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经济实践活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体现出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与互动，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经济特征。深入考察西道堂的经济发展思想及其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使我们更好把握多元文化态势下西北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西道堂；经济实践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在其100年的发展历程中，适应时代，重视文化，发展经济，兴办教育，走出了一条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之路，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形成了西道堂文化研究热点现象，也为当今世界的文明互鉴和对话交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下面笔者以西道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为例，探讨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团体经济实践的互动关系。

一、历史上西道堂的经济结构及其实践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建于古洮州地区。古洮州隶属于今天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其地理位置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东临湟陇，西控番戎，南接生番，北达石岭。自然灾害频繁、生存条件恶劣、经济落后一直是困扰当地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西道堂在初创时期，其创始人马启西就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在他的鼓励和带领下，大家共同集资，建立商业团队并大力发展经济。从西道堂创建至1944年期间，在西道堂堂内居住的集体户有两千多人，散居户上万余人，资金积累达百万。后马启西先生罹难，继任者马明仁教长带领西道堂教众开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商学同时并举，继续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期，马明仁也主持制定了西道堂组织章程，规定“所有属于道堂经济，均为公有，悉用于本道堂建设、教育及一切公共事业”，采用“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方式进行道堂经济建设的各项事务。以共同经济生活为基础，整合资源，建立起曾被誉为“新社会的模型”[1]的西道堂大家庭。西道堂经济是以临潭旧城“总堂”为中心，以卓洛、太平寨和长川为分堂发展起来的。临潭属古洮州，历来重商善贾，是茶马古道上商业往来的中心，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为西道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西道堂的经济发展以商业为最重。西道堂商业分为两个大的类型：行商和坐商。其中行商是流动的商品牛马队，以深入藏区贸易为主；坐商则是在某地定点开设商号，经营各类商品贸易。马明仁教长继任后的十多年间，是西道堂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高峰。据高占福先生在《马明仁与西道堂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的统计，这一时期西道堂所属坐商商号共有15家，分别分布在临潭旧城、新城、岷县、太平寨、四川阿坝、松潘、甘孜、青海同德、玉树、三哦罗和兰州等地区，统一的商号有天兴隆、天兴永、天兴泰、永兴隆、天兴亨、天兴德、天兴昌等，商号固定流动资金达二十余万银元。此外，西道堂还与外界合资开办商号，如临潭万镒恒、陕西恒顺昌、山西永德全及北京公记号等。这一时期，西道堂的行商商队也得到了较快速的发展，其活动范围主要在甘肃、山西、陕西、青海、四川和西藏等地，并在北京、包头、张家口、拉萨和成都等地都设有商栈和一些新的商业点。行商最盛时共有商队二十多个，主要经营布匹、绸缎、铜器、粮食、茶、糖、羊毛、皮张、牲畜、药材、土产、木材等多种商品。“商业势力，西至西藏，南至四川，北至青海北部，东至察哈尔等地，操这一带的经济大权”，[2]成为西北地区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大商团。商业经济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不断推动农业的扩展，也为其他各业的创办拓宽了领域。商业发展后，西道堂大量购置田产，在马明仁任教长的时代共建有13个农庄，耕地近万亩，农业劳动人员几千人。同时，商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西道堂林业、牧业、副业等的多元发展。西道堂购置的林场有13处，如鹿儿沟林场、盘乔林场等，总面积约数万公顷，并在省城兰州开设了西北木材厂，经销加工木材。另外，还兴建了碌曲县的拉仁关牧场、夏河县的美武牧场、卓尼县的什路牧场等，各类牲畜五千余头（只）。这些林场和牧场为西道堂的商业运输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也满足了道堂教民的生产生活所需。[3]

西道堂经济组织在教长的领导下，设有总经理，统摄负责，管理商业和各项生产事业，负责商号、商栈、商队和农庄、牧场、林场的经营和生产。此外，还设有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负责人，后又设立文化事业董事会，主要管理学校教育，以经济发展促进文化教育发展。西道堂经济结构庞大，经营范围广，对经济管理人才的要求非常高。西道堂的经济人才选拔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信仰坚定、忠诚守信，而且要品德高尚、廉洁奉公。此外，管理人员还必须经受基层锻炼，要有丰富的农牧业生产经验，掌握经济贸易知识和技巧。为了提高当地民众的整体素质，推动社会发展，西道堂历任教长都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学生到外地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人才。西道堂特别重视妇女教育，专门设立启西女子小学招收回、汉、藏女生，高薪聘请外地汉族教师任教，以期带动、提升家庭成员的整体文化素质。在这样的教育文化氛围中，西道堂商业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具有较强的商业信息分析及处理能力，能够更好地把握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形势，使西道堂历史上的经济出现了以商业为中心，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

