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师”辩正

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考证：“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特指周代宫廷的乐官长的职称，如《论语》中所说的那位教孔子学音乐、参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当代语境中的所谓“大师”，其特质在于“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换言之，“随着现代化日进，学术分工越来越专门，谁能在专门领域做出独特贡献，并被历史证明没有他的贡献，文明史便如缺了一角，方可称大师”。

按照上述标准衡量，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170年来，够得上大师名号者恐为凤毛麟角。但晚近若干年来，神州大地上却出现一股匪夷所思的大师热，诸如气功大师、文化大师、文学大师、哲学大师、史学大师、国学大师、经济学大师、艺术大师、建筑大师、宗教大师、科学大师、相声大师、语言大师、小品大师等，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如泉涌井喷泛滥成灾。而伪大师泡沫却接二连三意外爆裂，如前些时候某“国学大师”涉嫌虚报年龄——连出生年月都敢伪造，还有什么不敢伪造——而被传媒曝光、几成公共文化事件甚或坊间笑柄，诚可谓“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二、“大师”泡沫透视

“大师”泡沫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1、乡愿型政治豢养

古往今来，有远见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政客权贵，无不如古代孟尝君养士般，用心良苦地扶持某些文人或学者，以备不时之需，以便有朝一日助其实现特定政治目的或愿景。这些文人或学者则出于“士为知己者死”或“良禽择木而栖”之想，变色龙式地频繁改换门庭，如文娼乡愿般寄生依附于达官显贵门下，为之排忧解难，甚或为虎作伥，以换取功名利禄。例如，当代某“文化大师”一方面声嘶力竭地声称不能容忍将2008年汶川大地震称为“天谴”，另一方面又以春秋笔法论证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属“天谴”；而据多方查考，该“大师”早年竟是“文革”后期政治生态中一颗颇有培养前途的嫩苗。人生轨迹白云苍狗、岸谷陵替若此，堪称异日“贰臣传”之绝佳素材。极而言之，晚近不少所谓“大师”或“名士”，其实只是既定利益格局的帮闲而已；这些伪大师或迟或早的原形毕露，似乎是在暗示社会有机体存在可疑病灶，现存秩序隐含某种深层危机。

2、共谋型利益驱动

　  晚近若干年市场经济大潮来势汹汹，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经济学大师”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辩护士早已是人所共知的秘密，此处不赘谈。资本家血管里流淌的究竟是“道德的血液”还是“肮脏的东西”见仁见智，但全球化时代资本的逻辑扩张无可争议地“沛然莫之能御”，无远弗届。欲壑难填的消费主义的感性冲动或理性考量开始冲击人的精神领域，文化消费日渐成为经济动物们借以自欺的一种生活时尚。特定商业利益集团或大众传媒以低成本、高收益为原则，根据市场需求和受众的消费偏好，可以将某些秀色可餐的歌女、戏子包装成歌星、影星，也可以将某些据说“学富五车”的文人学者打造成文化产业中的名牌产品、摇钱树式的文化名人，其中某些长寿的或具有传奇经历的、符合大众虚幻想象和审美趣味的文化“智者”甚或冬烘先生，尤其适合伪造、美化、神化成足以欺骗无知少女的“国学大师”、“文化大师”。文化市场上这种“盗亦有道”的“造神”运动，常常使利益共谋、狼狈为奸的造神者（出资方）和被造者（无良学者）名利双收、互利共赢，而涉世不深者在“大师”神话轰然破灭之后方才明白：在指鹿为马的畸形年代，受骗上当可能是人生成长难以逃避的代价。

3、唬人型伪科学骗局

晚近若干年急剧的社会变迁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留下不少薄弱环节，如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医保覆盖的盲区、对于竞争失败者精神抚慰的阙如等。另外，人类文明现阶段科学探索仍然存在局限性，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仍然存在大量的未解之谜。科学还无法给出满意解答的地方，也常常为形形色色的骗子、“大师”蛊惑人心、欺世盗名留下了舞台。20世纪90年代“FL功”在神州大地上曾猖獗一时，带有“大师”光环的骗子与特定利益集团相勾结，借口现有科学体系存在某些不足，大肆兜售伪科学和可疑气功，妖言惑众，鼓吹歪理邪说，对社会秩序和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该“大师”并不高明的骗术据说甚至受到个别大科学家的支持，个中缘由，发人深省。也许可以这样断言：对于生活在天灾人祸（如“非典”、地震、恐怖袭击等）频发的高风险社会中的芸芸众生而言，要求获得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解答、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各种风险或不确定性的焦虑和恐惧，事实上是在呼唤真正的科学大师、专业大师应运而生。真的科学大师问世，方能使伪科学“大师”知难而退，直至销声匿迹。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7月上半月期学术评论卷《“大师热”引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