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地藏菩萨以形象多样而著称，披戴风帽像最为典型突出但并非出自经典，而与唐代《道明和尚还魂记》有密切关系。山西临猗出土的绢画更反映出其演进过程。通过地藏菩萨主要类型的梳理，可知地藏信仰发展过程中，形象特征也有重要作用与突出表现。

[关键词]：地藏菩萨；佛装佛像；菩萨形；沙门形；风帽像

地藏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唐宋以来在中国发展演化、为民间丧葬习俗所尊，形成了对东亚地区的深远影响。地藏信仰的演进幅度较大，与之相应的形象特征变化亦大。地藏菩萨有佛、菩萨、僧人三种形象，最典型的形象是戴着风帽的僧人形，手持锡杖与宝珠，胁侍道明和尚与金毛狮子的形象，还有包括六道轮回与十殿冥王的复杂组合。

佛教美术中图像的依据是佛教经典，这是一般规律，也是图像学的基本规则[1]。无论何种宗教的图像，多依如此规律。但是具体而言，会有种种变化。地藏信仰与形象演进中，就有这种情况。本土僧人撰述的疑伪经典等起到了很大作用。其实汉文地藏诸经中，只有《十轮经》是译自梵本的真经，而《地藏菩萨本愿经》较其所起作用或许更大。再加上《十王经》等的弘扬，地藏菩萨终于成为幽冥世界的主宰，确立了东亚幽冥信仰的基本特征。从经典与图像的相互结合与补充，对此状况可看得更加清楚。

地藏菩萨统摄十王、执掌幽冥的过程是步步渐进具体而成，并非一蹴而就的。晚唐出现的《阎罗王授记经》及其发展——图赞本《佛说十王经》，构造了中国的中阴炼狱——冥府十王[2]。《地藏菩萨经》与《道明和尚还魂记》则进而起到作用。《十王经》开始只将地藏作六菩萨之一画出，后来则在卷首画中统领十王。其地位升迁就与疑伪《地藏菩萨经》有关。此经非常短小[3]，叙说地藏从南天来到阎罗王旁，对入炼狱——中阴处的灵魂，共同审判断案[4]。这个小经弥补了《十王经》的不足，使地藏进入了十王体系。笔者在《地藏菩萨统领十王的进程》一文中对此已有探讨[5]。董文员所绘《十王经》卷首就写有此经，插图中也有阎罗与地藏并坐。石窟摩崖雕刻也有例证，如四川绵阳北山院9号龛、新发现的安岳香坛寺摩崖雕刻，都可见到。两者都有地藏与阎罗并坐。但香坛寺雕造更为复杂。它是两个龛组成，一个大龛与绵阳龛像相似，分为数个龛格，中间主要龛格刻有地藏与阎罗。其旁有一略小的龛，只雕了地藏菩萨。这样，地藏菩萨与阎罗及十王形成了双重的并坐。对比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北山院地藏为露顶，而香坛寺地藏则戴着风帽（虽有残损，仍可认定）。地藏戴风帽9世纪末已有出现，10世纪后很是流行。这个戴帽地藏的由来何在呢？

辽代僧人常谨所《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中曾有一条记载[6]，说是五代天福年间，西印度沙门智祐，带着十王地藏图像，来到中国。图中地藏戴着冠帽，手中锡杖宝珠，身下有十王。这个记载似为来源不明的地藏十王像提供了重要根据。但实际材料证明，十王造像早在晚唐已经出现。绵阳北山院地藏十王像唐中和年（882）前后已造出（证明确立十王的《阎罗王授记经》9世纪已有），地藏未戴冠帽。资中西崖地藏十王龛有唐景福二年（893）题记[7]，地藏已披风帽。所以，十王形象不会由西印度五代时传入，其冠帽说亦不可靠。

风帽地藏的由来，其实缘于《道明和尚还魂记》。此文甚至不是疑伪经，只是敦煌文书中的入冥故事。但其所说覆顶地藏影响深远，成为后来最典型形象。讨论此记及图像之前，先应了解地藏菩萨形貌基本情况。

