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的实证哲学与他所倡导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广为人知，但从宗教学的角度看，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他对当代和未来社会中的宗教的设想以及他对宗教功能的论述。孔德认为宗教过去一直都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在未来社会还要靠宗教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一种新宗教，即建立一个将人的情感、人本主义宗教化的“人性宗教”。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知名度，在哲学界是他的实证哲学，在社会学界则是由他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所勾画的体系框架。他写出的6大卷巨著《实证哲学教程》，提出人类智慧的发展由神学阶段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到现代实证阶段的“三阶段规律”：在神学阶段，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借助于上帝和神灵来解释；在过渡性的形而上学阶段，用本质、最后原因和其他抽象观念来说明世界和人类命运；在现代实证阶段，人们意识到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与这三个阶段相关的，还有物质的，理论的，时间的，动机的，方法的、指导者和社会团体等方面。朱谦之在其《历史哲学大纲》中，曾以两个图表的形式将孔德的历史哲学加以概括，① 我们在此将它们整合为一：
　　然而，从宗教学的角度看，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他对当代和未来社会中的宗教的设想以及他对宗教功能的论述。
　  一、孔德所生活的时代
　  从现象上看，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到拿破仑下台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强大的宗教回潮：在英国，有“福音奋兴运动”带来的“灵性觉醒”和“牛津运动”；欧洲新教地区掀起了传教热潮，天主教界也于1814年恢复了耶稣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则开始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等。①就是在大革命高潮中的法国，也出现了先是封闭教堂，后又创立新宗教，最后是恢复传统宗教的现象。②这种宗教形势的变化，与当时西方社会的剧烈变化密切相关。虽然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摆脱宗教束缚的倾向，③虽然产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的相互刺激，极大地增强了资产阶级及其所掌握政权的实力，但是好景不长，随着1829年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欧洲的阶级斗争也日趋激烈：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二次大起义，1840年巴黎工人大罢工，1836-1848年的声势浩大的英国宪章运动，特别是在1848年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中爆发的一系列事件，④资产阶级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对宗教的态度有了重大的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一转变过程，①恩格斯在其晚年写就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中说道：

如果说，英国资产者先前已经确信有必要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那末，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一定会如何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必要性呢？……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丢掉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条和仪式，甚至在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行起这些仪式来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进素食，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耐心地听完新教的冗长的布道。……“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拯救社会于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手段。②

把握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已经改变，即由过去的夺权者变为今日的掌权者。位子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作为当政者，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如何才能强国富民？如何才能缓和社会冲突并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如何才能在内政外交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等人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勾画美国的蓝图（在美国建国后不久出现的“大觉醒运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社会的文化整合），但欧洲的资产阶级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还面对着日益白热化的阶级斗争。19世纪5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可以说是处在剧烈变动的转型期当中（就连美国也开始陷入南北战争前的紧张气氛中）。对于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原因、解决的途径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思想家们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学说。其中较为重要而且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有马克思、孔德和达尔文等人。
　  二、重建社会秩序与创立人性宗教
　  法国思想家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说，孔德在年轻时曾经有过两个主要的目标，这就是改造社会和综合各种科学知识。①但孔德不是个长寿之人，按中国的“虚岁”说，仅仅活够了一个甲子轮回。从他个人说，婚后不久妻子就多次离家出走，自己则因精神系统患病而不得不在7年的时间里中断了写作；就他的国家说，他一生先后经历了7个政权，从他记事起的50多年里，他目睹了无数的暴乱、骚动与人民起义，而相对稳定的时期很少；②从超出其国度的，更大的整个西方范围说，孔德“是一个工业社会的理论家”。阿隆的这种说法，指明了孔德那一代思想家的时代特征：欧洲正在进行产业革命，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的重要时期。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中出现了诸多新特点和新问题：

我认为19世纪初人们看到的工业有6个特点：⑴工业是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的基础上的。生产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而是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组织的；⑵由于科学组织劳动，因而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⑶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工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工人的大量存在；⑷工人在劳动场所大量集结决定了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的或公开的对立；⑸随着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的危机也日益增多。其结果是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下制造了贫困。令人愤慨的是正当千百万人备受贫困之苦的时候，大量商品却卖不出去；⑹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其特点是自由贸易及企业主和商人追逐利润。某些理论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开发财富的根本条件正是追逐利润和竞争，国家干预经济事务越少，生产和财富就增加得越快。①

