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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粟裕:五代宋初时期于阗王族的汉化研究——以敦煌石窟中的于阗王族供养像为中心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9月7日

[内容提要]曹氏归义军时期,由于曹氏家族与于阗王族的联姻政策,使得敦煌与于阗进入到一个密切交流的时期,大量于阗人活动在敦煌。在这个时间段中,敦煌石窟中出现了于阗王李圣天、皇后曹氏等于阗王族的供养像。通过对这些供养像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原地区的服饰制度在敦煌保留下来,于阗王族们的礼服明显模仿着汉地帝王、皇后的服饰,于阗太子所着的常服也与敦煌当地居民相同。在佛事活动上,于阗人与敦煌民众也是趋于一致,写经、造像并无二致。体现出于阗王族在服饰制度、佛教信仰方式上趋于汉化。这种汉化的倾向甚至西传到了于阗本土,使得晚期于阗出现了汉风明显的图像。

 

[关键词]于阗王族供养像;李圣天;服饰制度;佛事活动;汉化

 

后晋天福三年(938),于阗王李圣天遣使入中原朝贡,高祖石敬瑭随后遣使张匡鄴、高居诲前往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此时,距离于阗陷于吐蕃统治、中原王朝与于阗中断官方联系已经将近150年。[1]当高居诲一行人历时两年到达于阗见到李圣天本人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以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园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2]

 

这一描述也符合敦煌莫高窟98窟中于阗王李圣天的形象,显然,这位笃信佛教的于阗君主在汉使到达之前,就已经深沐汉风。在唐王朝的势力撤出于阗,又经历过吐蕃长达80余年“编发易服”[3]的统治之后,需要考虑到934年,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嫁女于李圣天。之后直到11世纪初,于阗灭亡之前,于阗与敦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需要将敦煌纳入视野之中。在敦煌,除了文书的记录之外,还有不少于阗王族的供养像出现在石窟之中。这些供养像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呈现出汉文化对于阗王族的影响?本文试从图像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敦煌石窟中的于阗王供养像

 

曹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家族与于阗王族结成姻亲关系,曹议金嫁女于阗王李圣天,之后曹延禄又娶了于阗公主李氏。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于阗人往返于沙州、于阗之间,除了留下大量的文书记录之外,作为曹家的姻亲,于阗王族的形象同样作为供养人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这些于阗王族供养像,有名字榜题的有六位,分别是于阗王李圣天和他的妻子曹氏、于阗公主曹延禄姬、以及太子从德兄弟。

 

对于于阗王族供养像,早期学者们除了利用榜题识读身份之外,主要集中在对几尊没有榜题的供养像的判断上。如李浴最早判断出榆林31窟李圣天夫人的形象,[4]谢稚柳最早完整辨认了榆林31窟的于阗王夫妇供养像,[5]此后学者皆同此说。454窟中的帝王形象在《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即记为于阗王。[6]沙武田在《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中有较为深入的讨论,[7]在文中他总结了前辈学者们的观点,认为98窟、4窟、榆林31窟同为李圣天,454窟则可能是李圣天的儿子尉迟输罗。身份判断之外,学者们利用敦煌文书中的记载,利用图像文史互证,如孙修身在《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8]一文中利用于阗瑞像、于阗王族供养像等探讨了敦煌和于阗的关系。张广达、荣新江整理了大量的与于阗相关的敦煌文书,认为于阗人对敦煌石窟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9]这种敦煌与于阗的交流并非单向,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敦煌对于阗王族的影响。

 

于阗王像在敦煌石窟中分别出现在4窟、98窟、454窟以及榆林31窟之中。其中4窟、98窟、榆林31窟均为于阗王夫妇供养像,唯有454窟中为一单身帝王的形象。

 

98窟中的于阗王像(图1),位于东壁门南北向第一身,身形较大,在他身前的牌位状榜题框中有明确标明其身份的榜题:“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李圣天立于华盖之下,头戴冕旒,冕板宽大,上有金轮数枚和二龙戏珠的装饰,六条珠旒,为黑、青相间的珠子串成。冠卷呈筒状,较高,数条龙盘绕其上,玉珠点缀其间,其头侧系有冠带(一说头巾)。李圣天容貌清秀,白面有短须,佩戴耳环,身着黑色衮服,肩部左右绘有金乌与桂树的日月图案,衮服上装饰着四爪龙,下裳为白色,同样绘制着飞翔在山、云之间的四足龙。他右手捻一朵金色花枝,左手持一长柄托板,其上放有香炉,腰间佩有拳头状手柄的宝剑,双足间有一菩萨装地天托足。4窟的位置、形象与之相同,榆林31窟的于阗王位于甬道北壁西向第一身,服饰与之基本相同,只是残损较为严重。