二、儒家精神价值与西道堂经济实践

纵观西道堂的全部历史，我们看到它作为一个宗教教派和社会文化经济团体，在宗教上体现的是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与互动，在经济上充分表现出了以商业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林业、牧业、副业多种经营并举、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其中深刻地融入了儒家思想的文化理念和精神价值。在西道堂经济活动中，源于儒家思想的开放兼容的文化理念、勇于探索的变革思想、共生互利的和谐精神是其经济实践与发展的思想来源。

（一）开放兼容的文化理念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伴随着多种文化的交融和变迁，族群间的交往促进了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的变化与更新。伊斯兰教自进入中国以来，其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一是进入中国主体社会，积极学习中国主体文化，全面参与社会生活；一是借助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各穆斯林民族都表现出了非常良好的调适能力，灵活地适应着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而又保持着其固有的伊斯兰信仰，较好地建立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

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先生追随王岱舆、刘智等先贤的步伐，探索并实践伊斯兰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马启西先生出身于临潭宗教世家，又师从汉族名儒范绳武先生学习，后设帐讲学。他对孔孟儒学和佛道教思想都有深入研究，他熟练运用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仁义礼智信”、“孝悌智勇忠”等中国传统观念解释、传播伊斯兰教教义教理，援儒入伊，化儒解伊，使儒学的精神价值和伊斯兰教的核心内涵得以交汇融通。光绪三十三年，马启西先生正式创建西道堂，与当地回族及汉、藏、撒拉、保安等各族群众共同实践先贤之道。在创建西道堂的过程中，他坚守伊斯兰信仰，以开放的文化理念和践行精神将伊斯兰文化融入中国西部多民族聚居区的社会生活中去。西道堂自创建伊始，就继承并发扬着这种开放兼容的文化理念，保持着强烈而不偏执、深刻而不狭隘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感情，与其他民族亲密地共处共荣。马启西先生信仰坚定，务实灵活，其开放的文化理念、兼容思想和通达心理成为西道堂传承百年的精神。马启西先生不仅耗尽毕生心血去传播和弘扬伊斯兰教，推动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而且提倡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尊重和互帮互助，为促进多民族地区的交往与团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西道堂大家庭的经济实践，在协调自我团队关系及与汉族、藏族等其他民族的商业关系中表现出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特点。西道堂的商业人员注重学习，具有深刻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他们不仅倡导合乎伊斯兰道德的经济行为，而且遵循儒家“真善为本、义利并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德行商，以利济世。在西道堂的经济实践中，“以儒诠经”不再是一种谈于纸上的文化理论，而是变成了一种具体可行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他们还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努力消除民族隔阂，成为加强民族交往的友谊桥梁。如在青海、西藏等地从事商业活动的西道堂人谙熟藏族文化与风俗，他们很多人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甚至可以熟练运用尼泊尔语、乌尔都语等进行商务洽谈。西道堂的经济实践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交往，同时也是一种更为开放的族际文化交流。正是基于这种开放性特质，西道堂可以敞开胸怀，欢迎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商业团队的访问与考察，并积极接受来自外界经验的指导和建议，使其自身获得反思和发展提升的宝贵资源。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间的相互交往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与吐故纳新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文化都会丰富各自的形态内容与思想境界。西道堂的百年历程虽然曲折艰难，但在开放兼容的文化理念下，在不断对时代特性的提炼转化中，造就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使西道堂能够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坚守信仰，走出来一条自信自强的道路。

（二）勇于探索的变革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想大潮的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教也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宗教文化。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先生继承先贤遗志，立志在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复兴宗教，推动民族发展。马启西先生发起并引领的宗教变革是与社会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其宗教复兴活动不仅仅包括宣扬教义、开启民智、推广文化等，还将创办实业、发展地方经济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作为宗教实践的重要部分。

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先生是一位经汉兼通、品德高尚的宗教导师，也是一位以振兴宗教为己任的改革者，热心救助教胞的社会活动家。他具备儒家君子所推崇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周易·乾》）的优良德行，勇于探索，发扬儒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思想，追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未来发展之路。他借鉴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结合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时期构建穆斯林公社（Ummah）的模式引入中国西北落后贫穷的少数民族地区，将西道堂的回、汉、藏等各族群众组织成一个互帮互助，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共同体。马启西先生充分认识到宗教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他讲经授徒，既宣扬伊斯兰教，也介绍国情与时势。他教导群众正视现实，注重实践，团结互助，以求得“两世吉庆”。历史上西道堂大家庭的经济实践采用统一组织、统一管理、资源共享、按需分配的方式。在100年前处于大动荡时期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一个极富创新的举措。在西道堂大家庭中，教众进行共同的宗教活动和经济生活，人人有事做，个个有饭吃。教众既享有充实的精神生活，也能过上较为丰裕的物质生活。顾颉刚先生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说法遍士农工贾，无一夫不尽心诚，物与民胞奠基础。立教在修齐治平，求万事皆当其用，乡和国睦著功能。”[4]

