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调研，对青海省贵德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和谐进行讨论。以几个个案为例，描述了贵德地区的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社会环境和现实状况。

[关键词]：贵德地区；宗教融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一、尕旦寺的宗教信仰理念

尕旦寺，是贵德县境内一座普普通通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其规模虽不大，但历史悠久，在今日贵德地区的56座藏传佛教寺院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前往该寺进行了调研，除了参观寺院外观建筑等之外，还采访了寺院住持阿仁巴活佛，他向我们介绍了寺院的传承历史和现实情况：

尕旦寺，藏语全称“噶丹达杰林”，建于1725年，在《安多政教史》中有简短记载，另在《甘青藏传佛教寺院》（汉文）和《海南州寺院志》（藏文）中也作了介绍。尕旦寺是由塔尔寺第二十七任住持弥涅·洛哲达杰创建，这位高僧的家乡正好是建寺所在地。由于法脉传承关系，尕旦寺属于塔尔寺的一座子寺，它在历史上最盛时期寺僧达120多人。

尕旦寺的法事仪轨，遵循塔尔寺密宗院传承，故该寺归属密宗寺院。相传贵德地区没有传承显宗的寺院，都是密宗寺院。这是贵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一大文化特色。究其原因，只能从风水的角度解释，贵德地区适合建造密宗寺院，却没有建立显宗寺院的缘分。

尕旦寺在1966年的“文革”中被毁，1980年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又开始重建，直至当前依然处于修建恢复之中。1982年建造宗喀巴佛殿，1989年建造大经堂。大经堂外墙大门上建有鼓楼，酷似汉式建筑，其功能在于敲钟，以便通知僧众，何时举行法会或在大经堂上早课念经。

尕旦寺在其历史上产生了三个活佛世系：1、阿仁仓活佛，本寺寺主，现已转世为第15代活佛；2、阿仁巴活佛，已转世为第5代活佛，现任贵德县政协副主席、县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3、桑加活佛，现转世灵童为第7代活佛。

目前，尕旦寺只有24位僧人，其中年龄最大者82岁，最小的11岁（共2人），其余绝大多数年龄段处于30岁至40岁之间，而且都是小学文化程度，他们兼懂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在僧人中，年龄20岁左右的很少，这是未来寺僧断层或青黄不接的预兆。尕旦寺僧人的经济来源有几种途径：第一，由于僧人都来自农村，他们在家里有一份农田；第二，藏族农村还保持着给自家僧人送粮食的传统习俗；第三，该寺僧人尚有到村民家中念经化缘的习惯。

尕旦寺的信众对象绝大多数是藏族百姓，约占98%，河东乡境内有9个藏族村落，主要分布在盖瓦六庄，以农业为主。汉族信众约占2%。由于该地区比较贫穷，村民收入不高，尕旦寺的经济陷入困境，其活佛不得不外出化缘，主要去内地大城市募捐，修缮寺院。如今，寺院建筑以及僧人生活条件与过去相比，有很大提高和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1]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尕旦寺的演进历史、文化特质、经济运作、寺僧生活和现实状况。阿仁巴活佛作为寺院住持或权威人士，在全方位、多层面介绍尕旦寺的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又向我们提供了追述有关尕旦寺历史的文献依据。因此，笔者通过阿仁巴活佛提供的线索，在《安多政教史》中查到了有关尕旦寺历史的记述：“噶丹达吉林寺是弥涅·洛哲达杰所建。洛哲达杰转世的呼毕勒罕，是楚程旦白尼玛。彼师任噶丹达吉林寺法台，给该寺经堂殿顶安装了鎏金宝瓶。阿仁·益西噶桑出生在阿仁村。他曾入西藏甘丹寺学习，成为一位著名的格西，有几部著作，曾任塔尔寺密宗院法台。他经常住在噶丹达吉林寺，因而转世的历世活佛主持这个寺的寺务。”[2]噶丹达吉林寺即今日的尕旦寺，由此可见，尕旦寺最初由弥涅·洛哲达杰创建，后经楚程旦白尼玛、阿仁·益西噶桑等高僧大德扩建，寺院不断发展，最终形成规模。众所周知，尕旦寺作为一座格鲁派寺院，其历史传承并不算最为悠久，但它是清代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高僧亲自创建，并且属于塔尔寺子寺。所以，尕旦寺在贵德地区有较高的宗教地位，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说，历史赐予尕旦寺的文化遗产和发展空间，今日依然能够从中获取实惠。

