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终南山佛教与全国佛教的情况基本相同，许多前代的遗存已不复可见。受时局和战争影响，大量寺院被毁，多数宗教遗迹凋敝不堪，僧众数量和寺院数量都进一步萎缩，尤其是文革中，宗教遗存遭到毁灭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落实宗教政策。近年来，西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秦岭北麓宗教遗迹保护，大力修缮终南宗教遗存，许多寺庙因此得以重新焕发光彩，遗迹保护逐渐步入正轨。
终南山是秦岭的一部分，因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积淀深厚而著名。后秦和隋唐时代，佛寺林立，高僧辈出，义学发达，是许多宗派的发源地，也是许多高僧大德葬埋的地方。出于宗教正宗嫡传的传统，终南山地区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历尽劫波逢盛世
终南山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慕道、学道、修道、悟道、证道的中心。所谓“天下修道，终南为冠”。这里群山巍巍，水草丰茂，四季分明，气宇爽朗。比之都城长安，这里历来是修道人的乐土，众多大小宗教遗存见证了过去的盛景。
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王亚荣考证，1979年之前，民间力量在保护终南山佛教遗存方面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1979年之后，由于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终南宗教遗存保护和开发利用进入了比较规范的进程。
“近现代以来，在保护终南山佛教遗存中，僧俗各界都有不少人士尽心尽力，其中不能不提到的是康寄遥与朱子桥两位名士，他们为保护终南山佛教遗存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王亚荣说，近代以来，关中佛教祖庭古刹大多破败不堪，康寄遥与朱子桥共同发起祖庭古刹的修复。比较大的事迹有1931年重修大慈恩寺、青龙寺，整修大雁塔和殿堂；修复位于终南山的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律宗祖庭净业寺、三论宗祖庭草堂寺等。
终南山佛教遗存保留到现在，几乎每一处都经历了坎坷的过程。以律宗祖庭净业寺为例，十年文革，寺院被废，经像尽失，道宣塔被拆毁，破败不堪。后来政府拨款重修重建道宣塔，恢复了净业寺的规模，国务院还将其确定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之一。
近年来，西安市委、市政府大力保护秦岭北麓宗教遗存，社会各界发起募捐重修祖庭，净业寺、观音禅寺等一批寺院得以重新修缮。在政府和各界的支持、协助下，净业寺经历了1000多年来的第一次大修，新建山门1座、山亭5座、斋堂1座、禅堂1座，对大殿、寮房、山道都做了整修，净业寺面貌焕然一新。
终南山的佛教遗存命运大致都和净业寺差不多，虽屡经劫难，但一些代表性寺院和宗教遗存保留了下来。此外，山间还有不少遗存的遗迹和遗产价值比较高的建筑，尤其是佛塔，都成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这些遗存的规模和影响已经不能和过去全盛时期相比，但仍可以从中看出昔日的辉煌和在信众心中的感召力。
终南佛音传宏宇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这是三十二品《金刚经》的总纲，整部经文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南怀瑾在其著述《金刚经说什么》里讲，鸠摩罗什翻译这一段不知用了多少智慧。
终南山曾经是中国佛教的译经中心，为中国佛教提供了最重要也最流行的经典支撑。
终南山搭建了中国佛教首个历史舞台，见证了中国佛教历史的盛况。阿育王时代佛舍利进入关中地区，这代表着佛教三宝中的“佛”，而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来到长安城，向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则代表着“法”的传入。
公元1世纪的白马驮经则最后完成“僧”的出现，从此“三宝”具足，中国佛教历史序幕正式拉开。其中前两次事件都发生在终南山下，而后来在终南山下发生的竺法护译经、道安弘法等史实均为中国佛教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佛教输入事件。
竺法护在汉长安城青门外等地组织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译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翻译佛经，被著名佛教史学家道宣评价为佛教经典输入中国大地的第一功臣。后来，大难在终南山下的五重寺组织译经，鸠摩罗什则在终南山脚下的大寺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佛教译场，也是中国第一个国立译场，翻译出《金刚经》《法华经》等大量佛教经典。
