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庞朴先生是一个模糊的影像：一方面他是一个多面体，由于时代不好，他只能在一些给定的前提和框架下进行思考创造，戴着镣铐跳舞总难舞得潇洒，表现真我；另一方面时代变化又太过迅即，他过多的热情和才干很难集中一处去做出本应做出的更大贡献。”

“南有蒋庆，北有陈明”，这句话说的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其中的北陈明是《原道》创办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他与1月10日因病去世的中国著名思想史家、儒学大家庞朴先生虽无师生之名，但实有师生之谊。

1月11日，陈明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回忆了他与庞朴先生的一些交往，并对庞朴先生的学术旨趣和贡献做了精要的评价。

他是狐狸型的学者

东方早报：你和庞先生接触、交往这么多年，在你印象中，他的性情是怎样的？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陈明：热情、才华横溢，具有艺术气质而又富有长者风范。我读硕士期间参加过有他发言的座谈，那是1980年代，对老先生的风度比较有印象。

后来到他家，他说我有篇文章写得很好，听了半天才知道是一个关于玄学研究的综述，而其中我对庞公的评论很是直截了当，大概是讲他用正反合的辩证法处理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生搬硬套，庞公却丝毫不以为忤——可能我同时也对他把重点放在名教与自然而不是本末有无上给予了高度肯定吧。

当然，我也知道他其实很孤独，从生活到内心。我老师余敦康先生要我多去找庞公聊天，但我做得真的不是很好！

东方早报：庞先生涉猎领域非常之广，比如简帛、天文、文化史、思想史，一些研究很有创见，比如有“火历”说、“一分为三”说。你觉得他在哪个领域最有成绩，而他自己最看重的又是什么？

陈明：学者有狐狸与刺猬的不同类型，庞公应该属于狐狸吧。我个人对一根筋的刺猬比较理解，对涉猎广博的狐狸则只有敬佩的份。

我感觉老先生主要的贡献，在思想上是推动文化讨论，引进介绍了一些海外学者的文化观念。在对近代文化事件的处理、打破国内教科书中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方面，极大地拓展了相关问题和领域的思维空间。

学术上则是对简帛文献研究的贡献，他不仅从文献和思想上对那些新出土材料做出了论断，还创办了专门网站，把这种古老的研究与互联网结合了起来。另外，他对“一分为三”的研究突破了西方一分为二思维的藩篱，对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做了深刻的揭示。

从事儒学“安边乐缘”

东方早报：1994年《原道》创刊，庞先生就在上面发了专文《文明与冲突》，当时是什么机缘？在那之前你和他有过接触吗？

陈明：庞公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答辩老师，对论文评价很高，所以我有点恃宠而骄，办《原道》时缠着他要稿子。当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很热，虽然不赞成这种冲突论，但它也促进了人们对自己国家文明属性的追问与思考，无形中强化了儒家与中国之间的关联度。老先生是敏感而时尚的人，记得当时他已经用电脑写作了，转椅放在书桌和电脑桌之间，毛笔和键盘、线装书和硬盘，切换自如。

东方早报：十年后，庞先生又特意为《原道》十周年致辞。从中可以看出，庞先生对《原道》是很支持的，所以李泽厚先生说《原道》十年是失败的时候，庞先生说：“陈明办《原道》很不容易，换了好几家出版社。我认为，只要能办下去，就是成功。”

陈明：李泽厚先生是自由主义者，思维是西方式的。他建议我给《原道》取个英文名字叫Chinese Logos，所以他认为我没“原”出什么“道”。但庞先生骨子里是儒家士大夫，从学问到做人都是。他对《原道》的支持是一贯的，不仅给稿子，而且亲自出席了首发式。

我记得很清楚，他骑着个破自行车，戴的是纱手套，脸冻得红扑扑的。会上说的话乐观而风趣，因为儒家及其研究都很边缘，他就说，我们就是“安边乐缘”，事后《中华读书报》记者还把“安边乐缘”写进了报道。

区别于港台新儒家  又不同于西化论者

东方早报：当代新儒家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是其中也是有差异的，有的比较激进，有的则主张中道，也有趋于保守的，是保守中的保守吧。庞先生说他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那么他和当代新儒家是什么关系？

陈明：庞公的夫子自道实际很有代表性，表现了转型期思想家的矛盾与追求。新儒家可以被划归保守主义者，但保守主义者并不一定就是新儒家。

庞公喜欢讲辩证法，马克思、黑格尔的影子十分清晰。1980年代他主要还是偏自由主义，这使得他与港台新儒家相区别。但知识结构和文化情怀还是传统的，因而又不同于一般的西化论者。

大陆新儒家是近十几年的事，庞先生身体不太好，到山东大学做的也是具体工作，所以也很难被划入这一群体。他不赞成儒教宗教论，虽然他相对而言比较接受我的儒教公民宗教说，但这是从儒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说的。有段时间我差点就到山东大学，在他手下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

东方早报：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庞老对儒教的态度，在公开访谈中，我们看到他的表述是理解、同情、尊重，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也在和王达三的对谈中说（2006年，杜吹剑、王心竹、王达三等人在北京皂君庙庞朴先生寓所就有关儒教等问题对庞朴先生进行了访谈），支持他们建立儒教。哪种才是庞先生真正的态度？

陈明：庞公有学者和思想家的双重性格。同情理解并支持年轻人去建立儒教，反映的是他作为儒家思想家的一面。我只记得他写“文明的冲突”相关文章时，并不反对亨廷顿把中国文明说成儒教文明。

东方早报：请你谈谈庞先生从1980年代至今，对于当代儒学发展的意义吧。对你个人来说，他又具有何种意义？

陈明：他接受政治任务撰文从教育家角度肯定孔子，为后来李泽厚写“孔子再评价”打开通道，从此孔子解禁，儒学重回学术舞台。

“文化热”中，有定论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是乐感文化，然后浅薄者据此大放厥词，庞公洋洋洒洒论证中国文化实际是“忧乐圆融”，不仅使那些好事者从此无趣闭嘴，也极大深化了我们对自身传统的理解。

不过，对我来说，庞公是一个模糊的影像：一方面他是一个多面体，由于时代不好，他只能在一些给定的前提和框架下进行思考和创造，戴着镣铐跳舞总难舞得潇洒，表现真我；另一方面时代变化又太过迅即，他过多的热情和才干很难集中一处去做出本应做出的更大贡献。突然间觉得他不应去山东，但在北京生活又成为大问题。难啊！

“学者有狐狸与刺猬的不同类型，庞公应该属于狐狸吧。”陈明认为在学术上涉猎广博的庞朴是“狐狸型”学者，“我个人对一根筋的刺猬比较理解，对涉猎广博的狐狸则只有敬佩的份。”（作者：徐萧）

（来源：东方早报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