尕旦寺同其他寺院一样，今后的发展走向已经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寺僧青黄不接，将来会面临寺僧断层的危机。尕旦寺僧人中处在30、40岁年龄段的占绝大多数，而30岁以下年龄段的则较少。据分析，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严，每家每户都养育了几个孩子，而孩子多了自然有出家为僧者。后来各级政府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个人不愿生育多个孩子。据当地人说，这与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大有关，主要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包括对孩子的教育、就业以及成家立业等各个方面的经济负担。所以，农家孩子也非常少，不愿让男孩出家为僧，导致寺院僧人青黄不接，逐年递减。

此外，虽然尕旦寺周边农区的信教群众仍然虔诚信仰藏传佛教，然而，随着经济压力不断加大，人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生产劳动之中。也就是说，大家都忙于生计，没有空闲时间参与更多的宗教信仰活动，造成前来朝圣拜佛的信众锐减，导致寺院香火不旺，寺院经济遇到困难。

从尕旦寺现状来看，尽管寺院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其管理层僧人知难而进，发扬佛教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优良传统和人文关怀，始终坚持不分族群、不分教派的理念，面向社会大众，服务群众，赢得四面八方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而且，各民族百姓，尤其是内地大中型城市的信众，已成为尕旦寺的重要施主和资金上的有力保障者，他们支持着尕旦寺的修缮和建设。

目前尕旦寺开始体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特征。首先，在寺院建筑上，呈现了多元文化艺术的风格。如“大经堂围墙大门上建有鼓楼，酷似汉式建筑”；其次，寺院的宗教服务对象趋向于多民族多区域。以藏族信众为主体，又辅以汉族信徒；区域范围不局限于贵德地区，扩大到内地个别大城市；第三，将尕旦寺打造成为一座在各民族宗教之间起到和睦相处作用的模范寺院，这是尕旦寺的宏伟蓝图。为此，寺院不仅提倡各村落村民之间相互帮助，而且在各宗教之间搭建相互扶持的桥梁。如清真寺修缮改建之际，尕旦寺积极主动地捐款；第四，尕旦寺救济困难群众时，不分民族身份，不看信仰对象。如寺院向回族困难户捐款后，受助者感动地说：“虽然民族身份不同，但是大家的心连在一起，是相同的。”[3]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敬意。

二、汉藏文化交融之文昌宫

贵德地区的藏族群众和汉族百姓在其历史上形成相互信仰或崇拜对方民间个别神灵的习俗，从而营造了多元民族共同崇拜和祭祀一尊神灵的独特信仰文化氛围。实际上，这是藏汉两个民族在过去历史上频繁交往和杂居生活而自然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和谐交融的优良传统，其中“文昌信仰”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目前文昌信仰不仅是一种区域性的民间宗教文化现象，而且成为贵德地区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和谐相处方面的最大文化亮点。当然，多族群相互祭拜民间神灵或神佛的文化现象，有其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安多政教史》记载：“黄河自西向东不尽滚滚地向前奔流在南岸的郭拉沟、贡哇沟、尕饶沟三条河沟的沟口，有贵德城。城外有三世佛殿、大威德金刚佛殿、六臂怙主殿、法王殿，有众多护法神齐集列座的穆尼亥护法神殿，又称穆尼亥九层殿。年羹尧的兵士来到时，阎罗法王神像显怒容向下直视门口，因此兵士畏惧，未敢破坏该神殿。至今，法王神像依旧怒目而视。曾经有位汉人官员在殿旁附近建了一座庄园，出现了法王坐骑水牛和牛角等变异征兆，未敢居住。又说，同时出现了阎罗法王和骑狮护法神显现的许多神变。现在，当地的汉人也供奉这些神祇。”[4]文中描述了贵德地区汉族百姓何以祭拜藏传佛教神佛的原因，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在精神层面上建构的任何宗教信仰范式，都是人类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的需求。也就是说，同一地域共存的多族群一旦在精神文化上找到共同性，尤其在宗教信仰上取得相互认可并建立多元一体的信仰体系，他们基本上完成了造就一个和睦相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宏伟蓝图。