每逢乱世，人们都更思安定，此乃人之常情。但孔德这一代人的立脚点与前人不同，因为他们是站在近代科学和大工业的平台上思考问题的，无论是主张革命还是倡导改良，只要是思考社会改造与社会发展，这两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数就无法回避。“孔德一生都在寻求走出混乱而建立秩序的途径”，宋林飞认为孔德关于“重建秩序”的构想，即建立社会秩序的原则有6个方面：⑴崇尚科学与自然法则，⑵扩大博爱倾向，⑶增加信仰与道德的一致性，⑷实行社会分工与合作，⑸增强政府权威与调节，⑹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造”。②按照宋林飞的说法，孔德虽然接受世俗的、专横的和等级的秩序，但是他特别强调要在世俗的等级制度上增加一种精神秩序，并认为这对于促进社会的统一与和谐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精神秩序的重要支柱就是宗教。

孔德认为宗教过去一直都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宗教为社会中“意见的普遍一致”提供了基础，它启发人们建立感情上的社会联系，帮助人们克服个人的离心性和自私，倡导利他主义。但是按照孔德的社会演变的三段论，宗教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早期阶段，本质上是人类幼年时期所犯的一种错误，那么在已有的宗教都将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下，未来社会用什么来维持社会秩序呢？在孔德看来，还是要靠宗教，但是一种新宗教。孔德在后半生着重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他的对策是建立一个“人性宗教”，即把人的情感、人本主义宗教化，把人性宗教作为一个规范的理想，依靠它建立社会秩序。③
　  三、宗教功能的内涵
　  在《实证政治体系》第2卷中，孔德专门分析了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宗教本身包括三种具有人性特征的东西：精神方面的东西，即教理；感情方面的东西，即在崇敬中表现出来的仁爱；以及实际方面的东西，即孔德称之为制度的东西。崇敬支配情感，制度支配信徒的公私行为。宗教应当同时具有精神、情感和活动，即人类的全部禀性，才能实现统一性。④孔德特别强调宗教缔造社会秩序的作用，他指出，家庭内的夫妇子女的亲情之爱形成了家庭内部的秩序，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形成了经济和政治的秩序，但是真正能够使社会达到和谐一致的是宗教，因为只有“心灵和精神的合作”，对于社会的统一来说，才是“不可缺少的”。宗教通过在社会中推动情感的统一而缔造了社会秩序。

当各部分都真正协调一致时，宗教将永远具有人类集体或个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特点。这个定义是适用于各种主要情况唯一的定义，同样也适用于心灵和精神，因为心灵和精神的合作对于这种统一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宗教之对于精神就像健康之对于身体，是一种正常的协调一致。①

在宗教的教理、情感和制度这三个方面，孔德更看重的是感情的统一，而不大注重甚至不关心其是否涉及超自然的信仰。“没有宗教所产生的感情的统一，社会必难免离心的威胁。这就难怪任何政府都要支持一种宗教，以使统治常规化与神圣化。因此，教会是第三种及最后的社会纽带，通过宗教，社会进入其充分发展的阶段”。②在孔德看来，宗教有多种作用，它可以调节人类的内部生活，把人类联系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神化俗权，使人们认识到服从的必要性。当教权神化俗权时，即当僧侣们声称国王是天之骄子，国王是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臣民的时候，教权就使俗权具有了权威性。用精神的力量神化强者，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曾经是十分必要的。只要人类还没有能够找到外界秩序（更不用说社会秩序）的真正规律，只要人类还受某种外界力量的支配，那就确实需要有一种宗教动员人们接受世俗的秩序。