一、地藏形貌

地藏菩萨经典仪轨有僧人形、菩萨形，还有40余种神通变化身表现，但少有图像体现。

僧人形说见于凉译与唐译《十轮经》。北凉译本《大方广十轮经》序品说大集会时，“是地藏菩萨沙门像，现神通力之所变化”[8]。还有很多菩萨随地藏以神通力俱来至此，悉作声闻像，在如来前，礼佛说偈。

唐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菩萨十轮经》序品有同样描述，地藏菩萨与众多菩萨前来礼佛，“并诸眷属作声闻像，将来至此，以神通力现是变化”。其下重申并有偈颂[9]。

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以神通力现声闻像。从南方来至佛前住。

地藏真大士，具杜多功德。现声闻色相，来稽首大师[10]。

经典中地藏神通力不止于此。此经序品说地藏可以变幻的种种形象，不少于观音的三十三相或在三十二身[11]，若“作梵天身成就众生……或作地狱身”，共有四十二身之多[12]。地藏化佛身在《十轮经》此处可见，虽然北凉译本并无“佛身”，唐代译本才有。而敦煌文书《礼赞地藏菩萨忏愿仪》（北8422［重22］号），是依照经文撰成忏悔仪愿，却强调了圣人身中佛形、菩萨等形[13]。

密宗典籍之中，则菩萨形象与沙门形貌皆具。如善无畏《大日经》、《地藏菩萨仪轨》中都有地藏菩萨形象及持花服袈裟的记载。“次说画像法……一手持盈花形”[14]，其仪轨并东传日本，记存于《觉禅抄》等等之中[15]。

艺术图像类型中地藏至少有佛形、菩萨形、声闻形三种，后者又分三种，光头、戴帽、戴冠。佛像形例证主要在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其初盛唐期千佛洞内中心柱侧与壁面，多个小龛中有对称雕出、左右舒相坐即半跏姿的双像，也有单像。服装为通肩、袒右式袈裟，头面多残损但顶有肉髻。手势多为横放胸腹前，也有持宝珠者。武周圣历元年（695）高叔夏、证圣元年（699）元思睿题记等，明说造地藏菩萨之像。

龙门石窟菩萨形是出现最早的地藏像，有些可能早至初唐贞观年间。其中有坐姿立势皆有，袒身着裙，帔带绕身，佩璎珠圈，顶束发髻。手中或持宝珠、或提净瓶，几乎全同于胁侍释迦的菩萨、或胁侍弥陀的观音。其中半跏而坐姿态仍居多一些，也有个别地藏为主像具有胁侍。龙门石窟的僧形地藏也有重要代表作。如宾阳中洞上方手中现五道轮回的僧形立像。还有牛懿德造像，半跏右舒相坐，手扬起，头上有高肉髻，但袒身披帔带为菩萨衣装。河北隆尧宣务山曾有龙朔年间（661-663）地藏像，较龙门麟德元年（664）纪年像稍早，初唐僧形象还见于邯郸南响堂山石窟。

此后地藏种类渐趋丰富。地藏与六道、地藏与十王、地藏与道明以及地藏与观音等相继出现。地藏进入十殿阎罗体系，先是并坐，再为统领，还出现道明与判官等胁侍。地藏本身的特点即服饰等也有变化，最重要就是沙门形僧人像式戴上了风帽，所执法器以锡杖与宝珠为主。而所存遗迹中有纸本经绘、绢麻幡轴、壁画、石窟雕刻等，以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为多，四川与重庆的摩崖雕造也不在少数。画史中《五代名画补遗》说张图善画十王地藏、《图画见闻志》记五代初“王乔士画佛道人物，尤爱画地藏菩萨十王像，凡有百余本传于世”。总之，10世纪以来最为典型之像，是地藏居画面主尊，头戴风帽，项饰璎珞。身着袈裟，跏趺坐于莲台、右手执锡杖、左手或捧珠或结印。身旁胁侍着道明和尚、或同金毛狮子。至于明清时九华山的圣僧——新罗来华的金地藏像，则以僧人衣装而戴五佛冠。