此外，藏族群众在其历史上又是如何构建祭拜汉族民间神灵的信仰体系的呢？在《安多政教史》中有一段记载：“贵德地区的地方神的神庙，位于日安德吉沟的沟口。这座庙的后山，远看像个宝座，所以被称为‘赤尕’宝座台。”[5]引文中所谓的“神庙”是指“文昌宫”，神殿内供奉着“文昌爷”或称“文昌君”。不难看出，藏族群众将“文昌爷”本土化，俨然成为贵德地区的保护神或地方神。如此，“文昌爷”自然成为藏族群众祭拜的对象。所以，藏族群众将“文昌爷”称为“阿尼域拉”，意为“地方神”，随之“文昌宫”也被称之为“域拉康”，意为“地方神殿”。这种在外在形式或概念上地方化和民族化之后，藏族群众崇拜和祭祀“文昌爷”，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民间信仰。据记载：“文昌庙，在城西十二里古边城外……汉族信仰、土民供奉，每逢朔望，香烟甚盛，有事祈祷，灵验显著，久为汉藏祈福消灾之所。”[6]

笔者于2012年9月9日对贵德文昌宫作了实地考察，据说文昌宫在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登记注册为藏传佛教寺院。目前，文昌宫实行社会化管理或称三级管理模式，即县、乡、村三级共同管理。由河西乡所属几个汉藏村落的8名汉藏农民组成管委会具体管理文昌宫的日常事务，平日轮流值班。

前来朝拜文昌宫的信众主要是藏族和汉族，双方人数差不多，只有回族人数较少，每天最多一人。文昌宫周边地区的信教百姓，平日去煨桑或叩拜，其目的除了保佑自家平安外，还包含祈求整个村落百姓消灾消难，安康幸福。因此，贵德文昌宫香火旺盛，收入颇丰，每年有60-70万布施收入。文昌宫经过几年逐年的扩建，如今已形成规模。[7]

三、河阴镇清真寺文化内涵

河阴镇清真寺是贵德县境内最大的清真寺，不仅具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而且有着良好的寺务管理制度。《贵德县志》记载：“（河阴镇清真寺）在县城清真巷，是全县最大的伊斯兰教寺院。修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寺院大殿和唤醒楼（即木纳乃）是仿平安县洪水泉清真寺模式，定向正西偏南25度，整个建筑艺术较高，大殿顶部是拱起的天罗伞形的阿拉伯六角屋顶，精细浮雕，富丽美观，殿堂门顶上镶嵌有砖雕的‘开天古教’匾额一块。除大殿、唤醒楼外，另有其他房屋18间。寺院附设有‘贵德县阿文中学’，每年接收满拉，教授阿拉伯文，诵经传礼，培养宗教职业人员……1958年前寺院由教长、阿訇、乡老为主体的董事会主持。1980年后，由信教群众民主选举的寺管会管理寺务。”[8]从中可知，河阴镇清真寺创建至今，已有近80年的历史。今日的清真寺建筑外观更加成熟，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同时，清真寺在河阴镇乃至海南州地区有着良好的社会影响。

笔者实地观察了河阴镇清真寺，采访了清真寺教长，从而获得了直观的认识和较为全面的了解。据清真寺教长马文奎先生介绍，河阴镇清真寺属于伊斯兰教新派，河阴镇共有3座清真寺，所谓河阴镇清真寺，实际上是指清真大寺，其余两座清真寺规模很小。清真大寺信众，包括回族、撒拉族和东乡族等多民族，他们在民俗礼仪上有所区别，但这不影响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尤其是清真大寺在新旧两派之间推行求同存异、团结共处的原则，不分你我他，都在一起做礼拜。他们有意避免不当言论，至今没有发生任何矛盾，所以贵德河阴镇清真寺成为海南全州乃至青海省境内最和谐的教派和清真寺。此外，贵德县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在于清真寺和回族在海南全州所占比例高，社会影响较大。譬如，海南全州有72座清真寺，12000多回族人口，其中贵德县境内有37座清真寺，3000多回族人口。贵德县的清真寺已占海南全州清真寺的二分之一。[9]由此可见，贵德地区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的安定团结，在海南藏族自治州乃至青海省具有重要意义。

四、移民村的宗教生活情趣

1、贵南县德茫村搬迁户

多杰仁钦，1949年出生，身体健壮、动作灵敏，根本看不出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笔者采访他家时，他正在做木工修建房屋。他欣然答应采访，家人给笔者倒茶，并端来大饼馍馍。他和笔者开玩笑地说，你们不抽烟是因为怕死，而他不怕死，要抽烟。多杰仁钦的母亲尚健在，已经89岁高龄，身体稍显消瘦，但很健康，思路清楚。她认为新家（新村环境）不如老家好，她喜欢在老家生活。

