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我国具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语系佛教的地区，在佛教研究领域具有特殊地位，在云南各地有许多佛教相关碑刻保留至今，对这些碑刻资料进行科学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大理学院黄正良研究馆员从事历史文献整理及佛教文化研究十多年，搜集了300多通没有记载的云南佛教碑刻，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佛教碑文整理研究”课题，记者就研究相关情况对黄正良进行了专访。

为研究提供新材料补正史之不足  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碑刻是工作重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网：云南佛教具有什么基本特点？对于云南佛教碑文展开科学的整理和研究具有什么特殊价值和学术意义？

黄正良：历史上，云南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于一地，是中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板块，但汉文献连同大藏经在内，有关云南佛教的记载相对较少，而云南佛教碑刻却留存较多，其时间跨度从唐至今达千年之久。云南佛教碑刻不仅是研究云南，乃至中国佛教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文献，历来为研究佛教史和民族史的学者关注。

对云南佛教碑刻进行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其一，佛教自传入云南后，就与当地各信教民族原始宗教和民俗融合，兴建佛寺，发展寺产，宣传教义等佛教活动，这些活动在佛教碑刻中均有记载。课题研究，将对云南佛教碑文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和分类整理，为云南佛教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资料，以补正史研究资料之不足。

其二，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佛教问题与政治、经济、民族、风俗、教育文化等相互交织的现象十分突出。这种现象，在各时期的佛教碑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可见，课题研究成果对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其三，云南佛教碑刻较多，内容丰富，分布较广，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课题研究可以弄清云南佛教碑刻的分布、类型、数量、特点、保护状况，以此为云南碑刻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其四，云南不仅有汉文佛教碑刻，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碑刻。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碑刻数量虽不多，但对研究少数民族文字和佛教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特别白文、傣文佛教碑刻为云南所独有，课题研究可以拓展中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

此前研究成果可观  碑文辑录尚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学界对云南佛教碑文的整理研究现状如何？

黄正良：此前学界对云南佛教碑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碑刻文献辑录。有关云南佛教碑刻文献的辑录较多，但多以题录和碑文集的形式分散辑录于历史文献、地方志和碑文集中。如1935年李根源编《云南金石目略》，收录金石文献2300多条，涉及佛教碑刻709条；1949年周钟岳等主编《新纂云南通志》，收录民国以前金石文献2599件，涉及佛教碑刻965通，但元代以后碑刻仅有题录，无碑文；1994年杨世钰等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收录金石文献1000多件，涉及佛教碑刻456通，有题录和碑文。此外，其他各地州县志、文史资料和州县碑文集也有部分佛教碑文辑录。

其二，碑文考释与评介。20世纪初，方国瑜、石钟健、孙太初、方龄贵、王云等曾对云南碑刻进行过考释评介，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如方国瑜对唐、宋、元佛教碑刻进行过注释和录文，对部分明清碑刻撰写过跋文；石钟健著《大理访碑录》，对大理部分佛教碑刻进行过考证和摘录；孙太初《云南古代石刻丛考》，考证较详，影响较大，其中涉及佛教碑刻11通；方龄贵、王云著《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对大理五华楼新发现69通元碑进行了考证和研究，涉及佛教碑刻17通；20世纪80年代后，周祜著《大理古碑研究》，对大理部分汉文、白文和梵文名碑进行了标点、注释和译文，影响较大，其中涉及部分佛教名碑。

其三，碑刻文化解读。新中国成立后，云南金石文献研究突破了金石学、考据学的研究领域，开始从多学科、全方位、新角度进行文化解读。如方国瑜从民族史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汪宁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顾峰从书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方龄贵从元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论著和论文较多，其中不少涉及佛教碑刻。

国外研究云南佛教碑刻不多，目前所知仅有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特·利伯索尔《云南的梵文碑铭》一文。

以上三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存在碑文辑录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碑文标点、注释歧义和错漏多；文献所载元代以后碑刻多为题录；近20年来考古新发现碑文较多，亟待辑录研究。我们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至民国时期的云南佛教碑文进行全面收集、整理研究，编撰《云南佛教碑文辑释》，为云南佛教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系统的，便于检索利用的佛教碑刻参考资料。

全面收集  分类编目  整理研究便于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介绍下“云南佛教碑文整理研究”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黄正良：我们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研究将对云南佛教碑刻的产生及演变、云南佛教碑刻保护和研究现状、云南佛教碑刻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进行概述。

