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承办了山东省科协第9期泰山学术沙龙“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近20位知名学者就“儒学的人文资源与科学”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格物致知与科学。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存有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格物致知是否与科学有关；二是格物致知对于科学所起作用怎样。在本次沙龙中，山东大学马来平教授考查了格物致知概念的两次重大转向，进而提出格物致知概念对于科学是有亲和性的。中国科学院尚智丛教授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格物致知与科学的认识过程，认为它们不是两类认识方法的差异，只是发展阶段的差异。

二、康熙帝与科技。康熙帝对西学颇为热衷，无疑是历代帝王中最懂科学的人，考察其学习西方科学的动机、过程和效果是研究康熙与科技专题的主要环节。与会学者从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宗教史等多角度考察康熙帝与科学的互动，以期挖掘康熙科学活动背后复杂的原因。中国科学院刘钝研究员就康熙帝改用巴蒂神父几何教本的经过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他指出：由于康熙的介入，明末传入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逐渐为巴蒂系统的《几何原本》所替代，与前者相比，后者极大简化了公理体系的作用，增加了立体求积、绘图、测量等实用内容，西方几何学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面貌为更多的中国学者所理解和接受。中国科学院韩琦研究员以“知识”与“权力”作为关键词，指出西学是康熙帝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将其用来治国，如治水、河工、测天量地等，还用西学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山东师范大学肖德武教授对康熙帝与科技论争问题进行辨识，指出：康熙朝科学的发展贯穿着一条引人入胜的重要线索，那就是儒学传统与西方科技的关系。

三、《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对科学的作用。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主张从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中找出利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因素，但不能武断地把它说成是科学的。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则强调，阴阳学说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是“内在同一”，自古以来就融于中国传统科学中。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就《周易》中的“易理”与“数理”这一具体问题进行探究，认为“数理”概念并不能涵盖“易理”。

四、儒家思维方式对科学的作用。儒学思维方式对现代科学有补偏救弊之功。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针对许多人认为“儒家妨碍科学发展”的观点予以批驳，认为科学与儒学应是相互补充的。山东大学常春兰副教授指出，儒士们的怀疑态度虽然不是怀疑论，却与科学所需要的怀疑精神相接近，因而在接受西方科学中起了关键作用。山东大学翟奎凤副教授认为，虽然科学总体上说非常强势，但是从学理上说，儒学的理论完全可以接纳、包容或者兼容科学以及科学精神，儒家文化资源或者中国文化资源中有一些因素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能够促进科学更好地发展或者对科学是一种启发。中国人民大学王鸿生教授认为，儒家为平治天下推崇格物致知，知识被作为一种工具的这种文化传统是主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文：孟凡港）

（来源：2016年2月4日《光明日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