搬迁户的房子是从2010年开始修建的，第一次搬迁是在1989年，安置地址位于贵南县境内，搬迁户230户，其中三分之一（70户）此次又搬迁到贵德县境内，这是第二次搬迁。所以，此次没有搬迁费，第一次拿到搬迁费，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分发，只有几百元。第二次搬迁时，贵南县政府给他们修建了四间平房和桩廓（院墙），安装了大门，其余房子屋檐走廊等由自己修建。家家都修建了屋檐走廊，这样接近村落传统房屋建筑形制，感觉上很舒适。

在新的搬迁地每人分到2亩地，灌溉水是从黄河里用电抽水，饮用水需要第二次抽水解决。因此，最大问题是缺水，而且搬迁地当地人叫“北山湾”，是贵德县最热的地方。此外，当地尚有洪水隐患，政府正在修抗洪堤坝。

据说搬迁地原属贵南县牧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买下的土地，当时有个草业公司在这里种蔬菜。由于搬迁户需要自己买煤，因此这是他们在搬迁地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和面临的新挑战。村民每年只有600元补助费，其余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在贵德县城打工，或到其他地方去打工，还包括挖冬虫夏草。

搬迁户新村的宗教信仰情况是，贵南县德茫村搬迁户是夏多乡农民，按照传统属于夏茸尕布活佛的教民。历史上芒（芒拉乡）、巴（巴沟乡）和夏（夏多乡）三地信众属于夏茸尕布活佛的管辖，至今三地信众依然认可。此外，夏多乡有两座寺院：灿康寺和擦俄寺，前者有30-40名僧人，后者有40-50名僧人。这两座寺院是夏多乡信众就近朝佛的寺院。另外，原村落里有嘛呢康和佛塔。同时，贵南县德茫村村民也祭拜文昌爷。

目前，贵南县德茫村搬迁户在移民村准备修建一座嘛呢康，已经买下一块地，但尚未筹集到修建嘛呢康的款项，因此不知何时能够建成。所以，当前搬迁户村民只有去贵德珍珠寺和嘛呢曲阔（指中华福运轮）等佛教圣地朝佛，以满足各自的宗教信仰需求。[10]

2、尕让江拉新村搬迁户

尕让江拉新村是贵德本县的搬迁户，在公路边立有牌子，上面写着“江拉新村”村名，一目了然，容易寻找。移民村位于黄河北岸，故又称“河北新村”，是从贵德县尕让乡江拉地方迁移过来的。村民们在新的居住点已修建了一座嘛呢康和一座佛塔，供村民老人和在家人转经拜佛。所以，嘛呢康成为村民参与民间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此外，尕让江拉新村按照藏族传统村落的布局或特点，目前正在村落东边的路口居高位置修建佛塔，以便将来经过这里的路人知道该地方是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村落。

据嘛呢康转经的村民讲，江拉新村有90多户，其中汉族约有18户，其余均为藏族村民。汉族村民也是从尕让乡江拉地方迁移过来的，他们很早就在江拉地方居住。传说这些汉族村民是以前江拉藏族头人招来的汉族仆人，后来发展成为今日的江拉地方汉族村民，他们同藏族村民和睦相处，在宗教信仰上也同藏族村民一样信仰藏传佛教，在村里修建嘛呢康和佛塔时与藏族村民一样，积极捐献钱财，他们平时亦参与嘛呢康的宗教活动。[11]

结语

无论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尕旦寺、汉藏文化交融的文昌宫，还是河阴镇清真寺的伊斯兰文化、移民新村的宗教生活风情，都在述说贵德地区的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实情。不难看出，各民族共同的信念、期望以及共同的生存环境，使多元文化在其碰撞中迅速找到了融合的途径，实现了文化的创新，从而具备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社会文化功能。有学者指出，“在现实中，社会与个人并不是对抗的两极。社会文化提供了个人赖以生存创造的原材料。如果文化贫瘠，个人便会受害；如果它丰富灿烂，个人便可得到较大的发展机会。每个男女的每种私人兴趣都得益于其文明丰富的传统宝库。”[12]贵德地区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就是如此继承和发展，而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

注释：

[1][3]2012年9月7日采访尕旦寺阿仁巴活佛笔录整理。

[2][5]智贡巴·官却丹巴热杰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87、284页。

[4]智贡巴·官却丹巴热杰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82-283页。

[6]根据《贵德县志稿》记载。

[7]2012年9月9日采访贵德文昌宫管委会原主任张先生笔记整理。

[8]《贵德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559页。

[9]根据贵德县河阴镇清真寺教长马文奎先生采访笔记整理。

[10]根据贵南县德茫村搬迁户多杰仁钦采访笔记整理。

[11]根据尕让江拉新村搬迁户村民采访笔记整理。

[1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张燕、傅铿译：《文化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