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年的西汉，佛教传入中国，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从此滋润着中华文明。而在古都长安，两千余年来佛教更是历尽劫波绵延不绝。历朝历代，大德高僧云集长安，襄助佛教走向一次次鼎盛。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唐朝高僧玄奘、皇家寺庙法门寺，闻名世界。佛教八宗，有六宗祖庭就在此地，至今香火繁荣，影响深远。这一切，凝聚着一个“缘”字—一尊佛与一座古都的佛缘、人缘、文化缘。

1369年前的正月二十五，大唐帝国都城长安，元宵节的花灯刚刚熄灭，空气中还遗留着淡淡的春节喜气。

这一天，朱雀大街万头攒动，携家带口的人你拥我挤，且惊且喜地顶礼膜拜路旁陈列的一件件宝贝—一150粒佛祖舍利、8尊赤金佛像、657部佛教经典。

这是贞观十九年（645）。几天前，太宗皇帝就发布诏书，要求全城百姓“空城出观”，欢迎他的“御弟”——从遥远的“西天”天竺国取得真经的玄奘法师。正午时分，梵乐奏响，当空飘来袅袅香烟。身材高大、面容端严、时年46岁的玄奘法师，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有知道八卦根底的悄悄说，当年“偷渡”而去，而今载誉盛归。所谓“偷渡”，说的是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他西去求法的历史，便是后来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蓝本。

此前的17年间，玄奘走过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踏过50000公里的艰难险途，终于修成正果，返回东土大唐。“皇兄”李世民礼请他在为太后追福敕建的弘福寺里翻译佛经。不久，太子李治又新建慈恩寺，恭请他担任首任住持，译经弘法……

时光流逝千余年。如今，玄奘法师已“化身”为一座铜像，神情坚毅，挺身持杖，矗立在大雁塔前。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也与千年古都西安因缘际会，密切相连。

中国佛教八大宗派  六大宗派的祖庭都在西安

陕西最早的佛寺，距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这座距西安钟楼不远的寺庙，好些人却并不知晓，它便是号称西北第一禅林、“隐藏”在柏树林街道里的卧龙寺。据寺中一通碑刻记载，此寺创建于汉灵帝时期，即公元168-189年间。

卧龙寺不大，门外喧嚣嘈杂，一入寺门，当即隐入另一番天地。前任方丈如诚法师生前曾对华商报记者说，卧龙寺闹中取静，不为世俗所动，不收门票，精进功课，保持着寺院应有的正统模样，坚守佛家正法。

如诚法师一语道破了佛教与古都二者相互滋润相得益彰的文化形态。

作为一座历史久远、积淀深厚的城市，西安的文明演进中，佛教文化堪称一种别样基因。汉时传入长安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发展，一时间，云集长安的各地高僧大德达3000余人，国立译经场创设。到隋唐时期，佛教鼎盛，仅长安城内佛寺就有140余座，僧尼数万人，并由此将佛教文化远播到日本等地。

这些历史好像与如今的西安关系不大，其实不然。比如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除了天台宗、禅宗，其他六大宗派的祖庭（开创各大宗派的祖师即初祖所居住、弘法布道的寺院）都在这里：位于小寨的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三论宗祖庭草堂寺在户县，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以及律宗祖庭净业寺。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景富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历史上“法难”不断，却从未消失，而是生机勃勃。“佛教自传入中国的那天开始，就在不断地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宝库增添绚丽的色彩。”文字、音韵、民俗、建筑、天文、医学、养生，无一不是至今闪烁光芒的宝藏。

有兴教寺、道安寺等名寺  还有玄奘、道安、鸠摩罗什等高僧

多年前，原长安县志办公室副主任樊耀亭先生在骑自行车访遍秦岭山中众多古寺，尝尽辛苦之后，写就一本厚达600页、近43万字的《终南山佛寺游访记》。如此巨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在古长安这片土地上的繁盛。

位于西安市城南长安区少陵原畔的兴教寺，是古长安众多名寺中的一座。寺里至今矗立着一座佛塔，玄奘法师的灵骨即安葬于塔内。13岁时，玄奘在长安城“东邻”洛阳剃度出家，20多岁已精通经、律、论三藏，被人称为三藏法师，声名远播。他更大的名声在于西天取经，由此成为“千古一人”。他对知识的渴望、对道德情操的恪守、对故土家国的情怀，以及舍命求法的行动，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

历史上，长安有名的名寺还有很多。如今，其中的两座都与年轻的宽严法师有着不解之缘。身为80后的宽严法师，如今住持着这两座寺庙。

宽严出生在西安，幼年求学时即常游于长安各寺，1999年在兴教寺原方丈常明老和尚座下出家，随后兼任了位于长安区杜曲彰仪村的道安寺和位于户县城南三公里罗什堡的鸠摩罗什寺住持。

这两座寺庙都不大，但因出过名僧，在佛教历史上分量很足，比如说，僧人们说到法号时，都会在前面加一个“释”，就与曾在道安寺出家、被誉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的道安法师有关。道安是位知识渊博、造诣高深的文学家，当时前秦君主苻坚仰慕道安之名，尊其为国师，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位被称为“国师”的和尚。

宽严法师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僧人一般都是以师父的姓氏为己姓。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僧人道安来长安译经讲法。他说，“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凡佛教徒应以释迦牟尼的姓氏为姓。自此，僧人有了“释”姓。

后秦弘治三年（401），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户县草堂寺一带授经译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外国经书，堪称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大盛举。著名的《金刚经》即为鸠摩罗什所译。

鸠摩罗什寺所在的罗什堡村，村人虽是陕西口音，村名却很“洋”。宽严法师说，清康熙《户县志》有记载，该寺至今千余年，村子以寺得名，村中有寺，寺、村相容，颇为有趣。

西安历史上的佛教文化  曾直接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佛教文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王亚荣研究员曾著文认为，古老的佛教文化是开放的中外文化交流硕果，而西安历史上的佛教文化曾直接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周边国家地区佛教的演变流传，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而这一影响至今犹存。

王亚荣认为，古代长安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在此融合、渗透、并存，文化性格非常开放、宽容，因此异地的佛教文化才能在此生根开花结果。这些文化遗产是活生生的，与社会紧密联系的。比如日本人年年来青龙寺，缅怀唐代惠果与空海的友谊，正是中外友好、文化绵延不绝的写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景富就著文《论陕西佛教文化及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长安是佛教在中国内地最早传播地，是中国佛教最大的译经重镇，中国佛教学派活动最集中之地，集结了庞大的“僧宝”群，有着众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寺、塔建筑、雕塑艺术，以及举世无双的佛舍利、孤本大藏经、贝叶经等遍地瑰宝，证明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贵难得。

如今，佛教文化不仅具有协调社会、人心以及自然的功能，还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人文资源被开发利用。佛教文化留给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丰厚资源，与其他地区相比更是众多，这在全国其他城市中是不多见的。

西安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及西安市宗教事务局2011年编辑出版的《西安宗教文化概览》一书中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宗教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超现实、超自然力的反映、观照和解释。宗教高度关注每个家庭，个人的福祉、痛苦、平安，觉悟于人心，口传而耳入，是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而佛教界逢此发展之机，积极参与古都西安的发展建设，格局颇为大气，主题时代特色鲜明。

千年浸润的文化精髓，将继续在西安长久绵延。（记者：孙强）

（来源：《华商报》，引自华商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