西道堂的社会经济实践充分体现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灵活性和调适性。时至今日，西道堂在百年发展中所面对过的宗教、道德、文化、教育、经济、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西道堂的勇于探索的变革思想为今天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或参考价值。西道堂现任教长敏生光先生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一千四百余年，经历了漫长的变革和调适过程。事实证明，它现在也能通过积极调适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经济建设的需求。封闭保守的宗教不会有大的发展空间，是无法与社会相适应的。无论是西道堂还是其他伊斯兰教派别，在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阐扬宗教的时代精神，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使全国各族人民和不同宗教的信仰者，达成共识，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一重大目标作出共同努力。

（三）共生互利的和谐精神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奠定了中国文化多元并育、和谐共生的基调。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说，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的存在是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平等宽容的文化态度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100年前，西道堂创建于多民族聚居的古洮州。在西北贫瘠的多民族地区，能否与当地的汉、藏等各族人民保持和睦相处，是关系到西道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启西先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积极发扬伊斯兰中正、和平的宗教理念和儒家所推崇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包容精神，确立了“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的传教处世原则。马启西先生的宗教社会思想中不仅包含有伊斯兰的坚定信仰和理性精神，而且具备中国儒家文化的仁爱之心和务实作风。他一贯认为：忠厚和平和共生互利应该是解决族际间交往问题最基本的精神与原则。

西道堂创建于多民族交汇地带，各民族交往频繁。西道堂历代教长都认为：忠厚、和平、诚信、互利乃宗教信仰者的人生之道与经济行为原则，亦是其达到超越的重要之途。西道堂的商队在贸易中恪守信用，公平买卖，互利共生，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如西道堂在历史上始终同安多地区藏族宗教上层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和民族友谊，西道堂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一直得到藏族上层和牧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藏族人民一直称呼西道堂商人为“求索玛让撒”，也就是“新教朋友”的意思，西道堂商人则称呼他们的藏族朋友为“主人家”。这种友好的经济交往至今仍在延续。良好而和谐的族际关系为西道堂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也显示出了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获得的社会声誉。

关于宗教与经济的论述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长久关注而且是闻名于世的重要议题。在他的宗教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群体社会行动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坚实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则与该群体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发展背景密切相关。正如韦伯所论述的“入世禁欲”思想对基督新教徒“天职观”的产生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一样，伊斯兰教追求“两世吉庆”的思想也与西道堂人“主道观”生活伦理的形成密不可分。西道堂创建者马启西曾对伊斯兰教“两世观”作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尔众天民也，要知浮生之无常，而后世乃无圬，即当力撇今世，紧保后世。须知今世勤劳，乃后世之田园，后世乃今世之收获，所获即其所种，未有种善而得祸者，亦未有行恶而得福者，须知此一身，乃是两世的宝库，两世之美好，尽藏一身。”基于伊斯兰教两世观，马启西为西道堂教众的宗教经济实践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由此可见，个人与群体、今世和后世的互动关系被赋予宗教信仰的神圣色彩，在互利共生、成己成人的商业实践与穆斯林“两世耕耘”的世界观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三、结论

回族从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它经历了一种从非华夏向华夏身份转变的漫长历史。回族经济文化实践的过程不仅是适应特定自然生态的过程，而且是在身份上去“他者化”的过程，即通过与中国主流社会进行广泛互动以取得华夏身份的合法性。对宗教文化思想和社会经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既要清楚认识经济实践在特定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中的复杂性，也要将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与交融作为理解影响特定人群或特殊团体社会行为的基础因素。处于多元社群结构中的西道堂宗教团体，其经济文化实践的根本动力也在于争取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合法性位置。西道堂穆斯林群体通过其经济行为，推动了不同区域经济的社会一体化进程，建构起跨越地缘、族缘和教缘等多重边界的商业网络，实现了多元文化频繁的互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道堂的实践意义是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命题相一致的，其所体现的不仅是各民族在空间构成上的文化多样性面貌，而且是多元群体的互动和依存关系。

注释：

[1]王树民：《西道堂——新社会的模型》[J].《西北世纪》，1949，4（8）。

[2]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3]高占福：《马明仁与西道堂的经济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1993，（1）。

[4]1938年顾颉刚先生访问西道堂时所赠对联。

（作者：张建芳系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丁钰梅系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