其二，总结分析云南佛教碑刻的特点。对云南佛教碑刻的种类、数量、传承形式、区域分布、内容体例、所用文字等进行分析说明。

其三，碑文分类编目。将文献所载的、课题主持人前期收集的、课题研究调查中所得的佛教碑文进行全面收集和分类。即首先按民族语言将碑文分为汉文碑刻和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两大类；其次按载体形式将不同文字碑刻分为寺记、塔记、幢记、楼阁记、殿堂记、墓志等；最后每类又按碑文撰写的历史朝代（唐、宋、元、明、清、民国）排序，其时序或依撰年，或依立石之年，如碑文年代不能确定而其朝代可确定者，排于每一朝代之末。

其四，碑文整理研究（碑文标点、校勘、注释、概说和录文）。以《金石萃编》《滇南古金石录》《新纂云南通志》以及云南各地方志和现存佛教碑刻等为依据，对标点、注释歧义和错漏的碑文进行校勘；对只有目录无碑文的碑刻进行标点、注释和录文；对考古新发掘的、课题组前期新收集的以及课题研究中调查所得佛教碑文进行标点、注释和录文；对目前所发现的《剑川石宝山佛座白文刻字题记》、《曼崩寨铜顶塔傣文碑》、《大仙人脚佛寺碑》、《大寨傣文碑》、《蒙古文令旨碑》5通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碑文进行注释、翻译和分类录文，力求标点、注释、译文精当准确。

我们将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课题组前期收集云南佛教碑文的基础上，通过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网络，以及田野调查，全面收集佛教碑文；以文献分类学、古籍文献学、校勘学的方法对所收集碑文进行分类、标点、校勘、注释、题录和录文，最终形成便于检索利用的、可资借鉴的参考工具书。

析疑匡谬  展开整体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与此前的研究相比，你们的研究有哪些主要特点和创新之处？

黄正良：我们将力争在资料、方法和成果上有所创新。（1）资料创新。我们收集到的云南佛教碑文不仅有文献所载的，而且还有大量文献未载的新发现碑文，可以极大地丰富云南佛教研究资料。（2）方法创新。采用整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将以往被独立进行研究的各类碑文，放在系统结构中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后附2种碑文索引，便于研究者检索利用。（3）成果创新。课题研究成果既继承前人，又争取在以下几方面有新的突破：一是对所收集碑文进行了科学分类；二是补充大量新发现碑文；三是对唐代以来云南佛教碑文进行准确的中文注释，对遗留下来疑难问题进行阐释，对前人的谬误进行匡正。

中国社会科学网：云南佛教碑文涉及多种语言文字，研究难度很大，请问课题组成员的基本情况和学术背景？

黄正良：我们课题组成员老中青结合，且具有较高的文化造诣。如大理学院张锡禄研究员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在佛教、白文文献和金石文献整理方面成果颇丰；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田怀清研究员长期从事云南考古研究，在碑刻整理、佛教研究等方面造诣较高；上海师范大学侯冲教授在云南佛教经典点校及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高；大理学院寸云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大理学院成瑶副研究馆员和杨斯斐硕士年轻，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吃苦精神。

坚持田野调查  攻坚克难推进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目前你们已经开展了哪些学术工作？

黄正良：我们的课题是2014年6月立项的，目前已经开展了许多工作，在这里举几个方面的工作为例。

一、完成文献所载云南佛教碑文目录索引的编制（条目含碑名、作者、立碑年代、藏存地、碑刻保护现状、文献出处）。为碑文辑录提供了检索路径。

二、完成了云南佛教碑文电子文献的下载，以及纸质文献的扫描和摘录，为碑文校勘、注释和概述做好了前期准备。

三、完成了大理州12个县市和昆明盘龙寺、圆通寺、筇竹寺，安宁曹溪寺佛教碑文的调查，发现文献未载碑文较多。如鸡足山，文献所载碑文只有70通，而实际调查近100通。盘龙寺、圆通寺、筇竹寺、水目山、金华山等现存碑刻较多，但文献所载不到一半。估计其他佛教名山和寺院依然存在这种现象。课题研究必然会收集到文献未载的大量碑文，课题研究必将给云南佛教研究增添不少新资料。

四、完成了云龙县、鹤庆县、弥渡县、宾川鸡足山、腾冲县佛教碑文辑录、校对、注释和概述。从目前辑录和注释情况看，各类文献所载碑文断句问题较多，摘录碑文多字少字、多句少句现象较突出。估计其他还未研究的碑文依然存在这种现象。这给课题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

五、云南佛教寺院分布较广，除西双版纳地区、彝族和藏族地区佛教碑刻较少外，其他地区都有佛教碑刻，呈现出地广、山高、寺多、碑多的特点，是一项非常艰苦田野调查工作。但课题组有信心、有能力攻坚克难，达到预期研究目标。（文/记者：曾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