

物质条件是艰苦的,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在北大这片学术空气浓郁而又充满创造生机的土地上,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在北大的一间陋室里,赵敦华开始了他人生的 又一个起点,他着手把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改写为《维特根斯坦》一书,并于1989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此书得到了已故哲学前辈洪谦先生的高度评价。19906月,先生怀着伯乐发现千里马的喜悦给国家教委写了这样一封推荐信:赵敦华先生在现代西方哲学方面有深厚的学识基础,为学也严谨谦虚,没有当前一些青年学者所有的华而不实的作风。这一点他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一书就足以证明。像赵敦华先生具有这样业务素质条件,年轻而有学术前途的教师,是很难得的,因此,特予推荐。

 

每当回想起洪谦先生对自己的栽培与教诲,赵敦华的心中总是充溢着感动。他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情形。那一天,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先生的门时,先生热情地请他入坐,并亲切地说读过他的书。先生的随和消除了他的紧张与不安。他们谈起了哲学,共同的治学与为人态度很快使他们一见如故。这之后,就有了前文提到的推荐信。

 

那段时间,赵敦华正在构思另一部著作《卡尔·波普》。作为维也纳学派的一员,洪谦先生与自称为维也纳学派杀手的卡尔·波普有过交往。得知赵敦华有意对此展开研究,先生谈了他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给赵敦华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新维度,他把这种思考体现在著作中。

 

1992年,洪谦先生病重住院之际,赵敦华随同系领导前去探望。躺在病床上的先生拉住系领导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一定要继续关心和支持赵敦华这样有学术前途的学者,这是中国哲学继续发展,走向世界的希望。那一幕赵敦华永远也不会忘记。

 

赵敦华没有辜负前辈的厚望。《卡尔·波普》在1991年出版,受到学界关注。在此之前出版的《劳斯〈正义论〉解说》是研究当代美国哲学家劳斯(又译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本中文专著,填补了国内此项领域的研究空白。

 

扎实的基本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赵敦华的厚积薄发打下基础。1990年,他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获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当选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

 

不断的探索使赵敦华的哲学研究走向更新的境界。回国以来,他的心中一直有个夙愿,那就是写一本关于基督教文化的专著。他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古希腊哲学与近代哲学如何衔接的问题,二是对基督教文化如何评价的问题。如果单单站在基督教文化圈外看这一现象,常常会被它外表所笼罩的光环迷惑,评价也自然有失公允。几年留学生活的耳闻目染使赵敦华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全面地看,西方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以整合的。它包含了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希伯来宗教精神以及罗马人的法制观念。了解了基督教文化,不仅对中世纪哲学的精神、价值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而且对近、现代的文化现状也有了重新的认识。

 

1993年,一本关于中世纪哲学的力作《基督教哲学1500年》问世了。这是赵敦华几年来心血的结晶,它填补了我国西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空白。作品在大陆与台湾同时出版,好评如潮,并很快于1995年再版。

 

当远在比利时卢汶大学的卡洛斯·斯蒂尔教授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激动万分。当年,他曾为赵敦华先生的博士论文高兴,但同时又为该校中世纪哲学研究失去这样一位有才能的人而深感遗憾。今天,当他被告知昔日最得意的学生已完成了一部关于中世纪哲学的实质性著作时,他怎能不又惊又喜!他在为《基督教哲学1500年》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我没有,也不能阅读这一本书,但我相信这是一本具有清晰性、综合性和教育性的杰作。因此,我非常高兴推荐这本由我们在卢汶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所著的书,希望它会拥有众多的读者,促进哲学讨论。

 

学无止境。赵敦华并没有沉溺于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成就之中。他的研究视角又转向了中西哲学比较,在以往的中西哲学比较中,一般做法是在中西两位哲学家间的比较或是中西哲学概念间的比较,这种比较往往是带有随意性的。赵敦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我认为 应该从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来看中西哲学比较。在实在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冲实融合总是先在宗教、伦理层展开。中西哲学的比较是更深更抽象的比较,是后起的,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作为一名学者,赵敦华深知这一代人所肩负的使命。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正面临一次全新的整合,这将是一个伴随着阵痛的新生过程。借鉴西方业已成熟的文化将使我们的文化与价值重建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弯路。

 

在《超越后现代性: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可能性》一文中,赵敦华意欲为建立新的社会价值观提供蓝本。在他看来,前现代性文化是神圣文化,现代文化是世俗文化,后现代文化则是世俗文化的极端化。后现代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价值观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对此,赵敦华大胆地提出了他的设想:如果能够把神圣文化见长的价值体系与世俗文化见长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那将是全面的文化建设,是对新老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继承。

 

三、最受欢迎的老师

 

在埋首研究之余,赵敦华也致力于言传身教。近几年来,他相继开设了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康德哲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课程。他的课总是吸引着每一位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们。他们折服于他广博的知识与严谨的逻辑思维,更喜欢他的幽默与机智。从他的课堂上,学生们所感受到的不只是一种智慧的浇灌,更有为人做学的教诲。

 

赵敦华不但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中学古为今,还经常鼓励他的学生们立足中国的传统文化,放眼世界。他要求学生们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五 四以来过多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原则和方法来评价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象。他指出:盲目地崇拜西方哲学界的学术标准和运行方式,盲目是跟随西方的时髦学说,趋之若鹜,人云亦云,我们就不能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西方人论道辩理,永远不能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创立为后世所称道的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哲学。

 

在教学的过程中,赵敦华发现,与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学生的哲学素质普遍较差。哲学是一种人生修养,它不仅可以启迪智慧,更是对一种思维方式的塑造。在中外文化碰撞如此激烈的今天,把握作为西方文化精髓的西方哲学,对大学生扩大视野,丰富知识,改变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大有裨益的。鉴于此,近几年来赵敦华相继在北大开设了西方哲学 史等几门全校性选修课。这些课程受到校内甚至校外众多学生的欢迎,每次选修的人数都有几百人之多。其中最高峰的一年竟有逾千人选修西方哲学史,因而不得不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授课。那种热烈场面是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难以忘怀的。赵敦华成为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作为哲学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赵敦华积极推动系内的教学改革。在他上任不久的1994年, 作为中国哲学的领头羊,北京大学哲学系迎来了自己的80华诞。80年系庆是一个机遇,更 是一个挑战,只有借此机会为哲学系注入生机,培养出为社会所需的人才,才是北大哲学系应有的作为。于是,他们参照国内外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结构,结合现代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大胆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计划,并在此后的五年内将系主干课教材全部重编或重写,吸收国内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北大哲学系的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也为其他兄弟院校的类似改革起了一定借鉴作用。在着手系内改革的同时,赵敦华还参与了北大文科综合试验班的组建工作,力争把哲学系建设成文科基础人才的重要培训基地。

 

如今的赵敦华身兼数职:北大哲学、宗教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等等。但是,在担负着众多的行政管理事务的同时,赵敦华丝毫也未放松他所热爱的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成功对他来说是更深更远的期待。

 

生活中的赵敦华先生是沉静而谦逊的。他那学者的认真和智者的聪敏给每一位接触过他的人以深刻印象。从他的身上,你将体验到一种生命的境界。

 

(来源:《人物》,引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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