唐代玄奘在终南山翠微宫译出《心经》。《金刚经》《心经》《法华经》尤其是其中的《普门品》等成为后世中国佛教最流行的经典，激发并促成了禅宗、天台宗、观音信仰等宗派和佛教信仰的形成，塑造了中国佛教的基本情趣。
被誉为“万经之本”的《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公元401年）译出，以后相继出现过5种译本：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另外，还有藏文、满文译本等。
但流传最广的，还是最早的鸠摩罗什译本。而令人自豪的是，那正是伟大的鸠摩罗什在终南山下草堂寺的不朽之作。
满山红叶大德多
作为中国佛教十大名山之一，终南山也是中国佛教多个宗派的发源地。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长安之后不久，终南山便开始建立据点，这就是户县境内的罗汉寺。
汉传佛教的宗派共有八宗，其中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的祖庭都在长安，草堂寺、大慈恩寺和兴教寺、香积寺、净业寺和丰德寺、华严寺、兴善寺和青龙寺，这些祖庭所在的寺院，或在秦岭山中，或在秦岭山脚下，秦岭可谓它们的发祥地。
其住山高僧、各宗祖师堪称第一。据统计，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的终南僧人有西域的鸠摩罗什、昙摩流支、那崛多，中僧僧肇、道生、道融、僧睿、慧观、昙（僧）影、善导等等。此外，生前不曾涉足终南，死后却长眠于此的僧人更是不计其数。
唯识宗祖师玄奘，他在生前称终南山为“众山之祖”；死后，他归葬的地方，一眼就能看见终南山。
由于高僧辈出，终南山也得以成为中国佛教最大最持久的理论创新基地，是引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形成中国化佛教的最大中心。从道安在终南山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派“本无宗”，到此后各大宗派的正式创立，标志着中国人在引进印度佛教的同时对这种外来宗教的理解和接受，也标志着中国化的宗教理论体系的形成。
终南山香火盛极一时。据记载，明代仅户县一地便有佛寺千余所之多，长安境内的寺院，更是不胜枚举。其盛况人谓“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都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了。
在中国佛教史上，终南山的作用和贡献都见长于其他名山。终南山上述的佛教宗派不只是在中国传播与发展，而且传到日本、朝鲜、韩国及南亚一些国家。
宋代以前，终南山是一个佛法弘传中心。佛教学说与信仰的传播在早期有赖于高僧大德的阐释与弘扬，所谓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终南山下曾经形成过很多大规模的佛法弘扬中心，如前秦时代数千人集中在终南山下的五重寺，以道安为中心形成当时全国最大的弘法中心；后秦时代3000多人集中在终南山下的大寺（今天的草堂寺），也盛极一时。
北朝时期开始，在终南山的至相道场、悟真寺等处形成小规模的佛法弘扬中心，与长安城中的佛法弘扬阵地相互呼应，而到了隋唐时代，在与都城长安的呼应中，终南山的佛法弘扬中心再次形成，道宣在终南山中净业寺、智俨和法藏等在终南山中的至相寺、善导在终南山中的悟真寺、澄观和宗密等在终南山脚下的草堂寺、圆测在终南山中的丰德寺等相继形成一个个佛法弘扬中心，使终南山成为当时长安城之外最大的弘法所在。
多少楼台烟雨中
据西北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考证，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最流行的观音信仰，最早是由竺法护在终南山翻译《正法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开始流行全国，而后世观音信仰最权威也最重要最流行的经典依据，则是鸠摩罗什在终南山下翻译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弥勒信仰也自此地肇始。竺法护在这里最早翻译弥勒经典，道安在此开始推广弥勒信仰，鸠摩罗什在这里进一步译传弥勒经典，玄奘则将弥勒信仰进一步推向高潮。这里还是阿弥陀佛信仰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将西方净土信仰最终在中国扎根和广泛推广的圣地。这里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钦定的观音道场，比普陀山出现观音造像还要早三百年。唐宋时几百年间，终南山一直是中国佛教四大朝圣之地。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很多人慕终南山之名而来，很多佛教信仰者在这里学道、修道，由此而获得成就的高僧很多，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善导、道宣、玄奘、智俨、法藏、义湘、圆测、窥基、澄观、宗密等很多高僧均在终南山留下英名。
