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造像（资料图片）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成都市青羊区下同仁路126号（原成都市水表厂）的古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取得重要发现和收获。现场出土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100余件，其中多数属于南朝时期。这是成都近年来首次大规模出土南朝佛像。

这次出土的佛像数量多、类别丰富、时间跨度长，保存完整，为进一步认识南朝佛像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贴金佛像当年可能是被随手扔掉

南北朝，是一段夹在十六国与隋朝之间长约170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发展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与北朝造像的丰富遗存相比，南朝造像实物资料极为稀少。有关南朝的文献史料记载，当时的南朝属于佛教文化中心，对北朝佛教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负责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易立介绍，同仁路126号古遗址是唐代晚期以后修筑的成都城墙的西墙，南北长约45.5米、最宽处约23.5米，最高处约6.7米。本次发掘共计揭露面积约500平方米，清理出灰坑8座和水井2口，出土瓷器、陶器、石造像、建筑材料和钱币等一批重要的生活遗物。

整个发掘区域分为3个坑，其中，在3号坑内发现的石刻佛像约有百余件，有单体佛、菩萨、天王像，也有背屏式组合造像。其中一件背屏式造像有南朝“梁天监十五年”发愿文题记，是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前，所有人为他的亡父亡母所造。这批造像均为红砂石质地，个别造像外有贴金，雕刻精美，弥足珍贵。

从初步判断结果看，这批造像的时代集中在南北朝至唐之间，且多数造像属于南朝时期，从坑内伴存出土的瓷器判断，3号坑的埋藏时代在五代至北宋初。在此次出土的佛像中，有30余件石刻残件，其中罗汉头像较多，时代多属唐代。易立分析：“这次发现南北朝佛像的地址和以前发现的地址离得很近，在南北朝时期，应该是寺院比较密集的地方。从佛像出土的位置和造型来看，像是被随手扔掉垃圾一样。”

“这批佛像里面最为珍贵的是一件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在全国极为罕见。”易立说，“天王左右两手捧着塔，脚下两个跪姿小人捧着他的脚。可惜的是，天王头部的上半截已经残缺。”

目前，所有佛像已被送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内的成都文保中心进行修复保护，室内考古也随之开始。成都市文保中心副主任白玉龙说，每一尊出土文物都会按照标准流程，详细记录文字、图片、绘图和入档，最后将出具一份此次考古挖掘的科研报告。史料记载，成都城内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寺庙有43个，此次出土的石刻佛像是出自哪个寺庙，也许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目前，已知的南朝造像多集中在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而现在能看到的总数也不过七八十件，且很多造像缺少考古发掘资料。此次发现的100余件南朝造像，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层位关系，为学术界进一步认识南朝造像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近年来，在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宽巷子、彭州龙兴寺及成都以外的茂县、汶川县等地陆续都有南朝造像出土，但数量不多，相关资料也不齐备。易立说：“以往是在建城过程中被破坏后的抢救性发掘，此次是属于主动科学的发掘，有完整的土质、地质等数据记录，对今后科学研究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此次出土的数十件南朝佛像，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层位关系，为学术界进一步认识南朝佛像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成都博物院佛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雷玉华认为：“与以前相比，这次出土的佛像数量多、类别丰富、时间跨度长，实属罕见。造像的造型、莲座、帛带的技术也与以往出土的不太一样。个别造像上还有修复使用的痕迹，且修复得很精美。从修复的技术看，有些修复技术和现在的修复技术基本相同。这批南北朝佛像，大部分保存较为完好，很有科学研究价值。”

目前，所知四川以外的南朝佛教石窟寺与摩崖造像遗存仅有两处：一是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龛像，始建于南朝齐梁之际，历经一千多年，造像发生了很大变化，2001年南京市考古所将民国时期涂在造像上的水泥剥去后才露出了部分龛像的原始面貌；二是浙江新昌宝相寺，始建于南朝梁，保存状况很差，现已面目全非。近年来，南京市有部分南朝造像出土。但这些造像大部分保存状况较差，而且数量非常有限。

雷玉华表示，考古学术界对于四川南朝造像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而，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整理、公布四川的南朝造像资料，以推进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光明日报》记者李晓东、危兆盖；通讯员 雷建）

（来源：2014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