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帝国的天朝幻梦被击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才被迫发生剧变。“五四”运动极大的加速了这一进程，以致近百年来，“现代化”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愿景，“快三步”甚至“大跃进”，成为得到普遍认可的建设中国社会的必需速度。

当我们受用着这种高速发展变化的成果时，不免也会看到由于急促而引发的种种副作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遗产受到各种破坏，乃至道德滑坡、精神植被遭到空前的摧残。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真正价值，它对于人们自身的真实意义，遭到思想者的质疑。当我们住进新房子却马上面临致癌威胁，当我们吃到各种食物却马上怀疑是否含有毒素，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痛感“人心不古”无可信赖时，对往昔的怀念不时泛起，甚至正在出现希望“慢半拍”的呼吁。

难道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只能如此么？能否有一种更符合人性的模式可供借鉴？能否在“快”与“慢”之中找到平衡？

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会发现在有史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在中国社会的推进演变过程中，同样存在“快”与“慢”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在某种状态下，被概括为“入世”和“出世”。

以儒法两家为主流的“入世者”，始终是孜孜不倦地进取，“修齐治平”，以修身为本，但落脚点在“平天下”，文平不得，就以武平，征伐不已，文治武功。中国传统社会中如果只有儒法两家，社会形态会是什么模样？难以想象，恐怕是一种“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极其紧张、极其紧迫、极其紧急的状态。“苟日新，日日新”，“革命”两个字，原本就是中国思想的主流之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是精神的极度亢奋。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总是处于亢奋状态之下，要喘喘气、定定神，想一想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享用一下人生，不管这人生是富贵还是贫贱。

于是，除了儒法两家这双扇的大门之外，中国人的精神殿堂上还开了两个窗子，一个成为“佛”，一个称为“道”。此外，还有一个后门，叫做“民间信仰”。这额外的两窗一后门，起到了不额外的作用。它们的作用特点，形象地讲，都是“慢半拍”，都是要求放缓人生的脚步，调和人际的关系，释放精神的压力，给心灵一个栖息地。

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方面与儒道妥协，以中国化来化中国，依国主而弘法，依世法而行事，讲因果，倡人伦；另一方面，又与儒法分庭，以出世为旨归，这种分庭不仅不会出现“抗礼”，反倒为在世间不如意的人们找到了避风港，减少了与主流的冲突。

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方面时常参与政治，使“道”这个概念既有出世内涵，更有入世内涵；另一方面，主张“贵生”，珍惜生命，企望长生，引导人向神的迈进，调整了人群对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的价值观，从主流中潜行分流。

无论是佛是道，都是中国人给精神和心灵透透气的窗子，没有这两扇窗，难免要使许多人窒息。只走大门，过于拥挤，窗子的作用是不用走出去就能透气，也就是说，同在一个社会中，却使人们能感受到某种和谐。

至于民间信仰的“后门”，十分重要。以往若干年，民间信仰得到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是与现代社会背离的，落后的、愚昧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当民间信仰被人为地消灭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人们才发现，就像在原野上把荒草全部铲净时一样，沙漠化也就开始了。民众心灵植被的破坏，使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了一种草根的依托，免疫力大为减弱，许多传统文化与民间信仰一道被遗忘、被清除，而异质文化及其信仰的空间却因此得到迅猛的扩张。同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依赖外在的力量，道德自律的传统被削弱到极限。但是法律和警察毕竟是有限的，不能360度24小时地时刻监督每一个人，只有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道德自律才真正具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特殊力量。“头上三尺有神明”，这里所说的神明，不一定是佛祖、上帝或玉皇大帝，一个小小的土地佬、城隍爷，基本就能发挥这种威慑作用。

多种信仰的并存和互补，使中国传统社会在近200年之前的两千多年的史载文化中，既保持了在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同时也保存和优化了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自身业已留下了一个“慎独”的余地，更何况还有佛、道及民间信仰的补充？而这种不紧不慢的观念，则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均衡稳定。

由此看来，由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客观需要，作为曾经创造出灿烂文明的中华古国，在其辉煌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快三步”和“慢半拍”相反相成的思维结构，它既是充斥于全社会的，也是贯彻于几乎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道循环”的观点影响广泛深远，是中国人从悠久历史中汲取的一种感受。“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一个历尽沧桑的民族才能具有的豁达襟怀，可以说直至最基层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明白不会有永恒不变的治或乱，要进取，也要豁达。这种人生理念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制约了经济进程。

现代经济发展，已经把全世界都放在了一列疾驰的战车之上，地球已经缩小成一个“村”。一个国家为什么必须发展经济？往往首先不是因为要满足本国人民基本的社会生活需要，而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受欺辱。这是可悲的，这个世界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因此，现代经济发展观不可能被取代。但是，仅仅以抗衡为目标而发展经济，并不是或不应该是现代经济发展观的全部内容。全人类必须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调整人生观念，调整生活方式，放弃一味的盲目进取，而调节为共同和谐发展、永远持续发展，放慢脚步，稳步前行。除了基本的社会生活需要必须保证之外，幸福的指数、满足的指数，常常不是由物质而是由精神和心灵决定的，因此，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不容忽视，包括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观的调整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上海论坛·2008”上的演讲）

（引自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