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之间，与郑君相识已有10年。

他是位敬业精进的青年，身居并非声名显赫的江阴古城，却有一种孜孜以求、广结善缘的诚意，以致曾使不少京城的知名学者专程去古城赴会。那真是郑君这小青年的面子。

如今郑君也不是小青年了，年近不惑，智慧陡增，不仅自己有悟性，而且能够现身说法，登台阔论，于是有了这本关于《坛经》的演讲录。他约我写序，10年的交情，是不能推辞的。谬称为师，其实在师友之间而已。先睹为快，沾光的倒是我。

通读之后，深感郑君现在已是鱼龙变化，必须刮目相看了。25年来，自南怀瑾先生的大作传入内地，其文风谈吐、论说纵横，所向披靡。尽管学术界颇有微辞，毕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其汪洋恣肆、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机锋论辩，还是征服了亿万的读者。“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而在“南风”徐来之际，内地的许多智者也在风中鼓翅。我想，郑君应该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出色的。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们依稀感受到“南风”的气息。这也不易！焉知十数年后，不会刮起一阵“郑风”呢？我祝愿八面来风，其中就有“郑风”。

其实，这种类似“俗讲”的佛教解经方式，自古有之，即所谓“唱导”。我在《中国佛教表现艺术》一书中有所论述，认为它甚至可以称之为一门艺术。远在魏晋时代，就有“唱导师”。《高僧传》的作者梁释慧皎为它下了一个定义，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这个定义十分重要，它表明：唱导师注重的是对佛法教义的宣扬提倡，对民众心智的开发导引。

慧皎讲述了“唱导”的由来：

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颖等十有余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

唱导，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产物，从初传开始已经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产生，其主要形式是“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而庐山慧远为它创立基本规则，代代相传，才成为不可改变的传统，从慧远（334-416）到慧皎（496-554），已经有138年的历史。其最突出的特征，是规定了内容：“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其一切艺术手段，都是为表现这个特定内容服务的。

我之所以称其为表现艺术，是由于唱导的艺术效果是惊人的。例如《高僧传》所记录的充分发挥“导师”作用的“八关斋”道场：

至如八关初夕，旋绕行周。烟盖停氛，灯惟靖耀。四众专心，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恋慕。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

许多文章在引用上述文字时，常常误以为这是佛教音乐造成的效果。特别是“各各弹指，人人唱佛”一句，其中一个“唱”字，加重了这种误解。其实，此唱乃诵唱之唱，彼唱乃歌唱之唱，并非只要一“唱”便都是音乐。

虽然不是歌唱，但是唱导师却能够在“谈无常”“语地狱”“征昔因”“核当果”“谈怡乐”“叙哀戚”的过程中，以语言的魅力，取得“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的效果；这样的“导师”，实在也是大艺术家。能够列入《高僧传》的，“皆以赏悟适时，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称，故编《高僧》之末。”因此，可以想象到，当时确实涌现了一大批以唱导闻名于世的、以演说见长的佛教表现艺术家。

看到这个群体，才能真正理解唱导与转读的不同。简而言之，括而明之，转读是在“唱”，唱导是在“说”，这是两种各具特色的不同的表现艺术形式。唱导之“唱”，按《说文》“唱者导也”，应认定为“倡”的通假字，即“倡导”某种思想，其表现艺术的特色是与梵音高扬、婉转嘹亮的转读截然不同的。因此，慧皎曾给予精辟的概括：

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搉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

显而易见，“声、辩、才、博”，不是对一个音乐家或歌唱家的素质要求，因为在音乐和歌唱的艺术表现过程中，歌唱家既不需要辨析什么道理，也不需要显示什么博学；而且，此处之“声”，是拍案惊奇、足以警醒听众的声音；此处之“才”，是口似悬河、舌如利剑的才华，这“声、辩、才、博”，完全是对一个出色演说家的素养和技能的基本要求。所谓“言无可采”，“语无依据”，直接表明其表现形式恰好在“言”“语”之间。只有对“声、辩、才、博”重新理解和认识，才能准确判断“唱导”到底何所指。

当然，中国佛教历史上的这些特殊的“演说家”，他们同时又必须是一批虔诚而勤勉的口似悬河的“传教士”，他们要坚定地围绕着“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的基本宗旨，施展出超越两晋名士的语言功力，旱地拔葱，晴天霹雳，旁征博引，辩才无碍。

而且，这些特殊的“演说家”，他们不仅要提升自身的这“四贵”，还要对所需开导的社会各阶层的心态洞若观火，把握分寸，直指人心，甚至要以巧妙动人的语言说服君王，所谓“适以人时”，“与事而兴”，“知时知众”：

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

这一段所用的动词，没有一个是表明与音乐或歌唱有关的。恰恰相反，诸如“切语”“苦陈”“兼引”“绮综”“直谈”“言辞”“陈斥”，几乎都是在演说。除去针对不同对象而对内容分别掌控之外，唱导师还必须“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什么是最上乘的演说家？那就是在表达技巧方面，不惜故意“恳切感人，倾诚动物”，要表现得比真实的更真切。如果不是慧皎自己这样说，后人谁敢去想象会有一批大师级的高僧作如此表现吗？

我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南老师，还是郑学兄，他们从字里行间透漏给我们的，正是从古代唱导师所创立延续和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国佛教表现艺术。而弘扬这种艺术的，不仅有身处佛门之内的缁衣僧侣，还有身处大众之中的白衣学者。“白衣说法”，自古不乏其人，从维摩诘到傅大士，从南老师到郑学兄，他们的或卓越或出色的表现，为佛门增辉，为大众作伐，都应该得到尊重。

如果要我再次祝福郑君的话，我祝愿他精进不息，以“声、辩、才、博”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仅成为一位佛学界的大学者，而且成为一位佛教表现艺术的大演说家。

　　　　　　　　　　　　   　　　　　沛溪　 丁亥三伏首日于京

注：沛溪，即王志远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通智胜景观规划设计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