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4日，政协四川省常委、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伯明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做了题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的宗教、宗教问题及宗教工作”的学术报告。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当代宗教研究室承办。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赵文洪研究员主持了报告会，副所长郑筱筠研究员做了点评。
杨伯明副主任在报告中提到，从民本的角度看，中国人应该是“农”的传人，从官本的角度看则是“龙”的传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的“工农联盟”也没有离开“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公社化、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这一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的人口红利得到极大的提升，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三十多年中，农村的宗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诸多新问题。有些新问题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农村经济体制微调给我国社会组织形态带来了极大变化。微调之前，“公社”在人民心中是非常强有力的组织，这种半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对农村的生产力、生产资料具有绝对的调配权，农民离开人民公社就无法生存。微调之后，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生产的主动权回到了农民手中，这一举措造成了中央在基层群众中影响力下降，基层宗教工作失去抓手，在农村中出现了包括汉族的宗族、藏区的部落在内的封建势力等旧的组织网络抬头，民间社会的潜规则也随之出现。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将这种民间社会的潜规则误认为是宗教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农民的国家意识、政府意识、义务意识减弱，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更是切断了农民和国家经济的最直接的隐形纽带。
宗教问题存在的本质，并不是宗教事务管理和干部认识等技术性问题，其关键所在是党的建设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的劳动力开始“沙化”，呈现一盘散沙状态，党建如果跟不上，就失去了群众工作的优势，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我们现有的一些工作方式成效并不明显。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就要重新重视群众基础问题，增加党群的凝聚力。还要下大功夫，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优势，为党的执政打下坚实的基础，使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让宗教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中国将会发展得更好。
主讲人
主席台
现场
（供稿：朱雪琼、曾传辉、王潇楠；编辑：李文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