但是孔德还指出，教权的作用不仅仅是调节、联系和神化俗权，它还应节制和约束俗权。但是这种制约的作用，只有到社会分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时，才能发挥出来。孔德认为人类社会在当下已经进入的实证主义阶段，教权虽然还在神化俗权，但只能是部分的。学者们将向人们解释建立工业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并以此使企业主的银行家指挥的力量，得到某种道义上的权威。这时学者们的主要作用不是神化这种权力，而是节制和约束，即提醒强者们不要超出行使社会职权的范围，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指挥权不等于道义上和精神上的优越权。③
　  四、孔德的“人性宗教”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孔德，阿隆将他和法国的另一位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相比较：他们都想改造人类社会，但是“孟德斯鸠只是设想了一种从科学到行动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是谨慎而有局限性的。他提出的是一些局部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总体的解决办法。他不提倡用暴力使现存的社会适应可能的公正秩序，他没有灵丹妙药使君主变得开明，使君主的顾问们阅读《论法的精神》”。①但是孔德不这么谦逊，他自信十足，因为他相信，“既然人类历史是统一的，而基本秩序常有变动，因此他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应当怎样履行人类职责，怎样实现基本秩序的设想，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②这是那个时代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常犯的毛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由探索真理变成了宣布真理，由认识到别人的观点是相对真理到以为自己独具慧眼、幸运地发现了绝对真理，好像自己已经变成了阿里巴巴，只要说出“芝麻，开门”的密咒，就可以打开太平盛世的大门。虽然他们都很“理性”地宣布不再需要任何“天启”，却（或许是不自觉地）以为自己胜过任何一位“先知”。

“孔德是，并自称是宗教的创始人”。他在1847年提出要创立“人性宗教”，并于第二年成立了“实证主义学会”。他认为“我们时代的宗教可以，并且应当受到实证主义的启迪”。这种宗教与旧有的宗教不同，旧有的宗教是以一种过时的思想方法为前提的。而生活在科学时代的人“不会再受传统观念的支配去相信神的启示，教会的教理和神灵”。但是另一方面，“宗教还是适应了人类的某种经常需要”，人需要宗教是因为人需要爱高于自己的某种东西。社会也需要宗教，那是因为“它需要一种能巩固和节制俗权的教权，并使人们懂得与价值等级相比，能力等级算不了什么”，只有宗教才能使能力的技术等级得到应有的地位，并在它之上再确立一个或许是相反的价值等级体系。适应人类这一经常要求的宗教就是人类宗教。“孔德要我们热爱的人不是不讲公道、粗鲁愚昧的人”，而是伟人。但是“伟人并不是全部人类，而是指人类中的那些活着的时候留下一个业绩，树立一个榜样，在他们的后代中虽死犹存的人”——这种伟人，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能够“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阿隆说，“孔德要我们热爱的伟人就是人们有过的或创造过的最美好的东西。在某种方式上，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人身上超过别人的东西，或者至少就某些人来说，是体现基本人性的东西”。③
　  五、对孔德宗教观的评价
　  中国人对孔德了解的并不多，作为法国的思想家，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既不如他的前辈，如孟德斯鸠，也不如他的同代人，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更不如他的后辈，如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其中的原因，身为法国人的社会学家阿隆，可能比我们这些“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人来说了解得更为真切。至少，他对孔德宗教观的评论和分析会对我们大有助益。

孔德的实证主义在法国一度相当红火，用阿隆的说法，几乎成了官方的理论。法国总统本哈明—康斯坦曾将孔德编纂的《实证科学百科全书》作为公立学校的学习课程。1880年阿波斯托拉特学院成立。1891年一座实证主义神殿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以崇拜人类宗教。巴西绿底国旗上印着“秩序和进步”这一箴言，而绿色则是实证主义旗帜的颜色。可见实证主义的影响既深且广。然而时过境迁。阿隆认为孔德之所以“会被人遗忘或不赏识”，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即使实证主义的主要思想是深刻的，但他对工业社会的详细描述，尤其是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对工业社会的详细描述还是常常会遭到人们轻浮的嘲笑。孔德详细地解释了世俗等级制度将怎样组织，工业家、银行家等世俗领袖的确切地位将是怎样的，指出为什么担任最广泛职务的人应当拥有最大的权威，应当在等级制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他精确地指出每个城市的人口数和掌权者的人数，他还说明了财富应当怎样转移。一句话，他把自己的想象列举的十分详细，在他的这种想象中我们都无所作为，而他却自以为是上帝。

另一方面，奥古斯特·孔德的工业社会的观点是与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论调联系在一起的。然而，1840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里，历史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本世纪[20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几次十分激烈的战争，它使实证主义派的忠实信徒们大失所望。实证主义派曾经说过战争会在人类的先驱，即西欧消失，但20世纪几次战争的中心和策源地恰恰是西欧。①

