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学界对海外汉学存在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研究，甚至将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称为“汉学主义”；一种是完全跟随西方汉学家研究，对其研究成果缺乏必要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他建议建立一种批评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这种研究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在开放的态度下与域外汉学界展开对话；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域外汉学的历史展开研究，对西方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本位主义给予学术的批判。同时，对当代的域外中国研究也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其研究之长，批评其研究之短，在平等的对话中推进中国学术的建设和研究。近日，张西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阐释了他对海外中国学的批判性思考。

实事求是对待西方汉学著述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海外汉学界的成果在我国学界日益受到重视。海外汉学虽然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但其来源于异质文化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反观中国问题的参照系，它往往给我们带来新奇感，甚至颠覆性认知。但同样也因为它的研究主体外在于中国，是不是决定了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会存在诸多纰漏？

张西平：实事求是说，西方汉学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过去我们对西方汉学比较陌生，研究不够，今后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还应继续加强。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事实。西方汉学家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出现常识和知识错误是常见的，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应该本着学术精神予以指出。

这个问题在传教士汉学中表现比较突出，许多来华传教士并未受过专业汉学研究训练，即便经过若干年了解了一些中国情况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知半解，郭实腊搞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吉德把《三国演义》看成统计学的书，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十分常见。即便是像理雅各这样传教士中的汉学佼佼者，在知识上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理雅各在翻译《诗经》时，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君子”翻译成“王子”，把“淑女”翻译成王妃或贵妇。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专业汉学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张西平：不仅仅是传教士汉学家，当代专业汉学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会出现常识性错误。例如，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给了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何伟亚，用以表彰其《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的学术成就，但美国汉学家周锡瑞认为该书中有相当多常识性翻译错误，“huangdi”（皇帝）被写成“黄帝”、“恳求无厌”成了“恳求无压”、“一视同仁”被写成“一视同人”。

再比如，柯蔚南是西方汉学界中国语言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他的著作都由西方著名汉学机构出版，但在内容上仍有缺漏、错误。对此，中国学者虞万里先生在《国际汉学》上发表长篇论文，对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一书中的若干问题逐一做了订补。随着中国学术界对汉学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对中国学者来说如雷贯耳的大汉学家在翻译上也存在知识性差误，在研究中也存在知识性缺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年周锡瑞指出何伟亚文章的“硬伤”时，也有西方学者为何伟亚辩护，称周锡瑞过于苛责。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西方汉学著作的错误呢？

张西平：学问无东西，知识无国界。即便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也常常有知识差误，中国学者在母语环境中尚且如此，西方汉学家出现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知识性差误可以视而不见，中国学者理应从学术角度予以实事求是的批评。

尽管各国的汉学家们在知识的解释和理解上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但就知识本身而言，它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转述和记载。对于这一部分，中国学者有责任展开批评，要看到其贡献，也要指出其不足。中国学者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当西方汉学家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时，他们就应该接受中国学者的质疑和拷问。这是汉学家们必须做好的准备。美国汉学家夏含夷在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时说，将汉学家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时就好比孩子教祖母如何煮鸡蛋那样可笑，这里就表现出他对中国学术界的尊重和谨慎的学术态度。

以高度文化自觉研究域外汉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各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各不相同，而中国文化也往往因为研究主体的需要而被解构。早期欧洲汉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教，美国中国学是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服务的。这是否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必须以批判的态度看待海外汉学？

张西平：总体来看，汉学家们的工作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了解各国汉学、与各国汉学家展开积极互动，不能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把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一律政治化。有相当多汉学家是抱着严肃的学术态度来研究中国的，例如卫礼贤。但同时，的确也存在你说的这方面问题。我仅以传教士汉学为例谈一谈。由于时代变化，中西文化关系在1500-1800年和19世纪后有所不同，西方传教士汉学也因其差异而呈现出不同面貌。但无论是早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后期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他们有两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有同样的基督宗教立场，“中华归主”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在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都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对于这两点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还应该从文化和学术上进行说明，这样的学术批判可以使我们更好认识到传教士汉学在中国典籍翻译上的特点与问题。总之，在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的问题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键在于我们面对海外汉学时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

张西平：我认为，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域外汉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域外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的批判精神与跨文化的视角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