二、《道明和尚还魂记》

藏经洞具有纪年的风帽地藏像有四件绢画，时代都集中在北宋。英国藏SP.19北宋建隆四年（963）康清奴所施地藏掌六道图[16]。法国藏（MG17659）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千手观音画下方题记旁有地藏像，侍有道明与狮子。榜题“此是地藏菩萨来会鉴物时”，“道明和尚却返时”，“金毛狮子助圣时”。此图的题记明显表示出与《道明和尚还魂记》（敦煌文书S.3092号）的关系[17]。法藏（MG.17662）太平兴国八年（983）像，画被帽地藏与六道、十王判官，下有道明和尚与金毛狮子。图下还有引路王菩萨与供养人。甘肃省博物馆藏北宋淳化二年（991）父母恩重经变下方题记两旁画着地藏菩萨与供养人[18]。其地藏旁有两侍女，前有跪僧应为道明，无金毛狮子。敦煌被帽地藏中其实类型很多。石窟壁画中还有五代第305窟甬道地藏、375窟地藏与十王、379窟具道明题记地藏十王等等之像，西夏154窟地藏像等。敦煌藏经洞白描画稿中也有晚唐五代风帽地藏，还有色绘纸本（P.4070号）与版画印本（P.4515:5）。从造型组织要素来说，也是从简到繁，既有独身幡画，也有繁复的六道十王等。

风帽地藏当然不止于敦煌一地，川渝地区唐宋石窟实例也不少。向前追溯，晚唐风帽地藏已有出现之例，如四川资中就有北崖两龛戴帽地藏，而西崖则有两龛地藏十王龛，亦披帽，一龛主像座前卧一狮，另一则具晚唐景福二年（893）题记[19]。作为十王信仰根源的《十王经》插图之中，风帽地藏与露顶地藏就交错出现。而山西省临猗县北宋塔基出土的绢画中，体现出非常独特的双地藏像，一为露顶、一为风帽。而至明清时期，道明和尚与新罗来华的金地藏传说融合，道明与闵长者（传为道明之父）侍立在下，金毛狮子在部分画面中消失，而地藏头上的风帽也换成了五佛冠。

由于风帽地藏的根据并非严格的仪轨经典，所以其出现不是统一划齐，而是交错出现。风帽地藏出现以后，露顶地藏仍然存在。松本荣一认为是声闻形象的一种变体。风帽地藏其实是时代与信仰所需。由于披戴风帽，使其形象更具威严与气度，与常见的罗汉与佛弟子区分。这与佛教美术的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唐代以后罗汉形象益愈发展，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也渐盛行。圣僧之中如僧伽大圣也有披戴风帽，甚至玄奘也有披巾戴帽像替代露顶之像，这对理解地藏风帽有重要价值[20]。综合而言，时代发展、信众的需要，使近同于弟子罗汉的僧形地藏像变化，风帽地藏才会应运而生。

英藏敦煌文书S.3092号有一段归愿文与《道明和尚还魂记》。其中说襄州开元寺僧道明，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八日，被二黄衣使者追至阎罗王所后，发现错了，应追者是龙兴寺道明。所以将他发还。道明正欲辞别阎王，回归人世时[21]：

举头回顾，见一禅僧，目比青莲，面如满月，宝莲承足，璎珞装严，锡振金镮，纳裁云水。菩萨问道明：汝识吾否？道明曰：耳目凡贱，不识尊容。汝熟视之，吾是地藏也。彼处形容与此不同。如何阎浮提形□□□□襕，手持志宝，露顶不覆，垂珠花缨？此传者之谬……阎浮提众生多不相识。汝子细观我……一一分明，传之于世。……道明便去，刹那之间，至本州岛院内苏息，彼会列丹青，图写真容，流传于世[22]。

入冥故事在中古时期极为普遍，多为劝善诫恶，但此故事核心内容较为特别。即道明欲归人世时，举头回顾见到地藏菩萨。地藏对道明谆谆教诲说，世间流传他的形象错谬了。要他认真看，回去改正。这里恰就涉及图像学中标识问题。圣像的身份常依特定器物或形象特征来确定，此记中，道明初不识地藏。然而地藏要道明看清楚其形象，以区别世间错谬的“阎浮提形”。

