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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群: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族宗教问题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7年3月10日

 

 

对话人物: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

 

人物档案:1998年,朱维群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任常务副部长),在此任上就职长达15年,长期从事民族、宗教和西藏、新疆工作。20133月,朱维群转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对话动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国境内关联度最高的地区仍然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地区。出境再往西,经中亚、西亚直至北非,基本都是伊斯兰国家,各国政局稳定性及经济前景无不与民族、宗教问题密切相关。37日,记者就此问题对朱维群进行了采访。

 

一带国内段要加快自身发展

 

记者:从民族、宗教的角度看,当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古丝绸之路有什么共同点?

 

朱维群: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同时也是民族融汇走廊”“宗教交流走廊,如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国境内关联度最高的地区仍然是少数民族人比例比较高的地区。比如被定位为核心区的新疆,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63%;宁夏回族约占总人口的36%

 

出境再往西,经中亚、西亚至北非,基本都是伊斯兰国家。各国政局稳定性及经济前景无不与民族宗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我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无疑以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商贸连通、产业链分工等经济活动为中心。但同时也要看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民族、宗教因素始终是关系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全局的重要问题。

 

记者:你曾就此问题到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调研,这些地区现状怎样?

 

朱维群:在经济带国内段,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入,使这里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但由于地处高原、高寒、干旱、边境地区,沿线迄今很多地方仍是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社会发育程度低,城镇化进程慢,生态保护任务重。由此造成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对国家财政补贴的依赖度偏高。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两个概念在这里经常是重叠的。

 

记者:通过调研,你对当地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朱维群:要用好当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首先使我们自己这片地方有一个更快的发展。为此,国家有必要在这些地方上多一些投入大、效益好,具有长期、多方面带动效益的项目,增强地方经济整体实力,避免过去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当地受益偏少的情况再发生,努力使民族地区群众从项目中多收益,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带动脱贫。

 

当然同时,也要防止缺少科学规划乱上项目的现象发生。只有沿线这些地区自身都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一带才能从传统意义上的商路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带,才能拥有向西开放的最强大推动力和可靠的经济、社会基础。

 

国家要加强对境内外宗教交流的管理

 

记者: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跨境宗教交流是否会增多?

 

朱维群:可以预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为我国西部与境外的宗教交流提供更便捷的条件。现代国际社会地缘政治和国家主权概念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丝绸之路那个时代。

 

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角度看,国家有责任对这种交流加强管理和指导,有必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使这种交流最大限度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消解可能发生的负面、消极的作用。

 

记者:你认为有哪些问题是要注意的?

 

朱维群:要引导我国西部广大穆斯林在向西开放的新的条件下,坚持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千余年来走中国化道路的传统,坚持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抵制宗教极端化、去中国化的倾向发生和滋长,抵制各种利用宗教对国家主权构成威胁的外来渗透。这是中国伊斯兰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记者:你怎么看涉民族宗教因素的跨境交流?

 

朱维群:要研究、尊重沿途国家和地区同中国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法律体系的区别,多方开展人文合作,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民族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善于发挥宗教在改善与相关国家关系中的公共外交作用,支持有关国家化解本国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矛盾,同时避免卷入他国宗教、教派、部族争端的漩涡。在这个过程中要十分注意防止临近国家与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向我国溢出。

 

同有关国家共同建立安全预警、合作机制

 

记者: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民族宗教领域形势如何?

 

朱维群:在经济带国际段,各国普遍有着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的强烈愿望,各自拥有自己的优势,但也面临着与民族宗教因素有关的这样那样的问题。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复兴运动浪潮冲击着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宗教极端主义借机兴起、泛滥。一些势力不仅对经济带的未来构成潜在威胁,而且也现实地影响我国西部的稳定。

 

记者: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朱维群:我们必须警惕和防范境外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渗透和破坏。经济带建设从宏观规划到具体项目决策,都要从国际政治、社会政治角度进行风险评估,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同各相关国家共同建立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反暴恐合作机制,维护好中国自身利益和经济带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新京报》记者李丹丹)

 

(来源:新京报网)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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