不少外国僧人也前来终南山学习。在终南山学习的外国僧人中，以古代朝鲜国为最多，有名字可考的达到200余人。名气比较大的有神昉、圆测、智仁、胜庄、义寂、玄范、顺憬、元晓、圆安、慧超、慧昭、慈藏、孝忠、胜诠、道亮、宝壤等等。
此外，历史上终南山一直多隐士，今天这种隐士传统依然可见。
李利安教授认为，终南山是佛教与道教、儒教相互冲突融和、最终定型的地方，“终南山不但是佛教的中心，也是道家的发源地、道教的诞生地，还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策源地，和汉代与明代儒家大兴时期全国的儒学中心之一。三教云集终南，也发生过数次集中而激烈的论辩。”
早在西晋时期，帛远在长安与道士王浮辩论，掀起佛道斗争的第一轮高潮，北周时期佛道斗争导致了灭法从这里向全国延伸，唐初的三教论争无论在规模上面还是在深度和影响的广度上面来看，均在这里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佛道之间的相互吸收、彼此融和也在这里源源不断地展开。三教和谐相处、圆融一体的格局在这里最终确立下来，形成中华文化的特性之一，这种格局延续至今。”李利安说，“无论是道安被统治者以武力请进长安，还是鸠摩罗什受到皇室的极度尊奉；无论是隋文帝在这里展开大规模的崇佛，还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在这里的惨烈灭法；无论是玄奘与政治的巧妙应对，还是法琳的直言抗争；无论是王维作山中宰相，还是韩愈谏迎佛骨，没有一个地方像终南山这样，在佛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史上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博大精深的文化名山
终南山的文化类型多样，内涵极为丰富。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曾说，终南和昆仑都是月亮山的意思，太阳和月亮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那里是人们接近日月神德和力量源泉的地方。
终南山的思想家层出不穷，老子、鸠摩罗什、善导、智俨、义湘、法藏、道宣、澄观、宗密、圆测、张载，个个璀璨夺目，影响极为深远；终南山还孕育了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医学家。如果说西安是“中国历史的博物馆”，那么终南山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博物馆。
道教理论和门派的诞生地
对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来说，秦岭的意义非常重要，老子在此讲授道德经，道教的雏形五斗米教在秦岭南坡兴起，后来全真教在秦岭北坡薪火相传、绵延至今，楼观台、重阳宫、龙门洞，这些道教祖庭与秦岭一起辉映古今。
道教始于汉代，推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为始祖，尊《道德经》为根本经典。终南山道教之始一般被追溯到老子入关传经设教之时。终南山西段有楼观台，在周至县东南15公里的山麓中，相传周大夫函谷关令尹喜最先于此结草为楼，以观星气，故名草楼观，后来简称楼观。老子在楼观南筑台为尹喜授经，故称“说经台”，又因位于楼观境内，故亦称楼观台。
在如今楼观台宗圣宫的地面上，3000多年前，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并筑台传授于尹喜。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根本经典，楼观台成为天下道教的祖庭、天下道林张本之地。
从道教文化来说，道家、道教的最高经典《道德经》诞生于终南山，终南山楼观台成为天下道家和道教的总祖庭。名扬天下的八仙，大部分在终南山修道，尤其是铁拐李、钟离权、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蓝采和等，成为终南山最有名的仙人；目前最盛行的道教形态全真教也是金代于终南山开创的，终南山重阳宫成为全真教各个宗派的总祖庭。
南北朝时期，终南山道教有了新的发展，至唐朝，有陈抟、吕洞宾、刘海蟾、张无梦、种放等人居山修道，至金、元朝，王重阳及其弟子创立并弘扬全真教，终南山道教发展至顶峰时期。
在宋金时期，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王重阳，在距离楼观台20公里的重阳宫，把老子传承下来的道教香火接续起来。王重阳的门徒，将全真教壮大成为北中国道教最大的门派。
王重阳的高足丘处机，则在秦岭西部的龙门洞修炼了七年；因这七年，龙门洞变成了道教龙门派的祖庭。丘处机在当时扛起了振兴全真教的重任，在动荡的时局中，他选择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封丘处机为“国师”，总领全国道教。丘便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拯救人民，史称“一言止杀”。
