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古刹华岩寺是一座巴蜀名寺，它依山傍水、占地广阔，设有博物馆、古籍善本修复中心、非遗申报中心、弘法楼佛教艺术馆等；同时，它还是重庆佛学院的所在地。华岩寺方丈道坚法师慈悲助学，近年来不但积极资助学术研究，而且自己率队对佛教遗址展开实地考察，致力于区域佛教史研究。在他看来，注重佛教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事业，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报记者近日在华岩寺方丈室就华岩宗风、文物考察、学术研究、佛教慈善、慈悲助学等问题采访了道坚法师。

传承宗风  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寺院重视传统，自古讲究家风或宗风。华岩寺规模大、古迹多，特别是祖师殿庄严肃穆，令人油然生敬。华岩家风的内容是什么？

道坚法师：华岩家风的内容为六句话：以菩提心为依怙，以修持为核心，以教育为特色，以文化为契机，以弘法为本怀，以慈善为方便。华岩寺的愿景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继承传统，把握未来；光大佛教，利益群生；灭贪嗔痴，得戒定慧；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宗风永续，利及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华岩寺开展了许多与文化教育事业有关的工作，而且特别重视学术研究，与学术界有良好互动。作为华岩寺方丈，您认为，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对中国佛教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道坚法师：我一直认为中国佛教有三个优良传统：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事业的传统，第三是注重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这三个传统是中国佛教徒在从事佛教事业活动中，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后创造和发展得来的。其中，注重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事业，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刻苦钻研教义理论成为许多佛教徒一生的事业。一批有学识、有文化、有思想、有独立创见的僧人不断地研讨佛教教义，或者翻译著述，或者讲经说法。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繁荣，中国就不会出现隋唐时期的佛教民族化宗派。历史上，对佛教学术文化有卓越贡献的有道安法师、慧远法师、玄奘法师、宗密法师以及各个宗派的创始人，如天台宗智者法师、华严宗法藏法师、律宗道宣法师等。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热爱佛教学术文化事业的先辈，才使佛教思想文化深入人心，使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并最终与儒家和道教鼎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岩寺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创建以来一直将文化教育事业作为寺院主要任务之一。1932年，原设在报恩寺的川东佛教联合中学部迁至华岩寺，改组天台教理院，宗镜法师曾经在教理院任教。1935年8月，宗镜法师被推任华岩、报恩两寺住持，极力发展教理院，1937年教理院更名为华岩佛学院。自宗镜法师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华岩寺再度迎来黄金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佛教界先后在华岩寺、罗汉寺创办了僧伽学校与重庆佛学院。1995年，为整合资源，原重庆佛学院迁入华岩寺，与僧伽学校合并，正式命名为“重庆佛学院”，惟贤法师与心月法师分别任正、副院长。2004年12月，重庆佛学院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升为国家级佛学院。

重庆佛学院以“戒、定、慧”三学为纲，以“智、行、悲、愿”为院训，坚持“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管理科学化”的办学方针，旨在培养爱国爱教、弘法利生、解行并重、德才兼备的现代僧才。近年来，华岩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南大学等相关学术机构展开了深入交流与合作。例如，201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国情调研基地在华岩寺授牌，这是该中心在西南地区设立的首个国情调研基地。

考察田野  推进区域佛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上的重庆地区佛教比较兴盛，这一区域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佛教发展有诸多贡献，请您举几个例子。

道坚法师：巴渝佛教文化有过值得称扬的历史。首先，重庆地区佛教文物的出土，不仅有助于研究中国佛教传入路线，而且不得不让人重新认识佛教初传史。例如，出土于重庆丰都的一件摇钱树佛像，其底座上有“延光四年”（125）题记，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有款识的佛教造像。中国佛教产生初期，大量梵僧经巴渝水路到中原传教，也有许多法师经长安等地入巴渝传法。至唐代，玄奘大师曾经来到重庆再经荆州北上，禅宗高僧宗密法师在巴渝圆律师座下受戒。其次，巴渝佛教石刻艺术发达，以大足地区为中心的佛教造像，成为重庆佛教的重要特征，并为以后的佛教发展奠定基础。大足石刻代表了中国佛教雕刻成熟时期的作品，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末清初，高僧破山海明从浙江天童寺回重庆后，在梁平双桂堂高树法幢，巴渝佛教开始出现新的生气，进而在全国各地产生影响。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以太虚法师为首的一些高僧立足重庆、放眼天下，或创办佛教教育，或大力内修外弘，或创办佛教刊物，让重庆佛教一时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

