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深圳西西弗书店和后院读书会主办的“作为皇家宗教的上帝崇拜”——学者杨鹏《“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在深圳华润万象城4楼西西弗书店举行。该书作者杨鹏现场分享了他对于中国皇家宗教——上帝崇拜的研究心得。

当天出席沙龙的还有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剑桥大学考古系博士候选人汪佑霖，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等评议嘉宾。

甲骨文里“上帝”已经存在了

学者杨鹏介绍，《“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是他正在准备的另外一部大书的前期理论铺垫。“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然后站在‘上帝’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想史展开分析。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很少，这是我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上帝学’、‘上帝神学’。”

在杨鹏看来，讲到“上帝”这个概念，大家就会想到基督教。其实“上帝”这个概念，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的概念，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上帝”已经存在了。“一直到清朝结束，‘上帝’祭拜一直是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在商朝甲骨文中，称至高神为‘帝’或‘上帝’。到周朝的时候，称至高神为‘帝’、‘上帝’、‘天’、‘皇天’。‘上帝’与‘天’，是对同一至高神的称呼，异名同谓。至高神‘天’的概念，也存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比如‘听天由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切由天定’，故‘天’是命运的至高主宰。”

然而，敬“上帝”，敬“天”，这是中国君王朝廷几千年的传统。但为什么“上帝”成了基督教的概念呢?杨鹏解释，明清时期来华传教的利玛窦等人，用“上帝”、“天主”来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从此“上帝”这个中国本土至上神的宗教概念，就逐渐成了基督教至上神的概念。“利玛窦等人用‘上帝’来翻译《圣经》，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上帝’概念，与基督教至上神的内涵相同，可以用‘上帝’来翻译。由于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百姓的意识中，‘上帝’就等于至上神了。”

此外，杨鹏还表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但在宗教领域，是极端个体主义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现象。他说：“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最具公共性的信仰，就是上帝信仰。君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垄断了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宗教，放任百姓去寻求消除了集体行动能力的个人化宗教。基督教进入中国，与传统的中国君王垄断上帝崇拜有内在矛盾。人人信上帝，就是人人皆天子了。人人信上帝，就意味着信上帝的人们有了共同信仰对象，从而有了集体行动的能力。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宗教结构，公共性的宗教归天子，个人性的宗教归百姓。公共性的宗教的大众普及，是公共领域人与人平等的重要条件。”

孔子有超越“鬼神”的更高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杨鹏对孔子的信仰进行了分析。“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回避。但孔子回避鬼神，并不能因此说孔子没有宗教信仰。要弄清孔子这方面的思想，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孔子时代，‘鬼’、‘神’是什么意思，在孔子时代，‘鬼’指人死后的灵魂。即便今天，我们中国人都隐隐约约觉得，人死后还以某种方式存在，所以仍将清明节去扫墓视为大事。如果清明不去扫墓，人们会觉得欠点什么，这就因为相信仍然有‘鬼’存在。”杨鹏说，“此外，在孔子时代，‘神’指的是自然神，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并不是今天大家心中的‘神’的概念。今天中国公众心中‘神’的概念，更多是指基督教流行以后的‘神’的概念。”

他认为，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众人把孔子这句话理解为孔子没有宗教信仰对象，这是误解。此话意味着要求远离“鬼”(祖先崇拜)和“神”(自然崇拜)，这正好不是因为孔子没有信仰，而是因为孔子有超越“鬼神”的更高信仰，所以他才开始对“鬼神”采取了远离的态度。“孔子是信天的，是信上帝的。《论语》上记载：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以，在孔子心中，‘天’是至高无上之神，如果获罪于‘天’，其他任何神都帮不了你。”

杨鹏表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是要告诉人们要信仰“天”，而不要去敬“鬼神”。“‘鬼神’是低级的东西，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是低级的，不值得崇拜。孔子性格温和，他不像沙漠中的犹太人摩西那样个性暴烈，对敬拜鬼神的人大开杀戒。孔子是告诉人们要‘敬鬼神而远之’。虽然他们的性格气质不一样，但在超越‘鬼神’、升向至上神这个方面，他们的取向是一样的。”

对理解自身文化传统非常关键

围绕杨鹏对于上帝崇拜的阐述，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表示，“上帝在中国”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首先说明我们中国传统中也是有‘上帝’的；第二，这个外来的‘上帝’和中国传统的‘上帝’是一回事吗?第三，利玛窦在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时用了中国本来就有的‘上帝’，让中国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安顿。”

“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谈到过宗教信仰的等级化。他说从氏族到封建，宗教家的一个工作就是把神灵分类，并理出一个尊卑贵贱的关系来。《周官·大宗伯》的分类是：一是天神，二是地祗，三是人鬼，四是物魅。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礼记·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说苑》一书亦说：‘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这就是杨鹏先生所说的君王垄断了上帝崇拜，也就是宗教信仰的权力等级化。”

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则认为，杨鹏通过对中国典籍的梳理，发现了中国也存在过一个“上帝”，其内涵和《圣经》里的上帝一样。这已经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实际上对我们如何认识自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涉及到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和概念的污染问题，这已经导致了我们理解自身的文化存在断裂意识。所以，杨鹏先生梳理中国典籍中很多基本概念的本来含义，实际上对我们理解自身文化传统是非常关键的。”

然而，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却持有另一番看法。“我不认同作者所言的中国‘宗教的个体性’之说。杨鹏先生要强调的是宗教情绪凝结成的‘集体的组织能力’，且认为中国权力建制中有‘摧毁组织能力’之迹象。关于这点要厘清的问题很多，一时难以说全，仅举几点：其一，尽管在基督教的上帝膜拜中似乎出现某种‘集体’情绪，但不要忘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的个体直面上帝之举。其二，貌似教会中的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之‘家’，其实存有对个体之家的否决(圣经中有耶稣对圣母之言)。也许杨鹏先生之‘摧毁’论来自当下政治与宗教的某些微妙现实，但对于‘源流考’偏离了论证之实。其三，关于‘祭天’、‘拜地’，一神与多神之论，可能需要审度。”张慧敏说。（文：魏沛娜）

（来源：《深圳商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