道教的一些主要派别的祖庭就在终南山中，历代于终南山中所建道观可考或现存者尚有楼观台、通道观、仙游观、金台观、重阳宫、清凉山、望仙宫、丹阳观、长春观、太一观、四皓庙、玉真观、金仙观、开元观、灵泉观(原华清宫)、白鹿观、太元观、萯黎观(原萯阳宫)、化羊宫(亦称化羊庙)、太平观(原太平宫)等数十座，正因如此，有人将终南山列为道教名山。
构建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巍巍秦岭，见证了那些儒学士子报国的拳拳之心，因为连接长安和西南中国及东部中国的所有道路，都无法绕开秦岭这个天然屏障。
东汉大儒马融少时即在终南山师从著名学者挚恂，研习儒家经典，后来在关中传播儒家思想，常随弟子达四百多人，著名儒家大师郑玄也是通过在这里的学习而奠定了其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为中国儒学思想增添了灿烂的一页。
到宋代，秦岭主峰太白山成为儒家的学术中心之一。
一代理学大师、“关学”领袖张载发展出了儒家第一套玄学理论体系，他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现象。他提出：“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大同世界论，大家应该尊老爱幼，和睦相处。
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口号之一。
本土宗教、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终南山还是外来宗教聚集地、辐射地。
佛、道教在终南山聚集繁荣的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运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先后进入中国，同样选择了驻锡终南，开示关中，进而走向全中国的轨迹和导向图。全国仅存的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空间遗迹在终南山大秦寺；眉县豹窝村旁的十字山是罗马教皇认可的东方圣山，被称为“东方加尔瓦略山”，等同于耶路撒冷的耶稣圣地，每年都有大量天主教朝圣者。终南山沿山一带，至今还存在着大量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堂，基督信仰依然十分兴盛。
应该说，历史上发达、包容、开放、繁荣的长安，是在宗教文化的大融合、在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完成的。汉唐盛世的横空出世，与佛、道、回、天主和基督五教在终南山的汇聚交流、传播释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至于秦岭地区的民俗、风土人情、民间艺术更是灿烂夺目。因此，秦岭也是中国文学的艺术宝库。
终南山更是历代特别是唐代文人学士巡礼、居住、创作的圣地，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影响全国的文学作品。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别墅区就在辋川，其他著名诗人特别是李白、白居易等几乎都与终南山结下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在秦岭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秦岭以它的壮观、广阔和美景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
自隋唐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文人墨客咏秦岭的诗歌、碑记和游记浩如烟海，达数千篇，摩崖石刻多达上千处。
李白《登太白山》写道：“西下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见山。”他在《蜀道难》中写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杜甫写道“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袁宏道在《华山咏》中记述：“石叶上覆而横裂”；徐霞客《游太华山日记》中记述：“峰上石耸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花”；苏轼对秦岭的“太白积雪六月天”，写道“岩崖已奇绝，冰雪竟雕皱。”
终南山是中国宗教文化从初始到完善的诞生地，以终南山为中心，关中地区多教并存，使中国文化呈现开放包容、博大精深的气象，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来源：2014年8月18日《西安日报》）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