当前，对重庆佛教历史文化的梳理和研究还不够。如何推进重庆佛教研究，我曾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比如，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搞空架子、不挂空虚名号，由相关佛教研究专业人士牵头，组建重庆佛教文化研究所。我认为，研究重庆佛教历史，必须解决《巴渝佛教金石集成》、《重庆佛教资料汇编》等原始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要挖掘重庆佛教考古等相关门类的资料，使其有计划地出版发行，充实佛教研究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国多地有丰富的佛教文化遗存，您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对佛教遗址的实地考察。据我所知，您曾对佛教名山金佛山进行全面的田野考察，并将碑刻拓片辑录出版，这在宗教界并不多见。请就此谈谈。

道坚法师：佛教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研究佛教文化应当正本清源，而其中对于本土佛教史的梳理显得尤为重要。数年前我就提议撰写一部《重庆佛教史》，但是在研究中发现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在这些问题未解决之前，要撰写一部比较完备的《重庆佛教史》几乎不可能。

对佛教遗址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是我们近年来的特色研究，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华岩寺佛教遗址考察组。近3年来，我们先后推出了《佛国寻踪——南川金佛山佛教遗址碑拓辑录》、《九龙佛缘——九龙坡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佛在南州——綦江古剑山佛教遗址碑拓辑录》等研究成果。除了金佛山，还考察了九龙坡区现存的全部佛教遗址，此外，在华岩寺修志办公室库房里藏有大量正在陆续整理的碑刻拓片，我们多次在华岩寺弘法楼佛教艺术馆举行拓片展。对于每处佛教遗址，尽量根据资料和考察加以简要介绍，重点描述遗址的现状、拍摄照片、释读碑文，对发现的碑刻进行拓片。在工作中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办法，同时不断改进，现在我们还对遗址记录其精确的地理坐标，可供后来者参考使用。这些都是实地考察后获得的一手资料。

此外，我们坚持前贤大德办教育与佛教文化的传统，倡议出版发行了《华岩文丛》。这套丛书的落脚点是西南地区的佛教，重点扶持重庆佛教文化与学术研究事业。

践行教理  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慈悲济世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从佛教教理来看，开展慈善事业的理论依据有哪些？

道坚法师：中国佛教主要是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慈悲成为其最主要的道德观念。我认为，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理论依据大致有五个：第一是菩提心理念，菩提心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即一个佛教徒的基本任务是力求完善自我人格和心灵升华，最终达到觉悟宇宙人生的圆满境界；视一切生灵皆我六亲眷属，愿将圆满的佛法教授给他，或为他提供学习佛法的方便，不遗余力地传播佛教。而下化众生的种种方便中，佛教的慈善事业是其一。

第二是佛教的慈悲度世理念，慈悲就是拯救正在饱受困苦折磨的生灵，使其生命充满永恒的快乐。佛教种种修持法门中，慈心观及悲心观，乃至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圆融运用，均与慈悲理念密不可分，因而，慈悲度世的精神是大乘佛教之中心，是一切菩萨道的基础。

第三是佛教利他情怀的布施精神，布施为佛教徒实践佛法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首，是由凡入圣，到达涅槃彼岸的必经之路。对于布施者而言，无论法施（传播佛法）还是财施（救济贫穷等福利事业及公益事业），均要求做到“三轮体空”，即不求功德，不期回报，将布施作为佛教徒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成就佛道之必需。

第四是佛教的福田思想，种福田是为了圆成福德，经论一般称为八福田，即造旷路美井、水路桥梁、平治险路、孝事父母、供养沙门、供养病人、救济苦厄、设无遮大会等。对八福田思想进行分析，大致可分为二：敬田和悲田。敬田即护持佛教，尊重人伦师道，对三宝父母师长的供养等；悲田是对病者、贫穷、孤老甚至动物的爱护与布施收养，以及利益他人的公共福利事业等。

