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多年之前的古代丝绸之路，就已是一部充满了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文明史，这使得中国“一带一路”这个立足于创造欧亚大陆新现实的倡议，必须考虑宗教在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郑筱筠研究员11月19日在复旦大学参加“‘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周边外交”学术研讨会期间表示，“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宗教风险及其引发的‘蝴蝶效应’。”

应重视“一带一路”沿线的宗教风险

由于沿线国家发展程度与文明属性上的差异，“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千差万别。

在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负责人潘光研究员看来，“一带一路”沿线最明显的地缘文明特征，就是欧亚大陆丝绸之路沿线的几大文明断裂带。

潘光表示，文明包含宗教、文化等各种要素，所以宗教风险其实也是文明风险。在丝路沿线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及新月地带，均存在至少两种不同文明，这些文明在其与其他文明交汇的地方形成文明的断裂带。例如，中亚就是伊斯兰、斯拉夫、汉蒙、印度、佛教五大文明的断裂带，而巴尔干半岛则是四大民族、三大宗教的交汇博弈的场所。

他还指出，文明断裂带也可能是文明融合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色列等国在文明融合上就有很好的经验。

然而，这些断裂带的存在，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埋下了宗教风险的隐患。

潘光说，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非常完整的分布格局，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然而，目前关于宗教风险的关注还很不够，相关研究也比较滞后。

“认识型的宗教风险”可有效制约

郑筱筠以印尼近两个月来反对涉嫌发表亵渎宗教言论的大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钟万学的活动为例，认为钟万学的行为原本并无不妥，但正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后“被夸大为一种宗教间的冲突”。此外，这件事也是一种警示，即宗教极端主义在东南亚的渗透有可能扰乱当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进而干扰“一带一路”的推进与实施，而这也是我们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郑筱筠表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族政治转型冲突等多种矛盾风险，“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也日益受到国内学界关注。

具体而言，宗教风险又可被分为“认识型”和“发生型”两种类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黄平博士解释说，“认识型的宗教风险”是指由于对当地宗教情况认识不足可能会导致的思想误判与行动失当，而“发生型的宗教风险”是指因宗教因素而有可能导致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如果说“认识型的宗教风险”可以通过培养和提升相关人员的相关意识从而得到有效制约，那么“发生型的宗教风险”则显得复杂得多。后者除了表现为引发国内教派冲突、干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印巴关系、伊朗与沙特的关系），还体现在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特别是沿“一带一路”向我国西部回流的情况。

因此，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正常经贸文化交流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宗教风险”对国家总体布局的干扰与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宗教有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优势

民心相通，可谓是“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而基于亚欧大陆的文明格局，宗教恰恰具有沟通民意民情方面的独特作用与重要优势。

2015年3月中国三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就专门对“民意相通”进行了定义并指出，促进“一带一路”区域内包括文化、学术、人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夯实该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群众基础。

近日，缅北战事再起。醉美缅甸（Explore Myanmar）文化旅行社刘伟总裁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缅甸佛教高僧访华团响应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的和平呼声，于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祈福法会，为受缅北冲突影响的人民祈求和平安宁。

“在促进民意相通，夯实群众基础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发挥民间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的作用。”黄平进一步说道。

上海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晏可佳研究员则对此评论称：“因为人是抹不掉的，由人参与的宗教也是抹不掉的。”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事实证明，尽管信仰不同的宗教，但是民间宗教团体在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应当重视人在宗教参与过程中对民意的沟通作用。

宗教因素与中国国家周边安全

“一带一路”覆盖范围广阔，包括亚欧非三大洲数十个国家。在认识宗教因素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时，也应该采用多种维度来进行分析和理解。

从地区层面来看，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提出，在中亚地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时，需要警惕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跨国犯罪之间的结合。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邹磊博士则认为，应以“钟万学事件”为契机，深入分析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因素和政教关系演变，将其作为理解和评估这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东盟第一大国和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政局走向的观察点和切入点。

从研究路径上看，冷战结束以后，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各类非传统议题迅速上升且势头迅猛，对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地区安全、中国外交等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其中既有机遇，也有风险，这也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思路来看待新的问题。

对此，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涂怡超副研究员指出，在美国、沙特、梵蒂冈、以色列、印度等世界多国积极将宗教因素纳入对外战略范畴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大国战略、周边国家整合、周边民族和宗教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并要注意宗教因素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创造良好内外部环境。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徐以骅教授也指出，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周边安全的关系正日益密切。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度讨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任庄俊举说道。

从指导思想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和而不同”，从处理宗教关系的角度来看也不例外。专家普遍认为，发展多元融合、共生发展的宗教理念将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

“在探究宗教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作用时，应该强调多元共生的概念，将对宗教风险的研究放在合适的地方，而不能单纯把宗教作为他者，作为问题来理解。”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金应忠研究员强调道。（澎湃新闻记者：李佩、杨一帆）

（来源：澎湃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