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太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太虚是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可谓中国近现代佛教研究对象的“主线”，海内外关于太虚的论文、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但这次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会议，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提供了许多以往太虚与中国近现代佛教研究中没有关注到的新资料、新线索。

这次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全球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在柏林德国联邦档案馆查阅了太虚法师致希特勒信件档案，共计8份文件，并在其基础上撰写了论文《有关太虚法师致希特勒信件的几个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仅严重损害了德国在华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扰乱了希特勒的欧洲战略。因此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仍然支持国民政府，成倍增加对华军售，1937年在接受德国军备物资的国家中，中国占37%，居第一位。国民政府也多方积极拉拢德国支持中国抗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太虚于1937年10月致信希特勒，德国政府相关部门对太虚法师的信函十分重视，并派人秘密调查太虚法师的背景。不过，由于1938年初德国对中日的“调停”失败，国民政府加强与苏联的联系，致使纳粹德国最终放弃中国，导向支持日本，因此希特勒也未给太虚法师回信。

日本郡山女子大学教授何燕生数年来一直利用日本国家公文资料库所藏外务省外交档案来研究太虚法师，并已经基本完成《在日本发现太虚：以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解读为中心的考察》书稿的写作。据何燕生的研究，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涉及太虚法师的资料，从1920年至1940年，前后20年，档案达50余份，1000余页。日本爱知大学研究员坂井田夕起子，在《太虚与日本：以藤井草宣资料为中心》一文中介绍了日本爱知县净圆寺（大谷派）所藏藤井草宣收集的大量近代中国佛教文献史料对于研究太虚与中国近代佛教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雪松的文章《民国玉慧观居士多元身份考》主要利用《申报》等教外报刊和民国档案，探讨了太虚法师在上海佛教革新事业的重要资助者、旅沪韩籍富商玉慧观的复杂身份。玉慧观（观彬）出生于朝鲜平壤，1919年“三·一运动”后来到中国，定居上海。1924年在上海，由日本人佐久间贞次郎引荐加入伊斯兰教，向孙中山先生上《中国回教振兴策》；1926年皈依太虚大师，积极参与太虚大师领导的各项佛教革新活动，撰写《中国佛教振兴策》，并积极兴办佛化事业，创建佛慈药厂，成为太虚大师的左膀右臂。文章认为，以往学界熟悉的民国年间重要居士多为传统派；相对于太虚一系的佛教徒，非传统派的居士个案研究较少，对玉慧观等人的研究，有利于学界对太虚更加全面的认识。

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纪赟利用新加坡档案和报刊，撰写了《国际化拓展与地方互动：新加坡视角中的太虚大师首次星洲行》。该文认为，由于文化、语言的隔阂，太虚法师1926年在新加坡的讲法本身并不算成功，却通过新加坡本地华人成功地与相对封闭的闽南僧人社群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太虚法师当时能够退居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创办闽南佛学院，与闽南系僧人社团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惟善讨论了《斯里兰卡佛教对太虚大师的影响》。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陈继东在《重新发现太虚大师》中介绍了睿哲（Justin Ritzinger）的新著《净土中的无政府主义》，着重评述了太虚法师早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经历与论著。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宜静对英文资料中的太虚法师资料进行了简述。

以往，我们主要是从华文资料出发，“用太虚来研究太虚”，即用太虚本人留下的论著来研究太虚；此次会议，众多学者故纸寻珍、碎石淘宝，从海内外期刊、档案等多语种、多类型的史料出发来探讨太虚，特别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太虚法师研究，辨彰学术、嘉惠学林。（文：雨山）

（来源：2018年4月10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