此处关键是“露顶不覆”，菩萨戴冠不露头顶。道明所见是“一禅僧”形象，所以必非菩萨。无论所持宝珠或莲花与“露顶不覆”，都符合于经典仪轨，但《还魂记》中却说是错了。因而《还魂记》反映了中国民众对地藏形象的诉求。此记还说地藏的坐骑金毛狮子为文殊菩萨，也没有经典依据。由此可知，区别于佛教仪轨中“露顶不覆”，流传于世的典型地藏形象，披风帽、持锡杖、拿宝珠，金毛狮子随侍，是中国化的组合了。

三、山西临猗出土绢画

《道明和尚还魂记》说为唐大历年间（778）事，实际上的形成必会为较晚一些。如上文所说，披戴风帽的地藏菩萨在晚唐已有出现，其后转而繁盛。配合的披风帽地藏像也有各种情况，或为单独地藏像、或有六道、或附十王，或有道明与金毛狮子。但风帽地藏仍然益愈成为主流。虽然如此，露顶的地藏像并没有消失，一直到晚近时代都有存在，或许因为《道明和尚还魂记》的说法，并不如佛教经典仪轨那样具有约束力。不过，在风帽地藏最初出现的阶段，露顶地藏并不消失，更是引人注意。譬如图赞本《佛说十王经》中，就有两种形象的地藏出现。而山西临猗塔基出土的绢画，更是值得注目与详细推究。

现知敦煌本插图《十王经》共有六件。除日本天理图书馆藏一回鹘文本外皆汉文本，即P.2003号、P.2879号、P.4523+SP78（Cftcii.001）、SP80（Cft.404+Cft.212）+S.3961号、日本所藏董文员绘卷。后者为北宋开宝四年（971）之作，余均为五代至北宋初作品。这些图卷中有些阎罗王与地藏菩萨并坐，卷首画则有释迦授记与地藏十王图两种，前者全卷地藏只在六菩萨图之中，后者无此图。

P.2003号的卷首为释迦授记，画面中没有地藏，却有道明与金毛狮子。地藏为六菩萨之一（其他为龙树、救苦观世音、常悲、金刚藏、陀罗尼），且是风帽形象。阎罗王处也没有地藏。P.2879号卷首图同上，却有道明及两童子而无狮子。其地藏亦为六菩萨之一，却是露顶光头形象。此图的阎罗王处却有地藏同坐，形象又是风帽地藏，且侍道明及狮子。董文员绘卷的卷首画仍同上，画中人物全同P.2870号，有道明无狮子。画中阎罗与地藏并处，也是风帽形象，亦有道明与狮子。

法国与英国各藏五王的P.4523+SP78（Cftcii.001）没有文字。其卷首为风帽地藏统领十王，卷中没有六菩萨图。地藏菩萨与阎罗并坐，却是露顶形象。SP80（Cft.404+Cft.212）+S.3961号卷首为风帽地藏统领十王，亦无六菩萨。地藏与阎罗并坐，也是露顶形象。这两种卷首图以风帽地藏为主尊统领十王，并取消六菩萨，明显反映出地藏地位的上升。但是其画卷中与阎罗王共在一处的地藏，却不是风帽像，反而是较早期的露顶像。这两个图卷中以微妙因素体现出的风帽与露顶地藏的共同出现，在山西一绢画中得到突出反映。

山西省临猗县一北宋塔基曾出两幅五代绢画[23]。其中一幅为地藏十王。主尊为被帽地藏形貌清晰无疑，其风帽上还有环结，胸佩项圈，半跏而坐。其下方有两层人物，手奉文卷身着冠袍者应为判官，再下排列身穿官服者为十王形象。

另一图非常特别。主像禅定姿趺坐，身着偏衫袈裟，手持九品往生手印。其左上角有榜题框，其内字约略有“佛”等，所以应为阿弥陀佛。其下胁侍两尊菩萨，形式十分独特。虽然均穿袈裟，趺坐方形须弥座，有圆形项光与身光。但一为露顶光头形象，持宝珠，佩项圈，右手似前伸持印契（或持明珠），左手仍似奉明珠。而另一为覆顶披风帽、持锡杖。其冠帽也颇为奇特，黑色中露菱形浅色。其下方两边各坐有五人，冠冕诸像，应为十王。再下还残存部分阅读长卷、驴头马首者与女供养人。此图可以确定为阿弥陀佛与双地藏，而且是露顶地藏与风帽地藏同时出现之像。虽然这个组合只见一例，但从上面分析《十王经》图情况，可知其并非绝不可能。至于地藏与弥陀的关系，则从《地藏菩萨经》以及《还魂记》本身等等，都有与净土信仰相关线索，所以并非不能成立。

