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拍摄的泾川大云寺1964年出土佛祖舍利迎请安奉仪式暨祈福法会现场

8月28日上午10时，国之重宝——1964年大云寺出土的佛祖舍利重归故里。这一刻，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了泾川；这一刻，“王母故里·佛宝圣地”光彩绽放；这一刻，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城市魅力尽显……

泾川地处丝绸古道要冲，襟怀回山，衣带泾水，平畴沃野，屏障长安，这个有着厚重文化的古城，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中，如何尽快搭上国家建设丝路经济带的顺风车，将自身融入到新丝绸之路的宏大蓝图之中，续写古泾州的辉煌?如何借助厚重的文化资源，构建起“西有敦煌莫高窟，东有泾川大云寺”的旅游发展格局，并且使泾川的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等自然与人文风貌得到保护与传承，使泾川的历史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弘扬，推动泾川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发展?

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需要当代学者重新审视丝绸之路的应有价值。8月28日至29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泾川县委、县政府承办的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泾州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0篇，与会学者围绕丝绸之路与泾川历史文化研究、泾川佛教与舍利崇拜、泾川道教研究、泾川民族民俗与考古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处文化交流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丝绸之路重要的枢纽城市

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城市，泾川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泾川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意义到底是什么?与会专家对古泾川的政治、人物、交通、军事、战略地位、地理变迁等相关历史与文化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宗国表示，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山谷中，分布了一系列的石窟寺，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库车库木土喇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石窟、裕固马蹄寺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一直到最西端也是距离长安最近的泾川的百里石窟长廊，一座座石窟寺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丝绸之路沿途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不朽的路标。只要看到了一座石窟寺，就可以知道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点。只要把这些石窟寺连接起来，丝绸之路的线路就很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泾川的百里石窟长廊前后延续的时间长，分布也很广，说明在南北朝时期泾川地区就已经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地方。

厦门大学原副校长郑学檬认为，佛教东进，最早是停留在泾川的，是佛教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最早、石窟开凿最早的地区，是印度僧人沿丝绸之路翻越陇山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因而留下了僧房窟、禅窟为特征的窟群，它是印度的、中国的僧人共同开凿并居住过的，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泾川是长时期接纳、积淀、磨合、演化、提炼、定型、传播之地。在丝绸之路泾州段，沿途佛教活动的遗迹星罗棋布，不胜枚举，无数的西域胡商、天竺僧侣以及中原西行取经的求道者、附近信仰佛教的官民僧俗，在泾川经行和休憩，并在佛教信仰场所进行膜拜布施。佛教传入借由丝绸之路之便利，而作为长安门户的泾川也为佛教在内陆的生根提供了土壤，进而推进异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通有无和交错融合。

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指出，泾川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由于它地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的郊区，所以成为西安西去的第一站，是商旅西去的一个门户。唐朝时期，泾川是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区域。虽然现在地处西北有点偏僻，外界对其关注度不够，但是将来这里一定会聚焦越来越多的国际眼光。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泾川县齐聚儒、佛、道三家文化，而且都很丰富，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之地。大云寺最早叫大兴国寺，由隋文帝为供养舍利建立，后来为武则天改建为大云寺，是我国少有的皇家寺院，历史文化厚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泾川文化底蕴深厚，再加上现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越来越多的眼光会聚焦在泾川，泾川佛教文化将形成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敏庆表示，泾川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对佛教文化的由东向西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敦煌石窟北周窟，很多壁画的主壁面被千佛占领，壁面上全是千佛，视觉可以直接接触到，现在都移到了窟顶，就是一些不太显眼的位置。它的这些位置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它受到东来的、来自内地的佛教文化的艺术的影响。泾川作为一个佛教重镇，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永平指出，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行车安定，在这里接见了西胡月氏国派来的使者，接受了返魂香与伏虎兽等神奇的礼物，这件事引起了汉人的好奇，将其作为神异之事记了下来。西胡月氏国通使汉朝，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安定，然后循泾川道抵达长安，除了这条道路最为近便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因素，即在这条路线上有一个特殊的行政建置——月氏道。在秦汉时期，道相当于县，主要是用来安置少数民族的。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长期以来有源源不断的月氏人，通过长途跋涉，从中亚来华经商，逐渐定居于此而形成的月氏人聚落。月氏人大致在宁夏隆德和平凉市崆峒区白水乡与崇信县黄寨乡一带。而这一带正好和泾川相毗邻，位于从汉代高平进入长安的泾川古道上。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月氏使者为什么不远万里循此道来到安定向汉朝朝贡的原因了，原来这里有他们熟悉的路线、语言、同族的聚落，可以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这一切都有利于他们和汉朝开展各种形式的外交和商贸活动。

