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人士指出——宗教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11月22日至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原道交流学会和河北信德文化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海内外70余位政界、学界和教界人士围绕“‘一带一路’的宗教文化与公共外交”、“宗教对话”、“中梵关系展望与观察”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致辞中表示，基督宗教在中国面临新的机遇。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了要积极引导宗教，其包含了对宗教中一些教义、伦理适应中国当代社会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肯定。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已经有了不少宝贵经验。世界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对话曾经至少有长达半个世纪的经历和经验，中国基督教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有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习和适应。
卓新平同时指出，基督宗教的中国化也给基督宗教带来了积极参与、贡献智慧的机遇。基督宗教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抵触中国化，反而应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为基督宗教的国际交往提出了新的思考，基督宗教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都应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香港原道交流学会蔡惠民神父称，宗教服务于人类自身，其宗旨是为了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与未来。宗教在社会中有积极作用，挖掘宗教中的积极潜能，将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
河北信德文化学会张士江神父认为，从古至今，无论在古丝绸之路上，还是在近现代包括东西方和中亚在内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史上，都有宗教界人士的身影及踪迹。宗教为中外文明交流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宗教包括基督宗教，依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期待在“一带一路”上有中国宗教界人士的身影，并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晏可佳说，中国宗教“走出去”，是指中国宗教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在解决地区冲突中发挥出自己的积极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名誉研究员陈剑光牧师指出，“一带一路”上分布着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经济、法律行为，都离不开宗教文化、宗教背景。然而，许多中国大陆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乏对当地宗教价值观的理解和尊重，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比如，缺乏慈善的概念，无法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台湾、香港等地的宗教“走出去”的经验很多，值得大陆宗教界借鉴。
中国的宗教界实际上已经在探索“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化以爱德基金会为例指出，为配合“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7月，爱德基金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正式成立了非洲办公室，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公益机构在非洲正式设立办公室。此后，2016年3月，爱德基金会国际办公室在瑞士日内瓦揭牌，成为首家在日内瓦设办公室的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爱德基金会以此为平台，加强与世界各国民间组织的交往合作，增强中国民间力量参与国际社会公益行动的分量和力度，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上海德语团体柏寒夕（(Michael Bauer）神父称，“一带一路”在宗教、神学和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要比许多评论家所评估的还要重要。习近平主席不仅在今年6月访问波兰之前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一位伟大的波兰汉学家和传教士——卜弥格，而且在今年9月杭州G20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也提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带一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物品的交换、思维的交流和数据的共享等基础之上，表达出了“互联互通”的中心思想。但是，如果缺失了宗教和神学这个精神层面的共鸣，那么“互联互通”便失去了更为丰富的意义，而变得单一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说，中国宗教“走出去”离不开宗教对话，宗教对话不是妥协，而是达成和而不同，保存差异、共同生存。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应提升中国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对话能力和外交能力。
北京大学教授张志刚指出，冷战结束后，宗教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凸显出来，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地区冲突，几乎都有不可忽视的宗教因素或宗教背景。然而，“宗教冲突”的提法是简单化的，实际上，单纯的或直接的宗教冲突并不多见，而且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应该充分认识到作为信仰的宗教因素与其他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复杂影响。
10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抱有诚意，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目前，双方接触对话的渠道是畅通的、有效的。我们愿与梵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不断取得新进展。”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就中梵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并乐见中梵关系获得改善。（《中国民族报》记者：蓝希峰）
（来源：2016年11月29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