至于孔德的宗教观，阿隆认为不应因其幼稚天真而加以嘲笑。从发展的过程看，孔德的“人性宗教”与基督教的上帝“所体现和超越的人性”并不矛盾。尽管在孔德“要我们去爱的人与爱传统宗教中的超验性的上帝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基督教里的上帝已经成了凡人，西方传统中的基本人性和神性之间有一种可以作各种解释的联系”。从逻辑上说，孔德是主张人类统一性的社会学家，“因而这种主张人类统一的社会学的必然的或至少是可能的结果就是人类统一的宗教”。阿隆说他本人虽然根本不想创立什么宗教，却可以理解孔德的初衷。孔德的宗教“不要人们去热爱众多社会中的一个，因为这样做可能成为一种部落的狂热，也不要人去爱未来的社会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无人知道”。孔德要人们爱的“既不是今天的法国社会，又不是明天的俄国社会，也不是后天的非洲社会，而是某些人已经具有的、所有的人都应当努力具有的美德”。①这样看来，孔德的宗教观，在保守中含有进步的因素，在天真的空想中又透出几分高尚。

生活在动乱之秋的孔德，大声呼唤建立社会秩序，并着手建立新的宗教，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声，因而得到许多人的拥护。然而仅仅在人们的虔诚祈祷中，新的社会和各种“哲学王”所憧憬的社会秩序，就能从天而降吗？人类就能重返伊甸园吗？实际上，人类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社会秩序，古往今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师难道还少吗？在孔德创立新宗教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社区已经失败。人类已经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重写自己的历史，我们已经不再是白纸，不仅有了太多的秩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且有着现实的不同利益，我们只能在历史的重负和充满矛盾的现实中重建秩序。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秩序，即使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也早已建立了某种社会秩序。当然，已经存在的和现存的社会秩序，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们可以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论说这个秩序如何合理，也可以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论证它在根本上就不合理，还可以站在一种“超然”的立场上纵横指点。但是除了价值评判，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古往今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必然运行着某种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和遵守的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前提是社会的不均质，在文明社会里这种不均质还意味着有阶级和阶层。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就意味着有矛盾和斗争，社会秩序是这些阶级和阶层互动的结果，它的功能或说使命就是要协调不同的利益群体，使之能够共存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中。当一个社会陷入危机、动乱、解体，甚至爆发革命时，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秩序，而是因为旧有的（或现有的）秩序在功能上已经失效，它已经不能使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协调起来，也就不能维护社会得以生存的底线。所以，如果真要寻找人类进入太平世界的钥匙，也不是要寻找抽象的“人类之爱”，而是要探寻导致社会解体的根源。如果我们找不到以往的社会崩溃的真正原因，找不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改变社会。

　  ① 参见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第220-222页前后。

　① 参见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近代基督教”部分。

　②1793年，埃贝尔（Jacques Reni Herbert，1757-1794）和肖梅特（Pirre Gaspard，1763-1794）在巴黎创建只信仰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的无神论者的崇拜会；1794年，罗伯斯比尔（Maximilieu de Roberspierre，1758-1794）创立唯一真神（Supreme being）崇拜会；拿破仑于1801年与教皇庇护七世签定契约，允许天主教会在法国恢复传教。

　③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而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9-403页。

　④据不完全统计，1月有西西里起义，2月法国爆发革命，3月有柏林起义、维也纳人民起义、米兰起义和布达佩斯起义，5月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6月有布拉格人民起义和巴黎起义，10月维也纳再次爆发起义等。

　① 马克思对此转变有过许多生动而又深刻的论述，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情好像是被五色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6-607页）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是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成了造成“不安宁”的罪人。……“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已经被双重的恐惧所麻痹：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罪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56-657页）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公开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8-402页。

　①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17页。

　② 参见刘易斯·A. 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6页。

　①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5-86页。

　② 参见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24页。

　③ 参见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④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①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第2卷，第8页。

　② 参见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4页。

　③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12-113页。

　①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15-116页。

　②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16页。

　③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

　①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①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23-124页。

（文章转自《世界宗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