第五是佛教的报恩思想，即我的生存，所有与我有关的有情无情均于我有恩，具体可分为四恩：三宝恩（宗教性）、父母恩（家庭性）、国土恩（自然性）、众生恩（社会性）。佛教认为慈善事业是报效四恩、成就佛道的法门，是实践佛陀教法的基础，是传播佛教的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华岩寺在慈善事业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道坚法师：慈善事业是践行佛法、引导正信、树立佛教良好形象的有效方式，在历史上受到中国佛教先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

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我们派出5名僧人组成先遣队，前往北川救灾。16日，我率华岩寺赈灾救援队，带着药品、大米、矿泉水等物资前往北川救援。我们先后组织救援队、医疗队、卫生防疫队、心理救援队、物资运送队，以及支教队伍深入第一线，把爱心传达给正在受苦受难的乡亲们。另外，还组织了大量募捐活动，为灾区捐款、捐物，组建了息灾法会、超荐法会等，为汶川大地震的遇难同胞超度，为乡亲们祈福。

救灾赈灾必须要有一支专业队伍和常态的工作机制。2011年，首支重庆民间救援队——华岩文教基金会应急自愿救援队成立，目前救援队有志愿者约500人，专业救援队员30余人。救援队拥有2台水陆两栖救援运载车、10套单绳技术全套装备、3艘救生橡皮艇，以及其他一些常用的救援器材设备。2013年，重庆民间救援队正式成为基金会的“紧急救援中心”。今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地震，重庆华岩寺立即启动重大灾害应急救援预案，第一时间派遣救援队赴尼泊尔开展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总之，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广泛参与各项慈善事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资助失学儿童和少数民族教育，关心残疾人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当前如何推进佛教更好地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道坚法师：改革开放以来，慈善作为一项事业在当代中国发展起来，并在诸多领域发挥着独特功能和作用，佛教慈善事业也日益成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结合古代先哲经验和现代社会特色，我认为，佛教慈善事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应注重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调研，同时提出合理有效的实施方案，完善佛教慈善事业的组织化管理，以使之有序化、高效化运转；应多方位筹集善款，并进行有效管理，保证每一分善款均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畅通佛教慈善信息，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大力宣传佛教慈善事业，唤醒世人的爱心，树立佛教的正面形象，引导社会参与，为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发展、国家对宗教工作的重视，为佛教发展和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政策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需要慈善、又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顺应形势，积极推动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慈善救助模式和佛教慈善事业发展道路。我期待着佛教慈善事业的兴盛，这是佛教再生的希望。

参与学术  推动文化交流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从学界了解到，华岩寺不但设立奖学金资助学生，还直接参与学术活动，共同组织学术会议等，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道坚法师：2006年，我发起创办了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这是一个非营利公募性基金会，主要用于助学、文化传播、扶贫、赈灾与社会公益。近年来，华岩寺先后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内蒙古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联合举办学术论坛、设置奖学金，积极弘扬优秀佛教文化。

仅以今年为例，1月6日，为支持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其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工作，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专门设立“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华岩奖学金”，支持该中心开展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的学术交流，主要用于中国与泰国佛教学术及佛学教育的交流与研究，资助泰国、越南、缅甸、斯里兰卡、老挝、柬埔寨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攻读佛教专业。这个奖学金既是针对留学生的学业资助，也是为了促进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对话、研究和深入交流。又如，2月1日，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共同发起成立内蒙古师范大学佛学文化研究院佛学比较研究中心，该中心将致力于与世界佛学不同流派展开广泛、深入、务实的对话交流。

近年来，华岩寺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大学等学术机构联合举行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例如，今年4月，与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佛教与基督教比较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这个研讨会已经举办六届，主题分别是“罪与苦”、“爱与慈悲”、“解脱与拯救”、“缘起与创造”、“成佛与称义”和“佛性与圣灵”，推动了不同宗教和不同学术领域间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在学术界和宗教界均产生了良好影响。5月7日，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与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中国伦理学会合作签约仪式在华岩寺举行，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院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教授，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王海滨等学者参加。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在清华大学设立中国伦理学会学术成就奖，主要奖励和表彰全国伦理学界在近几年学术研究中取得卓越成绩的专家学者和优秀学生，其目的是激励和推动伦理学专家学者更好地开展伦理学研究，促进社会道德建设和进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曾江）

（来源：2015年5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