关于泾川在丝绸之路上的战略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导师李宗俊认为，泾川地处东西丝绸之路北道的战略位置，是扼守北方民族南下关中一道之咽喉，又是总绾回中道之枢纽。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贾志刚认为，中唐以后，唐朝京西北军事防御发生变化，泾州的军事地位日益重要，与京西北其他州相比，泾州城堡众多，守望相助，体现出京西北边防战略中典型的城守堡御之法；泾州驻军制度的多元格局代表性显著，即关东防秋兵、神策外镇兵、四镇、北庭行营兵和边兵联防群守；行军制度、行营制度、行州制度和行镇制度交叉叠加；这些特征正是京西北有别于其他地区之处，也是泾州对于京西北类型的样本价值所在。

“发展到明代，泾川所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仍在发挥着作用，泾川作为关西孔道，丝绸之路西安向西通往西域的第一大站，彰显了其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万明、耿昇分析道，明朝人对于宋代重修王母宫理念的修正，对于明代泾川王母宫的重建实践，及其对几千年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的特殊观照，沟通了传统与现实的存在，启发了本土的文化自觉，引导了对于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代表着当时文化理念的主流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泾川王母宫的重建可以说是体现了文化转型的一个典型个案。从文献记载来看，明朝人不仅重修了王母宫，重修了水泉上寺，明孝宗还敕赐了华严海印寺；泾川先有麓城书院，后有仰止书院；学宫更是多次重建。这些都印证在明代泾川，由儒释道形成的多元文化景观远不只是在回中山体现出来，而是在泾川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体现，这正是丝绸之路东段重要节点兼容与开放特性的集中表现。从整体丝绸之路的文化大视野来看，明代泾川是呈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共生的一个典型范例，在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史上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灿烂文化泽被久远

对泾川厚重的佛道文化资源现状与特点，以及民族民俗、考古发现，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精彩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研究员指出，2012年底至2013年初，在泾川大云寺遗址的一处窖藏中出土各类佛教造像240余件，这些造像头部皆很精美，可是却很少是保持完整的，这是为什么呢，我猜测，这与唐武宗禁毁佛教有关。唐武宗即位前曾长期爱好道教修炼养生之道，即位后崇信道士赵归真等人，厌恶和排斥佛教，先后对佛教实行种种限制。当时规定，将铜制佛像及钟磐等用来铸钱，铁像用来铸农具，金银像上缴官府，至于石制或泥塑佛像自然就被随处抛弃了。泾川靠近长安，州官执行武宗灭佛政策自然比较严格，因此这里的寺院和佛像遭到严重毁坏是可以想象的。现在从泾川发现的破损佛像很可能就是武宗灭佛时被破坏的，后被僧俗信众收集埋入地窖保藏的。这些破损佛像是在大云寺遗址发现的。可以推测，这些佛像既有收集于原在大云寺中遭遇唐武宗灭佛被破坏的佛像，也有的收集于别的寺院因灭佛被破坏的佛像。

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安家瑶指出，泾川发现的三次舍利瘗埋，均用玻璃瓶作为直接盛放舍利的容器，放置在舍利容器的最内层。建塔安奉舍利的制度是从印度传入到中国的，但玻璃舍利瓶的采用，还是中国的创造。在北朝至唐代逐渐形成的中国化的舍利瘗埋制度中，玻璃舍利瓶通常是一套石、铜、银、金，玻璃容器中的最内层，直接盛放舍利，玻璃瓶壁薄透明，耐腐蚀，适于做舍利瓶。瓶内的舍利子如果发生神奇变化，可以透过瓶壁直接看到。北魏时期玻璃吹制技术传入中国，生产出薄壁透明的特殊性的玻璃器，舍利瘗埋采用玻璃瓶才成为可能。玻璃舍利瓶的制作和应用，在中国玻璃史上、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及舍利瘗埋制度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学者凌海成说，泾川的价值和寿命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它积淀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伴随着丝绸之路延伸到了今天。这不是一般古城所具有的。泾川的历史文化渊源久远，脉络所及，博大精深。这条脉络上的三个重点分别是佛舍利、百里石窟长廊、佛教造像，它们的价值必然引起世界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编审说，泾川是佛教东传路线上的重要驿站，也是距离洛阳龙门石窟最近的地方。中国佛教艺术传递是依靠一个又一个石窟雕造而向前推进的，点对点的作用发挥明显，每个石窟支撑与连结推进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泾川有丰富的百里石窟长廊，近700个石窟支撑着泾川佛教艺术，无疑也使泾川处在了这一推进的链条之中，因之在这条东传佛教艺术主线上，不能离开泾川这个连结点。窖藏佛像的发现证明了泾川佛像在东传线路的作用。泾川窖藏佛头像与犍陀罗留存的佛头像相比，两者在相貌上相比非常接近，都达到了神似，庄重与肃穆的神圣完全表现出来。泾川窖藏佛头像身体上所显露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彰显了泾川佛教艺术与其他石窟有相同的经历与共同性。泾川学者张怀群曾说，丝绸之路至中原的佛教造像，也是一个创意大师团队、一个雕刻大师团队完成的，窖藏佛像的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泾川有丰富的道教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王母信仰。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隋唐宋元室原主任李斌城在发言中对西王母信仰进行了历史梳理与文化阐释。他说，唐末五代初最著名的道士杜光庭笔下的西王母、唐人心目中的西王母和唐人对西王母的信仰，总结是较全面的，他在文章中，将西王母定格为天下古今女仙之尊。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唐一代二百八十九年间，唐人的西王母信仰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只不过内容更加充实，故事更加生动，神话更加离奇古怪，历史的投影与宗教的元素更加亲糅，既充满了道教气息浓郁的仙味，又深深打上了唐人特有的浪漫主义时代气息。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永平指出，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中的尊神，她的流变经历了巫、仙、神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西王母形象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人化过程，这一过程也使西王母从自然神转化为伦理神，迈向人间，拥有了德性，走向了世俗。正如陈来先生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所说的：“人类宗教——伦理文化的发展就是以各种方式通过伦理意识的奋斗摆脱禁忌体系体现的巫术的消极压抑和抑制，走向自由的理想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文化符号编码沉积为文化文本，形成庞大的“文化生态群落”，影响到后来的民俗、节日、地名、水名等。