还是以传教士汉学为例进行说明。传教士汉学发生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一般来讲，来华传教士大多在两个方面努力：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同时向西方介绍中国。但目前境外教会学术机构主导的学术研讨会主要集中在“西学东渐”的研究上，也就是中国基督教会史的研究上。这方面的研究的确应该加强，但另一方面，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即对传教士在“中学西传”上的研究相对薄弱。甚至一些全面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会议，在其后的学术出版中也仅保留了“西学东渐”的内容，“中学西传”的内容完全不见了。这样的编辑思想背后隐含的是“西方中心主义”。

而实际上，中外相当多学者认为，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更大。法国学者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对此有过深入研究。这本书告诉我们，在欧洲走出中世纪思想的时候，他们借用的是中国思想，或者说当时的欧洲，特别是法国是在讨论中国的思想和哲学中反思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在伏尔泰那里，在培尔那里，在莱布尼茨那里，都是从自己的理论出发汲取了中国的思想。这就说明中欧文化之间是互动的，而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只是我们单方面学习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把中西双方的思想变动放在一个共同的历史平台上。有了这种认识，我们会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更为自觉，而不是跟着一些西方汉学家跑。

走出西方汉学的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由于汉学的研究主体是外国人，决定了它本质上更属于西学的一支。而汉学在中国大规模系统引进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可能要大于主流西学，因为它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这容易使我们被别人的问题意识覆盖，陷入西方的话语场中无法自拔。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西平：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们不仅仅要纠正西方汉学家知识的差误、认识的缺漏，更重要的是要走出汉学家中国研究的一些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晚清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自然发展进程被西方列强强行打断。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中国传统的学术叙述就开始面临重大危机，随着西学传入，新学堂建立，在中国传统知识和西学知识两种体系和学术传统的交织中，中国传统的学术叙述处于下风。此时西方汉学随着西学进入中国的知识视野。中国对西学的最终接受是表现在对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模式的接受。西学作为外学只是工具，但当其运用到我们自身文化的分析时，它才由外而入内。可以说，这个由外而入内的转换是西方汉学完成的。近代国学的产生与西方汉学有内在关联。

这实际是一个历史悖论，学习西方获得新知；但我们又必须清醒意识到，由于中国文明是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化体系，完全套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我认为，从梳理西方汉学的研究模式进入中国传统历史叙述方式，厘清得失，接续传统，融合新知，是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述，重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有效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述，重建当代中国学术是一个宏大的题目。请您具体谈一谈，我们应当如何从与西方汉学的对话入手呢？

张西平：近年来，美国汉学界常用后现代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构架和中国历史材料之间很难融合。我举一个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叙述的例子。西方史学界在后现代史学的支配和影响下，开始解构启蒙以来的国家民族观念。这也辐射到西方汉学研究当中。例如，印裔美国汉学家杜赞奇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从后现代史学出发，批评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启蒙史观下构筑的中国历史观。其核心观点是，中国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国家，因此，要真正研究历史，就必须消解民族国家这个虚构的概念，重新书写历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是杜赞奇的理论来源。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是从欧洲历史出发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是近代以后，随着宗教改革和民族语言的产生逐步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疆域与文化的疆域并不统一。然而，这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杜赞奇用安德森那种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是有问题的。

我很高兴读到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他对杜赞奇这套说法保持了高度警惕。葛兆光说：“需要问的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看小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只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

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西方汉学家在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时总是容易受到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而对中国在文明形态和发展历史上与欧美文化历史有较大差别注意不够。当然，西方汉学与我们有差异是非常自然的。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域外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这是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表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感谢汉学家们，他们的研究推动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和汉学家展开对话，对这种异域学问进行跨文化的理解，在学术上展开严肃的对话和批评。对西方汉学崇拜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汉学家的对话中如何使其加深对当代中国的理解？

张西平：在一些汉学家眼中，中国是一个断裂的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但只存在于博物馆中；当代中国快速崛起、经济高度发展，但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难以产生亲近感。其实，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自然延续，当代中国的成就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与文化的合理性。中国是一个有着超长文化历史的国家，一个有着超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超大疆域的大国，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理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定意义上比从单纯的知识论上把握中国更难。汉学家们应常来中国看看，与中国学术界展开对话与交流，加深对当代中国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毛莉）

（来源：2015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