小结

在地藏信仰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仅有《地藏菩萨经》阐明地藏与阎罗并坐，促使地藏进入冥府统领十王；而且有《道明和尚还魂记》，阐说地藏菩萨应覆顶披戴风帽，反说原来出自经典的露顶僧人形象为错。风帽地藏出现后，光头地藏也没有消失，两者的交叠多有所体现。不仅在《佛说十王经》长卷中同时出现，更在山西绢画的一幅图中得到对称的表现。虽然露顶地藏从唐代以后仍延续未断，但风帽地藏仍然演进成为了其最典型主流的形象。

在艺术史研究中会遇到一些比较奇特、似乎不尽合理之例。但如果从历史演进、宗教内涵的逻辑来深入分析，这些图像恰恰又能成为说明转折变化的关键之点。重要处是我们如何把握其间关系。

（注：本文原为2010年7月12日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活的遗产——东亚艺术史之反思，雷德侯教授荣退国际学术会”上的演讲）

注释：

[1]图像志iconography是iconology图像学的根基。图像的经典文献依据，则构成图像志的基础。

[2]拙文《“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证明《阎罗王授记经》是《佛说十王经》的基础。后者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赞词与插图。《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01页。

[3]敦煌文书中可以拣出30余件。参见笔者《地藏信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尹富《中国地藏信仰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

[4]参见Stephe F.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the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Hawaii, Honolulu. 1994.Somyies Jizo no shishi nitsuite. Trans Wang So-yin.

[5]Zhang zong, Comment le bodhisattva Dizang est parvenu à gouverner les Dix Rois des Enfers，《地藏统领十王的进程》，《雷德侯教授荣退纪念专刊》，《远东学刊纪要》，2010年7月，法国远东学院日本分部。

[6]X1638号《万续藏》第87册，第594页。清泰寺沙门知祐感应地藏记第二十九。

[7]张总：《四川绵阳北山院地藏十王龛像》，《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第84-92页，资中西崖龛为笔者记录。

[8]T410《大正藏》第13册，第681A页。

[9]T411《大正藏》第13册，《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1，第721页下。

[10]有学者曾说，唐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也有类似描述，则不足为据。因《本愿经》是中国撰述的伪经，仅托名实叉难陀。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唐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版1998年版，第374页。

[11]《法华经普门品》说观音菩萨有33变化身，《楞严经》中说观音菩萨有32变化身，基本一致。

[12]王惠民：《地藏研究目录》中说地藏菩萨的变化身有44身之多。应是与本文统计方式有所不同。

[13]《敦煌宝藏》第110册，第277-278页。庄明兴《中古中国的地藏信仰》（台湾大学1999年版，第75页），已阐明了此忏愿仪与经本的关系。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有更深入的对比研究。《中华佛学论丛》18，《法鼓文化》，2003年，第289-311页。

[14]《大正藏》第18册第8页。第20册第652页。

[15]《大正藏》图像卷五，第129页。

[16][17]《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画》SP19图，康清奴为已身病患，恐堕五趣而施画。图上有六道轮回，地藏胁侍两身普门菩萨。SP表示英国所藏敦煌画，MG表法国吉梅博物馆的敦煌绘画藏品。

[18]《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年》，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19]此据笔者的再次调查。由于题记上有泥苔，所以第二次调查时才得以辨识清楚。

[20]首都师范大学于硕博士关于《西游记》美术之系列论文涉及这一问题。

[21]见《英藏敦煌文献》第5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S.3092号下有录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页。施萍婷《敦煌遗书索引总目新编》仍有录文，并加注说明。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5页。

[22]不少学者对此已有讨论，如郑阿财《敦煌写本道明和尚还魂故事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讨会论文，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1998年3月；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16页。

[23]张献哲：《山西临猗发现两幅五代绢画》，《文物》1984年第7期，第53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