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斗城探讨了明代之前的回中山王母宫和韩昭王对重修回中山王母宫的支持。他指出，韩昭王支持重修回中山王母宫，并非孤立的事件。相关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表明，历代韩王及韩府宗室成员大多崇信佛教、道教，他们在平凉府城周围先后创立了十余座佛寺道观，长期支持崆峒山营建，奠定了崆峒山寺观群落的主体格局；明代庄浪云崖寺等石窟的开凿、天水仙人崖的营修也与韩王关系密切。可以说，明代甘肃东部地区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发展，都深刻地打上了韩王家族的历史印记。

让历史文化“活”起来

在为泾川的“丰厚家底”感到骄傲的同时，怎样把泾川灿烂的文化接续过来，推广开来，传播出去，成为泾川重要的生产力和软实力，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我们要全面地清理与挖掘所有泾川文化，让泾川历史文化整体地凸现在国人面前，这样才能让泾川宣传显得丰富与圆满，以厚重丰富的内容来吸引国人，显示泾川文化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心川认为，泾川县将佛教文化单独提出来重点进行打造与宣传，重新恢复了寺院，请回了佛舍利，这个思路是对的，也符合泾川现存历史史实和当前文化现状之特点，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佛教是泾川历史文化的内容之一，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城市，佛教是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缩影，整体的泾川历史文化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重点，所以我们要去深入研究泾川的整体历史文化，依托整个泾川历史文化体系，分门别类地进行重点打造，这样的泾川历史文化才能够站住脚，信服于人。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戟表示，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文化，应该是有一批当地代表性的文化人支撑起来的，在汉唐之际门阀时代前后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些文化人多出自掌握文化的世家大族，譬如敦煌有索靖以下的索、阴、翟、张、曹、阚、令狐等高门大姓一样，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在泾川设的安定郡，后来也陆续有皇甫、胡、席、梁等著名大姓。泾川在兴修庙宇的同时，不妨也建立乡贤纪念馆乃至皇甫氏等的宗祠，展示本地的名人事迹和他们的抱负品德，尤其是先人的价值观，和以生命殉理想的精神，联结中国全世界皇甫宗亲的感情，共同为建设泾川，建设甘肃，建设中国出力。价值观是文明积累的精神。在我们当今因缺失共同的进步价值观而导致道德滑坡、反人性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之际，更有必要借鉴古代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所有文明成果，实实在在地先做好精神文明建设。

学者泾兴认为，在对泾川佛像、佛教历史考证的同时，要结合泾川的地理形胜、历史风貌，展开中华佛教文化的大世界。同时，以王母宫为中心，展现中华道教文化的大世界。这是历史的大画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历史的大画卷，就是在大云寺以佛教的塔、坛、殿为中心，形成巨大的圣境空间，以形象的形式，展现中国佛教的历史、教义、教理、人物、建筑、景观等等，成为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文化世界，使泾川大云寺文化圣境成为朝拜中心、旅游观光中心和学术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在王母宫以道教的太极图为中心，汇聚海外华人的信仰力量，展现道教文化的历史、教义、教理等等，以文化圣境的形式，使这里成为朝拜中心、旅游观览中心和学术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这两处圣境，连为一体，让人们在朝拜、观览、探求的过程中，明白佛道教是怎么看待人类、自己、宇宙万事万物运行法则，传承、创新华夏文明精华，吸取传统文化正能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原陕西法门寺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韩金科认为，在经历了千年沧桑之后的泾川，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必然惠及这个古老的丝路重镇。泾川可以通过这个连接欧亚的大经济带，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加快与外界的经济交往。在立足陇东南经济带的基础上，融入关中经济圈，连接河西走廊城市带。在西部地区大发展的格局下，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泾川可以发挥其文化特色，将古泾川文化与丝路文化相结合，利用其在古丝绸之路上文化融合的深厚历史人文积淀，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文化为切入点的新机遇，打造独特而有魅力的泾川文化品牌。（《平凉日报》记者柳娜/文；杨昕/图）

（来源：《平凉日报》，引自每日甘肃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