 

 

1  98窟李圣天供养像

 

李圣天的供养像中的于阗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双足间托足的地天。这一神祇在新疆和田、库车等地的佛教壁画中均有发现,通常出现在佛、毗沙门天王、贵族供养人的双足之间。[10]李圣天的脚下出现地神被认为是因其作为毗沙门天王的胤嗣,在图像上受到毗沙门天王像的影响。[1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和田与库车发现的地天,通常为世俗人物装扮,只是在其头后画出头光,标明其神灵的身份(图2)。但是在敦煌石窟中,毗沙门天王两足间的地神均为菩萨装,如绘制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154窟,南壁西侧的两身毗沙门天王像的双足间,即是一位绾发戴冠、胸装项圈的菩萨。传入汉地之后的毗沙门天王像,足间有地天的,也均为菩萨装。显然李圣天足下的地天,遵循的是汉地图像传统,和于阗本土相去甚远。

 

 

2  布盖乌于来克遗址坚牢女神像

 

标明李圣天身份神圣性的地天如此,这位君主的服饰在很多方面体现的也是中原帝王的服饰传统。据《旧唐书》“舆服志”载:

衮冕,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充耳,玉簪导。玄衣,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领为升龙,织成为之也。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裾,黻。绣龙、山、火三章,余同上。革带、大带、剑、、绶与上同。舄加金饰。[12]

 

十二旒的规格自唐显庆元年(656)九月开始:

太尉长孙无忌与修礼官等奏曰:准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臣无忌、志宁、敬宗等谨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13]

 

此后直到宋初,一直延续着十二旒的传统。李圣天的冕旒虽然装饰众多、样式华丽但仍然遵循着这一规格。在李圣天所着的衮服上两肩绘制着日月、衣袖上绘有升龙,下裳绘有山川、云朵、升龙,与唐代的衮服制度部分相合。可见李圣天的装束在一定程度上是秉承汉制的,这同样也表现在454窟于阗王的形象上(图3)。这身于阗王的服饰与98窟中李圣天的装扮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筒状冠卷较为低平,其上装饰着青绿色绘制的玉片。其冕旒同样为十二旒,冕板上绘制着山岳和北斗七星。其身上的衮服同样在肩部绘制着日月,袖口等处绘有四足升龙和凤鸟,其双手合于衣袖之中,足下未见托足的地天。其面部可能是经过后世重新绘制,线条潦草,仍然可以看出其为一长须长者。相比李圣天供养像的细腻精美,此像略显粗糙。但是,其衣冠服饰与《历代帝王图》(图4)中晋武帝司马炎较为相近。《历代帝王图》与敦煌壁画维摩变中的中原帝王形象较为相似,可能是由长安传入的图本所导致。[14]如此,敦煌的维摩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初唐时期的帝王装束样本,此题材在敦煌石窟中经久不衰,虽然每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帝王的服饰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图5)所示,为61窟东壁门南维摩变文殊下方的帝王形象,此帝王所戴的冕旒同样为十二旒,冕板上绘有北斗七星,双肩绘有日月、袖口上为四足升龙的图案,除了下裙为小团花的四方连续图案之外,其服饰与454窟的于阗王非常接近。敦煌石窟中的维摩变,保存了中原帝王的服饰传统,可能成为于阗王服饰的参照。

 

 

3  454窟于阗王像草图(陈粟裕绘)

 

 

4  《历代帝王图》晋武帝

 

 

5  61窟维摩变帝王

 

98窟、454窟的于阗王与曹氏归义军时期维摩变帝王形象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于阗王供养像的服饰存在着对维摩变中帝王形象的参照,这在454窟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李圣天的供养像保存了很多个性化的因素,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冕服与维摩变中中原帝王服饰的形制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李圣天之前,于阗诸位君主如尉迟胜、尉迟曜等人虽然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却没有留下关于他们服饰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更久远的高僧惠生与宋云的记载中,看到早期于阗王的形象:

……至于阗国,王头着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